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互利是人们所需要的，也许对重要陌生人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把他们扔下不管太容易了。这就好像德·瓦尔所做研究中的类人猿，它们为偶然间遇到的同伴理毛，但也期待能获得回报，人类在相互之间也会进行类似的评估——显然，在关系发展的早期就要进行这样的评估。对在传播课上第一次碰面的大一新生进行追踪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谈话的最初10分钟里，每一方都对对方的“未来价值”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学生根据对方的长相、头脑、受欢迎程度、人格特点或对方身上在未来几周可能对自己有益的任何其他素质，对他们进行判断。那些觉得对方不错的学生会以能强化他们之间关系的方式行事，而那些在一开始就认为对方没有结交必要的学生则以相反的方式行事。9个星期之后，他们积极或消极的观点都没有改变。而且，怀有消极观点的学生对关系发展有掌控权：一旦他们决定这不是一段值得发展的关系，对方也几乎没有办法去改变形势。
跨越社会鸿沟：心智错误与隐含的现实
即使两名重要陌生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比如说，其中一人更富有、更有权力、更年长、更有知识，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依然能保持很长时间，只要双方都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好感、晋升、赞美、金钱、情感满足或精神支持。但是，对于那些哪怕是我们中怀有最美好的动机的人来说，有些社会鸿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跨越的。
凯瑟琳·莫根森★和她工作的一座低矮写字楼里的维修工是朋友。
这座写字楼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一座小城的主街上，莫根森就在这座楼里的一家出版公司工作。萨姆·史密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似乎运气不太好——他是那种时常会从我们身边经过但却不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人。莫根森总要花上几分钟和史密斯聊聊天。史密斯会向莫根森讲一些关于自己生活的情况，而莫根森会带着欣赏的态度倾听。但是，不久之后，史密斯开始在休息的时候去莫根森的办公室。他会待在莫根森办公桌的旁边，期待着莫根森能抽出时间来注意到他。
有时候，莫根森的工作任务很繁重，而史密斯的短暂拜访就好像是一个负担。“我会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对这个人好声好气？有时我会说：‘萨姆，我真的很忙。’这样他就会离开，脸上带着沮丧的表情。”在史密斯下一次去莫根森的办公室时，她会试着更加耐心一些。“他的生活很单一，我是他的日常存在中的一个元素。从中他得到了很多欢乐。我对自己说，你可以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来几分钟，这个人需要你——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并不总是能很轻松地在为自己付出和为别人付出之间找到平衡。在亲密关系中都很难做到！这让人心力交瘁。”
科学有助于解释莫根森的困惑：根据“自我损耗”理论，我们并非拥有无限的注意力和控制力，一件事情会损耗另一件事情。特定的社交情境会使我们焦虑，让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控制。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监控自己的思维、情感或冲动，也许还要以某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典型行为。
这属于印象管理的部分内容——我们不希望其他人对自己产生不好的想法。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只剩下较少的精力用于某个需要敏锐智力的任务。情况是这样的：给自己布置一份伤脑筋的社交作业，比如第一次与某人相见，或者在朋友面前表现得很自负，与平时的你完全不同（社会学家曾经使用这些情境在大学生身上考察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如果那时你被要求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数学题，那么很可能你做得就没那么准确，或者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
事实上，社交任务掠夺了你投入给智力任务的注意力。
按理说，如果莫根森希望维持她与史密斯的关系，特别是在他不请自来地进入她的办公室时，她就只能消耗额外的精力来与那些内心的声音做斗争：我没有时间接待他。她还要表现出一副能让史密斯将她看做一个富于同情心、思想开放的人的样子。莫根森可以是这样的人，但是在史密斯面前，她不得不比在熟悉的朋友面前更努力地展现自我。莫根森并不非常了解史密斯，他们两人来自不同的世界，这样一来，她甚至只能用与对待核心社交圈里的人所不同的方式和史密斯说话。因此，就有了讽刺的效果：两人之间的不同点，本来是与重要陌生人建立联系时所带来的最富有回报、最能引发成长的方面之一，现在却走了下坡路。
尽管莫根森承认自己愿意与人交往，并愿意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联系，但她也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表现出了阻碍自己美好动机实现的态度。
无论你将这看做一起事故还是看做有东西要学习的精神作业，我们都是生而就属于某种特定的社交群体，而且后来也会做出选择。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这些更大规模的群体会影响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尽管我们认为自己对不同于自己的人保持开放，但“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associationtest，IAT）却指出，我们中的多数人心里都怀有无意识的偏见。内隐联想测验有不同的版本，需要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
性别、民族、宗教、性、体型、残障、年龄以及政治意识等，经常在一开始就会妨碍关系的形成，内隐联想测验就是用于揭示人们对待这些事物的隐含态度的。例如，用于种族的IAT测验列出白人和黑人的面孔，并请你将褒义和贬义的形容词与这些面孔匹配，速度越快越好。如果你更坚定地将褒义形容词与白人面孔联系在一起，那么施测者就会假定，相对于将褒义形容词与黑人面孔匹配或将贬义形容词与白人面孔匹配，你将白人与褒义词进行匹配所需要的时间应该较少。
IAT测验使用过600万次之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运行、考察我们无意识态度的一个实验室“内隐项目”发现，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甚至黑人（尽管在黑人中是最不明显的），都表现出了支持白人的偏见。多数人还对身材苗条者的偏好胜于身材肥胖者，对异性恋者的偏好胜于同性恋者，对肢体健全者的偏好胜于残障者。我们将男性与理科及职业化联系在一起，将女性与文科及家庭联系在一起。在所有这些偏好之中，最突出的是对年轻人的偏好胜于老年人。内隐态度与我们有意识的或外显的倾向是不符的，这个现象很少有例外。因此，在我们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的同时，大脑却在告诉我们，主流群体要更胜一筹。（你可以到www.implicit.harvard.edu网站去做一做IAT测验和一个评估你对各种论断的外显态度的简短调查。）
哈佛大学的学者玛扎琳·巴纳吉是“内隐项目”实验室的奠基人之一，她避免使用“偏见”这个词，而将这些不假思索的偏好称为“心智错误”——我们大脑这个软件中的小故障，部分由环境引起，部分由进化引起。我们祖先的生活取决于他们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能力。这是我们天生就具有的能力的一部分。“我们在婴儿身上看到了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他们似乎已经做好准备能非常迅速地获得表明‘这是我，这不是我’的那类信息。”巴纳吉强调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很多要反抗的东西：我们这个已经发展了几百万年的物种，还有社会原型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自身体验。”
我们受到对“相异事物”无意识态度的影响，而且我们集中注意的能力会在身边围绕着与自己不同的人时受到干扰。了解这两点，对理解重要陌生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定义，重要陌生人往往是和我们不相似的人，或者至少是拥有我们所不熟悉经历的人。认识重要陌生人的过程可能是有压力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社会心理学家詹妮弗·里奇森在用IAT测量白人和黑人学生时指明了这一点，而后，在一个看似不相干的活动中，她让每个学生同一名与自己同种族或不同种族的访谈者交谈。最后，她让学生们接受“斯楚普测验”。斯楚普测验指的是让被试迅速命名用与词义不同颜色的字写就的表示颜色的词——例如，“绿”这个词用红色的字写就——这要求被试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在遇到一名黑人访谈者之后，白人学生在斯楚普测验中的表现比遇到白人访谈者之后的表现要糟。他们的内隐偏见越突出（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在与和自己不同种族的人交谈之后，他们的表现就越糟糕。对黑人学生来说，情况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对白人的态度越消极，在与和自己不同种族的人交谈之后在测验中的表现，就比与和自己同种族的人交谈之后的表现就差得越多。在与和自己同种族的人交谈过后，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在测验中的表现都不错。
里奇森强调，在鸿沟的两岸，个体的不自在是有不同原因的：白人或主流群体的成员，通常是担心自己表现出了偏见，而黑人或少数族群的个体，则对自己作为偏见的对象或几乎人人确信的消极原形感到担心。
里奇森及其同事得出结论说，不管是哪样，这种跨越障碍的互动（在这个例子中是跨种族）“都是要耗费认知资源的”。
尽管这些研究涉及的是第一次会面，而且还没有人考察过阶层间互动这个棘手的难题，但这些研究发现还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时凯瑟琳·莫根森觉得与萨姆·史密斯的会面让自己“心力交瘁”。这些研究还能够清楚地表明低收入的工人与较为富裕的主管、同事、顾客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同样也是令人疲惫、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于，安然解决结识重要陌生人时的不自在，能最终帮助搭建起跨越这些鸿沟的桥梁吗·
莫根森还在尝试。她将这视为自己的精神目标之一。“我想，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如果承受不了，就不要对你几乎不认识的人太过友善。
最后我总算能做到维护自己的底线了，在大多数日子里，我对此感觉都不错。”
莫根森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使“相异事物”更容易接触得到，因此通过朋友和认识的人与不同于自己的人交往也就更加不足为奇了。多数社会学家都同意，尽管研究发现在怎样的类型、强度、时间长短最有效方面有所区别，但与不属于自己群体的成员或与原先的刻板印象不符的人直接接触，能够慢慢地减轻偏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努力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在我们被强行推入某个境地而且又不希望表现出偏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莫根森承认，她发现史密斯意外到访的时候最让她伤脑筋。）
另一种情况是主动出击——也就是说，去寻找与自己不同的人。里奇森发现，在和与自己不同种族的人交谈后，被告知“要避免偏见”的学生，在斯楚普测验中比那些被告知“要进行积极的跨文化交流”的学生表现要糟。前者是需要打起精神，他们不得不比后者更加警惕。遗憾的是，这正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在需要“政治上正确”的时候所使用的默认策略。里奇森建议我们要转换方向。我们不是要试着通过控制自己来避免表现出偏见，这是一项要索取情感与认知代价的策略。我们可以采用是要采用她所说的“趋近行为”，包括“跨文化学习、发展友谊以及为实现相互理解的真诚对话”。这听起来在很像与重要陌生人形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