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
在政治上，延安整风继续进行。中共中央调整和精简了中央机关，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被首次提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国之命运》发表，第三次反共高潮发动并被制止；盛世才在新疆秘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召开，宪政运动再度兴起，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并确立战时体制；日汪联合上演交还租界闹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再次改组，开始纳入汪伪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重庆国民政府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
在军事上，日军继续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对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八路军进行了像林南战役那样的反"扫荡"作战：新四军除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外，还反击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的挑衅；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局部进攻；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正面战场进行了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开始进行缅北、滇南反攻作战；吴化文、庞炳勋等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敌，变成伪军。
在外交上，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解除对共产国际的各种义务；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为标志，许多国家纷纷废除在华特权，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中美英苏签署《四国普遍安全宣言>，就结束战争和战后安排作了部署；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签署《开罗宣言》；日汪签订同盟条约，汪精卫出席大东亚会议，汪伪国民政府进一步纳入日本的战时体制，成为其附庸。
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国民政府作出种种姿态，要求日本允许其向英美宣战，但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和汪伪国民政府的自身难保，这一要求未获日本同意。伴随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惨败，日本开始考虑汪伪国民政府参战问题。1942年11月27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决定，以允许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作为打开日中局面重大转机的政策。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规定，汪伪国民政府参战，是打破中日战争现状的一大转机；为促使其对英美宣战，应专心加强其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国民政府借以抗日的口实。当天，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将日本的决定告诉了应召去东京的汪精卫，双方还商定1943年1月中旬以后，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
年1月6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国特密第7号电报，获知美国通过与中国谈判，签订中美新约，将于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决定将汪伪国民政府的参战日期提前。1月7日晚11时，日驻南京伪国民政府大使重光葵奉外务省之命，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要求汪伪国民政府提前对英美宣战，汪精卫表示1月9日实行宣战。1月9日上午10时，汪精卫召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对英美宣战。当天，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对英美宣战布告。
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考试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长梁鸿志共同签署了对英美宣战布告。布告称："前年12月8日大东亚战争发动之始，国民政府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之精神，声明决与友邦日本同甘共苦。自是以来，着手新国民运动，从事保障治安，改善民生，期于增进国力，协助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乃英美等国仍沿用其百年以来分裂东亚之政策，且变本加厉，竟勾引渝方分子，参加所谓英美战线，出兵缅印，以东亚人残杀东亚人。最近因其暴力已次第为友邦日本陆海空军所击破，侵略东亚之根据地亦已丧失，乃益逞狡谋，且嫉视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之和平发展，唆使渝方分子，不断侵扰，以阻挠各种建设之进行，并迳以自国飞机，借渝方为根据，向我武汉广州等处，屡施轰炸，残害平民。在渝方分子，甘受英美驱使，躬为英美叛逆，固属可耻，而英美对于东亚处心积虑，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以图遂其最后并吞之欲，尤为东亚民族所当同仇敌忾。国民政府为此宣告，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满泰两国，夙敦友好，对于东亚共荣，尤具同心，今后当益谋提携，以期共同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东亚新秩序，德意诸友邦，数年以来，在西方与英美势力周旋，迭获胜利之光荣，我国今兹参加大东亚战争，当相与呼应，以期对于世界全体之公正的新秩序有所贡献，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实现国父大亚洲主义之唯一时会，中华民国之复兴，大东亚共荣建设之实现，世界全体正义和平之获得，胥系于此。其一德一心，戮力始终，以贯彻此伟大时代之伟大使命。"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对英美宣战布告后，伪外交部也随之将此通告日本的盟国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各国傀儡组织。日本政府、伪满洲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对汪伪国民政府向英美宣战表示支持。
为鼓动汪伪国民政府参战，1943年1月9日，日驻南京伪政权大使重光葵与汪精卫签订《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规定：日本政府应将日本国在中华民国之内现今所有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伪国民政府；承认伪国民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承认伪国民政府迅速收回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日本国政府对于日本国在中华民国国内现今所有治外法权业经决定速行撤废。随后，日汪之间上演了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的闹剧。
年2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接收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特任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两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为接收租界委员会委员，罗君强、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汤应煌为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3月4日，日汪开始进行交还专管租界的谈判。14日，双方签订了《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规定在3月30日交还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重庆等地专管租界。16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特派陈君慧、吴颂皋、陈群、傅式说、李士群为接收天津、汉口、厦门、杭州、苏州等地日本专管租界委员。3月22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北京公使馆区域收回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3月30日，日汪双方分别在汉口、天津、苏州、北平、杭州举行交还接收日本专管租界及北平使馆区仪式。6月30日，褚民谊与日驻南京伪政权大使谷正之签订《关于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及《了解事项》；7月23日，褚民谊又与意大利驻南京伪政权大使贾良谊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7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接收租界仪式，并将租界区域改为第八区，特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任第八区公署主任。8月1日，汪伪国民政府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接收公共租界仪式，并将原公共租界区域改称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任区公署主任。至此，日汪交还租界的闹剧结束。
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表明其进一步沦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贩夫走卒和罪恶工具，而日本所谓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骗局。就在日本交还在华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同时，1943年7月31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关于对在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臣民课税之条约》及《附属协定》，规定：日本国臣民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如侨民有应依据司法手续者，在服从中国裁判管辖权以前，由日本国领事官行之；8月1日起实施。这一协定的签订，证明日本撤废治外法权不过是一个骗局。
汪伪国民政府确立战时体制
汪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后，进入所谓战时状态。为实施战时体制，1943年1月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设立最高国防会议及《最高国防会议组织纲要》。《纲要》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战时设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关于国防之重要事宜；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战时每月开会一次，闭会期间，其职权由最高国防会议执行；最高国防会议每周开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最高国防会议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主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一人，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总参谋长及陆军、海军、内政、外交、实业、宣传各部部长为委员；中央及地方军政长官有必要时，得由最高国防会议主席令其出席或列席。根据上述原则，最高国防会议以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周佛海、王揖唐、鲍文樾、叶蓬、任援道、陈群、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等为委员。最高国防会议的设立，适应了汪伪政权战时体制的需要，实际上取代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确立了汪精卫一派在伪政权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最高国防会议成立后，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汪伪国民政府对中央和地方机构进行了调整。1943年1月13日，最高国防会议召开首次会议，决定将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改隶于国民政府；将原考试院铨叙部改隶于行政院；将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改设社会福利部；将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食部；取消边疆委员会，于内政部内设边疆局；撤销侨务委员会，于外交部内设侨务局；将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改设建设部；将行政院秘书处、参事厅、法制局等合并，改设秘书厅；每部改设次长一人，辅佐部长处理部务。任命陈君慧、顾宝衡、丁默邨为建设、粮食、社会福利部长。
年1月2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调整汪伪国民政府辖区地方行政机构，将各省政府主席改为省长制，现任省政府委员免去委员名义，调任为参事，兼任厅局长、秘书长改为专任；特任李士群、傅式说、高冠吾、杨揆一、陈耀祖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省省长。会议还修订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经济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委员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副委员长，外交、财政、实业、建设、粮食各部部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实业、建设总署督办为当然委员。特派汪精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周佛海为副委员长，褚民谊、梅思平、陈君慧、顾宝衡、汪时璟、王荫泰、余晋和、周作民、唐寿民、吴震修、项康元、李升伯、江上达、孙仲立、汤澄波、朱朴、孔宪铿、任西萍、胡泽吾、周化人、何炳贤、李景武为委员，陈君慧为秘书长。特派王揖唐、周作人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聘任汪时璟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汪伪国民政府按照《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的规定，逐步采取了加强汪伪中央政府的权力，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减少地方特殊性的若干措施。为改变华北政务委员会自成一体、政出一门的现状，汪伪国民政府根据1943年1月9日制定的《最高国防会议组织纲要》和1943年1月20日修订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被特任为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加强了伪中央政府的所谓统一。2月2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宣布从2月5日起，去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上方附加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与此相适应，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于2月3日宣布，从2月9日起，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禁止悬挂五色旗。此举被汪伪方面吹嘘为"从此不但在实质上，并且在形式上表现了南北的统一"。
月8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改组华北政务委员会令，准王揖唐辞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特任原常务委员朱深继任。齐燮元为常务委员兼治安总署、内务总署督办及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汪时璟为常务委员兼财政总署督办，苏体仁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王荫泰为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张伸直为政务厅长，刘玉书为北平特别市市长。王揖唐一直反对华北的中央化，为汪精卫所不喜，撤换乃是意料中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改组，表明其实际上已纳入汪伪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7月2日朱深病死后，7月4日，汪伪国民政府任命王克敏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表示与伪中央一致，王克敏亲去南京拜谒汪精卫。10月4日，汪伪国民政府撤销苏皖豫"绥靖区"，设立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委员办事处，以统一中央军事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中央化，是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战时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加强汪伪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1943年9月3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特派亲汪的郝鹏举为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11月25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设立徐州"绥靖"主任公署，任命郝鹏举为"绥靖"主任。1944年1月13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取消苏淮特别行政区，改设淮海省，任郝鹏举为淮海省省长。在华中占领区，1943年5月6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设置伪江西省政府，任邓祖禹为伪省长，所辖地区为南昌、九江、新建、安义、永修、南新、广济、德安、瑞昌、星子等10县。10月19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改汉口特别市为普通市，改隶于伪湖北省政府。至此，汪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华中、华北地区伪政权的统一。尽管这种统一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但却是汪伪国民政府在实施战时体制的情况下完成的。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急需国际社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于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断达10余年的废约运动的呼声，再度高涨。从1941年4月起，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开始同美英当局就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过初步磋商。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郭泰祺发表换文，表示：一俟中国境内和平恢复后，美国愿与中国政府协商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6月11日，英国副外交大臣白特勒在英国下院开会时宣称，英国愿于战后放弃在华特权，并解决领事裁判权、租界等问题。显然，美英两国均无意在战争期间放弃在华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