1.刺进肺里的艰辛
自打来到上海之后，钱钟书倍感独在异乡的凄凉，为了维持生计，他找了很多职位，第一个职位是在上海中央图书馆担任编纂，第二个职位是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另外，他还在暨南大学教书。尽管当时的钱钟书正当中年，年富力强，可这三份工作一压下来，他还是感觉有点吃不消，怎么办？钱钟书于是学着在工作完之后去散散步，逛逛书摊，借以消解压力，放松心情。
他喜欢到卖书的地方看看，尤其是旧书摊，那时候上海的旧书多，旧书市场也发达，去逛的学者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收获，一天，钱钟书隔了十几天又来到旧书摊，发现有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在卖字，钱钟书一见那字心中便一动，看其规整，像刚脱离临摹的孩子手笔，可看那股子气势，又像个成年人，于是他上前问那三个孩子：我见这字，三幅有三种不同气韵，而用笔规整，严丝合缝，分明是一个的手笔，可一个人的手笔写这刚柔二种字犹可理解，其中一幅是含刚带柔，有绵里裹针之妙，没有十年的功力岂能达到这炉火纯青的笔法水平呢？再看你们不过是少年书生，不会有此功力，心想这字不是偷来的就是临摹来的罢，是以不敢过问而去，若是帮人卖画，这么好的字应该不会让你们几个孩子看着，若其中另有隐情，还请赐教。”
这三个孩子都是学过书法的，这字也是自己写的，因为经常被人夸奖字好，所以大胆贴出来卖，以补贴价贫穷的家境，他们见钱钟书品评的恰到好处，心中佩服，也惊喜不已，惊喜的是自己的字到底被市镇上的人承认，一旦承认就可以卖钱了，卖了钱就可以给父母减轻点负担了！其中二人刚要张嘴，那最高的孩子率先问道：“先不必说字，您看看这两幅画如何？”钱钟书一看就明白，这孩子临摹习学马远夏圭等人的“残山剩水"之画，深得旨趣，但他的画不但不逼仄，反而隐隐透漏着极大的气魄。他哪里知道，这孩子大几年又专攻范宽的大山水画，笔法逐渐有了气魄，变的精致而宏大，自己也是深以为自得的。
钱钟书一看，微微一笑，说道：“画倒也不错，又气魄又精妙，不足之处是画风分离，想必是年纪尚小的缘故，假以时日，肯定会成为大家的。”四人听了，一起咋舌。那高个率先说道：“阁下说的没错，品评的十分恰当，字是我写的，画是我这位兄弟画的，绝对不是临摹下来糊弄人的，如果您想要，我们只求个卖肉钱，回家给老先生改善一下吃食，如果您没钱，这字画就拿去吧！”钱钟书大感动人，立马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他们，挑了一副字，走了。
其实那几个孩子哪里知道，钱钟书的眼睛只能认识四种颜色，是个“色盲”，可他对字画出墨的用法如此熟悉而有亲和力，一语中的，三个孩子更没有想到，钱钟书不是家财万贯的风流才子，更不是附庸风雅的公子哥，他只是一个为了糊口往往备课到深夜的穷“秀才”！十块钱，在当时足够一个家庭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了，而在这背后，却是钱钟书消耗自己的生命力得到的报酬。
可是钱钟书还是给了孩子们钱，说实话，字不错，但没有自己写的好，也没有杨绛写的好，可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东西，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远大的报复跟枯燥的生活，这些对于自己，压力恐怕比对三个孩子来说要小吧？自己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做各种差事挣钱，而孩子们呢？正当是饱读诗书的年龄，却为了糊口而卖艺！
另外，在感慨时代的不公平、感慨三个孩子的可怜的同时，钱钟书的内心深处对这三个孩子充满了感激，在国家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竟然还有人有这份传承中华文化的心情，他心潮澎湃，为了糊口，自己都不敢说一直是以中华文化的强盛为己任务的，而这三个孩子在这上面下了多少工夫，是可想而知的。
钱钟书边走边听，身后没有传来欢呼声或者喝彩声，这是他希望的，他不希望孩子们夸大没有得到的东西的作用，当钱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们需要知道，原来钱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三人的心中想到的，应该是一件事情--起码，人之间的情意就比金钱的价值更高！钱钟书奋起脚步，迅速离去，他感受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
2.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围城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围城。一些不愿意直接面对外面世界的人，就以墙为壳，建起一道保护自己的屏障。一些心中有想法的人，则以墙为结界，建起自己的城堡，钱钟书晚年的时候没有什么故作的想法，就是在自己的家中搞学问，而自己的城堡，就是他的家。
钱钟书开始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种种，这些事情也引发了他对生活的思考，上海对他来说就好比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他从这个窗口，见到了自己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他的著名小说集《人·鬼·兽》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通过一点看世界，自然有别样的风味，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的名篇《窗》就很好地体现了钱钟书思考的心路。在钱钟书的眼中，体会到世界的冷酷的人，才会刻意将自己关在自己的城堡之中，而只有体会到世界的温暖的人，才会将自己的眼光从城堡中伸出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在文章的开头，钱钟书开门见山地说道：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这话说得犀利，丝毫没有享受春光的那种慵懒与寂寞难耐，这很准确地体现出了钱钟书的心境，他当时是讨生活的，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去玩弄春天，他说，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的，好比画配了框子，这体现出钱钟书当时倾向于内敛的风格，这应是他一生的性格了。
而之所以将外面世界对人的吸引过程放在春天，也是钱钟书独具心裁的看法。
“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可以看出来，钱钟书已经在悲观的人生哲学中找到了乐观的态度，窗子是不同于门的，窗子逗引人的鬼鬼祟祟的动机，门是正大光明的象征，这是从用途上将二者进行划分，而如果用城堡理论来分析的话，窗子是有独特的性情的人不被外面的世界遗忘的途径，门则是门里的人准备好接受世界的一切的一个途径。但是如果从乐观的人生哲学来解释的话，窗子跟门都可以是快乐的源泉，这又是钱钟书所说的“殊途同归”了。
然后，钱钟书开始了他最拿手最经典的论述，他引用《归去来辞》里面的两句话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
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
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
最后这句话，多数看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为钱钟书的幽默所折服。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这便是外面的世界对窗子的反应了，门在特定的时间是关上的，将屋子里的一切跟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而窗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给外面的世界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现象；比如屋子里有灯，这说明里面的人还没有睡觉，如果窗子开着，说明里面的肯定有人在活动，甚至，如果一个窗子上面的玻璃碎了，见到的人不免会联想到这家会不会遭到了盗窃？或者有其他别的事情发生？这就是窗子的传递性，钱钟书深知一个自闭的人会自我摧残到什么程度，这种由窗子而来的给人的启发，通俗易懂。
钱钟书由窗子讲到了人，讲到了文化，从这些精当的描写、包揽东西方的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在文化的“打通”方面做得是多么全面。跟二十世纪的很多大家，比如周作人等不同，钱钟书的文章不故作玄虚，而显示出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因而就更加鲜活。
其中对加缪典故的描写，充分体现出钱钟书的眼界的开阔性，比如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引用加缪的典故，加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与小说家，其作品是不太好懂的，可是钱钟书看得津津有味，并且可以熟练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就在钱钟书有滋有味地思考人生的城堡理论围城理论，思量自己的思路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对《围城》的反响开始如潮水般涌来，首先是对这本作品的各种褒奖，有人说，着就相当于当代的儒林外史，是值得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反思的；有人说，这本书三百页多，却有七八百个比喻句，这是语言学大师才有的对修辞的敏感；更有的人说，这本书体现出了非常深厚的哲学意识，甚至专门写文章来论述钱钟书的哲学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