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什莉的痉挛渐渐变得严重了，而且，尽管住了好几次院，也接受了各种治疗，但痉挛还是在发作。“琼经常过来看看。”梅休女士说，在接下来的5个月中，她已经数不过来阿什莉这种突然而又神秘的晕倒发生过多少次了。每一次，她都害怕有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最终，它还是发生了。一天，阿什莉的痉挛又发作了，她开始脸色发青，还停止了呼吸。梅休女士没有拨打911，而是再一次给琼·西格打了电话。她知道，这位健身老师赶到这里的速度，比从25英里外距离这里最近的医院开出的救护车要快。两名了解阿什莉的情况的、和她一起上救生课的同学通过警方的广播得知了这件事，也赶了过来。他们赶到时，西格老师已经在给阿什莉做急救了。两个男孩也加入了急救中，3个重要陌生人一起挽救了阿什莉的生命。
视野因素
除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比如离婚，我们的核心社交圈一般是稳定的，而处于第4道圆圈上的社会关系则是比较短暂的，也是可以放弃的。如果我们换工作、成为父母、结束一段恋情、回学校读书或者遇到其他重大生活变动，常常就会和不少原来认识的人失去联系。更不易为人察觉的是，时间，我们对于拥有多少时间的主观体验，也是影响我们社交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
46岁的雷蒙德·周在一家广告公司负责创意部的管理工作。周先生在香港出生并接受教育，他和与他相恋了20年的美国恋人仍然居住在香港。周先生最核心的社会关系有他的恋人、家人，还有几个亲密的朋友。
但是和很多香港人一样，他的工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因此，在他的社交护航队中，大部分都是他的重要陌生人：同事、客户，以及广告行业中的、仅仅是他“生活中的过客”的同行。但是，在几年前，周先生的关注点几乎完全改变了，转到了核心社交圈上。为了了解这是为什么，你必须先对香港的现代和近代历史有所了解。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结束156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的日子，在这一天之前的13年中，每个人都在想，中国政府是否会给香港放任自由的货币政策施加压力，而正是因为有这个政策，才使得这个城市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富裕。
就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这座城市的经济形势很快就出现了混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源于泰国并影响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的。香港回归只是使得事情更为复杂了。房地产价值出现了戏剧性的下滑。周先生回忆说，每个人都在不顾一切地想保住自己的工作。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座充满工作狂的城市。“很多香港人每天有两顿饭都是和同事一起吃的。”周先生说，“然后他们才回家，第二天再回来工作。我所在的广告业特别糟糕，但是会计、银行业也是一样。即使是医生，也常常要一天工作9到10个小时。”而并不是只有白领才这样。周先生的哥哥是一名司机，他每周要工作6天。这种回归后的不确定感使香港的竞争更激烈了。“很多人想的是要比老板下班晚一些。”周先生回忆道，“渐渐的，这就成了每个人的习惯。”
在2003年，就在经济形势开始自行好转时，香港却又面临了另一个危机：SARS的流行。“这比香港回归要糟糕得多。”周先生回忆说，“整个香港几乎停滞了。你没法知道谁身上带着病毒，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病毒是怎么传播的。”幸运的是，周先生在SARS流行期间正好没有工作，他也就几乎不需要出门。如果他要出门，就绝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不和关系泛泛的朋友来往，只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家人和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保持联系。在每个周六，他会和父亲通过摄像头“见面”。“那就好像在战争期间一样。”
研究解释了雷蒙德·周在SARS流行期间的社交选择：如果自己的处境如衰老、疾病使自己觉得时间所剩无几，或者遇到超出自己控制的某个情况，比如政治变革或大规模流行病，如果环境让人们感到剩余的时间不多，那么这些情况就会提醒我们，生命是有限的，而我们就会把关注点从重要陌生人身上转移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社交护航队由我们的需要所塑造。尽管我们通常所需要和寻求的既有舒适感，也有新奇感，但在特定时刻，平衡点是非此即彼的。
当我们面临某种形式的终结时，比如搬家，我们就会更倾向于选择情感支持和熟悉感。于是，我们将与心中最亲近的人、我们非常了解而且可以去依靠的人同在。但是，如果我们感到自己拥有这个世界上的全部时间，就会渴望信息和新奇感——这是使生活充满趣味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走向能教给我们新的妙计、帮助我们去往前方的重要陌生人。我们甚至还愿意接受某个会使我们焦虑和不舒服的人，比如一位反复无常的教授，如果她能打开合适的门的话。
在学术界，这个概念被称为“社会情感选择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提出的。起初，她的目标是弄清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总是有规模较小的社交护航队，而且主要由至亲好友组成。
卡斯滕森没有接受广为流传的假设，即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已经做好准备面对死亡而不再积极地去社交，而是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显示出能够解释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社交圈缩小的原因，是“对剩余时间的期待”，而不是他们的年龄本身。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卡斯滕森还向人们展示出，社交选择可以轻而易举地受到控制。
在实验的早期，研究者告知不同组的实验被试，想象自己身处两个不同的场景之中。在第一个场景中，他们发现自己有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将选择和谁一起度过这段时间——一名最亲近的家人、最近刚认识的一个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点的人，或者刚刚读过的一本书的作者·可以预计的是，年长组的被试（年龄在65～9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2岁）选择去看望家人，而多数较年轻的被试则选择了至亲好友之外的人——一名重要陌生人或一名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但是之后，被试被告知，想象自己正在忙碌地为搬家到千里之外做准备，好不容易抽出30分钟用来社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将选择和谁一起度过这30分钟？第二个场景迫使被试去考虑将与家人和朋友分离的情况。鉴于这种有限的视野——他们的“最后几个星期”，年轻被试的回答实际上与年长被试的回答是相同的。他们同样也更倾向于与家人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有趣的是，年长被试的答案也可以通过改变场景描述来控制。研究者将“如果……会……”的情况呈现给了一组年长被试：你的医生刚刚打电话告诉你，一种突破性医学成就将能使你的寿命再延长20年。有了这种扩大的视野，年长被试就不再比年轻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和家人一起度过
空闲时光了。
从那以后，卡斯滕森和她的同事已经在不同的人群中再次进行了这一研究，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例如，艾滋病患者的回答与年长者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奇怪。而“9·11”造成的后果是，年长和年轻的被试都更加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社交对象——家人和密友。
在不那么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这个理论依然有效。香港年轻人的特点是，除非有明显的外部威胁，否则他们会更愿意选择不那么正式的社会关系，这与他们的美国同龄人是一样的。而年长群体的特点是选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社交对象，除非他们能拥有更宽松的时间。当卡斯滕森和她的同事考察SARS的影响时，他们的发现也重现了雷蒙德·周在当时的社交选择：各个年龄段的人对安全和救助的寻求都超过了对新奇的寻求。
在SARS刚开始流行时，周先生工作的广告公司在公司内部进行了一项调查，请员工回答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优先级显然已经发生了改变，生命和健康突然变得比工作和金钱更加重要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周先生说，“每个人都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周先生工作的公司没有开展后续研究，但是看一看今天的香港，他观察到：“一般来说，人们正在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像以往那么拼命工作，工作很长时间。”周先生指出，起初，经济已经滑落到了谷底，但是在SARS流行之后的12个月之内，房地产价值和股市就迅速反弹并一直保持上涨态势。周先生说，“繁荣感和富裕感”，象征着未来的东西，战胜了预示着更有限视野的“危机感”。“现在，SARS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卡斯滕森的后续研究支持了周先生的观察发现：在SARS结束流行、旅行建议又开始抬头之后，各个年龄段的香港居民都更倾向于选择多与普通熟人交往，而不是至亲好友。重要陌生人又回到了人们的社交日程表当中。
如果想一想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重大事件，比如疾病，甚至是好事，比如毕业或升职，以上发现也都能说明问题。正如你所知，所有这些事件都标志着生活中某个阶段的结束。而很有可能，这样的事件能促进你与所爱之人的关系。或者，你也许曾经在一名英年早逝好友的葬礼上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你发誓说，要与老朋友们、了解你的人保持密切联系。
可通常，这样的誓言总是很短暂。这不是说你冷漠无情，而是因为你的需要在变化，于是你的动机也跟着变化。一旦恐惧和悲痛减轻了，你的视野就又扩大了，你会再次去寻求兴奋、发展和新的体验，而不是只和家人待在一起。事实是，在多数时间里，我们都需要并且想要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至亲好友，但如果在社交护航队中没有重要陌生人，我们也走不了太远。
跨界合作101法：逍遥校长
几乎每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新生入学期间（至少在这个故事中是这样发展的），都会有某个18岁的大一新生给家里打电话，给家人讲述那个在大厅对面一个房间里睡觉的“古怪的老家伙”。当警觉的家长们得知，穿着睡衣的那个怪人不是别人，正是这所大学的校长，在高等教育领域最富有智慧、最受尊敬的专家之一，59岁的格雷厄姆·斯帕尼尔，他们就放松了，当然他们也非常惊讶。斯帕尼尔每次都会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周住在大一新生的宿舍。下面就让我们来谈一谈跨界合作吧！
“有的书写的是你该如何保持校长身份的权威性。”管理24个校区38200名员工的斯帕尼尔校长说，“那可不是我的风格。”斯帕尼尔没有站在所有人之上管理，而是把自己置于员工之中来管理——这种管理方法不仅使管理者敢于从神坛上走下来，而且让他对此颇有兴致。尽管斯帕尼尔是如此巨大的一个机构的领导者，但他对学校的管理就像在运营自己的社交护航队，而且一直在将新的重要陌生人加入到队伍中来。
见到斯帕尼尔校长，这个笑容灿烂、身材魁梧的家伙，你就能判断出来，他并不是只出于“兴致”才这样做管理工作的。他是在享受其中的乐趣；还说感到整天坐在办公桌后面很“无聊”。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5月，你会发现，斯帕尼尔校长要带领新招聘的教师周游宾州，做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之旅，不仅游览宾州州立大学的其他校区，还会带他们去参观哈雷摩托和好时巧克力的工厂，以及美国独立纪念馆那样的历史名胜。“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他解释说，“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途中，我们就可以相互了解。”在学年中的某个特定日子，你还可以看到斯帕尼尔校长在学生会表演魔术。在体育馆，你很可能会看到他和学生或某个教师在一起打壁球。斯帕尼尔校长和他的妻子，学校里的一名英语教授，正在为卫冕校园联盟冠军做准备。在橄榄球比赛中，有时他会化装成学校的吉祥物狮子尼特尼，参加半场比赛。星期六的晚上，他会作为“DeaconsofDixieland”爵士乐队的一员到市中心去演奏敲击板。斯帕尼尔校长还自己回复邮件。“这是与人联系的一种方式，能够突破我在这个位置上所面对的一些障碍。”
在斯帕尼尔校长的背景中，很少有能预示他这种反传统的管理和教育方式的内容。他是家里3个孩子中的老大，在芝加哥南部地区一个工薪阶层移民社区长大。他的母亲是一名接待员、秘书，父亲是卡车装卸工，还曾经经营过一段时间的干洗店，最后又当上了邮政局长。斯帕尼尔的父亲“适当地融入社区”，这与许多婴儿潮时期出生者的父亲没有什么不同：他是童子军团长，20世纪60年代在肯尼迪竞选期间，他是民主党的一名区域委员，还是扶轮社的一名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