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侠向以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着称于世，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牛鬼蛇神”。1966年范老去世，作为昔日助手，他请求参加追悼会，竟遭红卫兵喝骂：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追悼会？谭其骧早在1957年受命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算是“钦定”的任务，却仍以“学术权威”关进“牛棚”，难逃受辱的命运，据家属追忆，“夜深人静之时，家门外造反派一声吼叫，父亲就得乖乖地跟了去，然后遭到彻夜的跪罚”。吴天墀的遭际更为坎坷，因参加过青年党，进入五十年代，就褫夺了教职，失去了工作，只得靠拉板车维持家计，其师王恩洋有诗说他“近在蓉市拉板车，面目黧黑体力健”。他的老师徐中舒与蒙文通惟恐其荒废学业，建议他研究西夏史，但不在大学，图书资料无法解决。直到五年以后，因徐中舒大力干预，才调回四川大学当历史系资料员，却事务繁忙，运动不断，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断断续续完成了《西夏史稿》。其《文史存稿》后记题为《悠悠往事》，却只字未提自己的“文革”劫难，也许实在不堪回首吧。但据他说，连其师蒙文通也在“牛棚”里受到非人的折磨，“负伤归家，旋即病卒”，他的遭遇便不难想见。徐规一生从教，谨慎为人，当年也被摁跪在长凳上，不仅衣背被以墨打叉，甚至把叉涂到他谢顶的头上。李埏在西南联大与吴晗有过师生之谊，“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打入“云南三家村”。他与打成“牛鬼蛇神”的云南大学教师，都被勒令在大字报上自称“蠢猪”，申请所谓“养猪费”，才能领取最低生活费。满腹学问的着名学者在肉体与人格上受到如此非人世的侮辱，在“文革”中绝非个案，在那个疯狂时代是司空见惯的。
这些被纪念者，不仅是各自领域的星斗，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骄傲。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施坚雅誉为汉学界“不朽的盛事”；吴天墀以其《西夏史稿》为西夏史研究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漆侠与徐规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代正副会长，同为这一领域的顶级学者；李埏在宋史与中国经济史领域并称名家。作为学术的象征，后学的师表，他们理应受到尊重与礼遇。曾有学生回忆五十年代前期谭其骧的形象：
讲课的时候非常悠闲、潇洒，开始的时候穿一件长衫，拿一个大烟斗，讲课的形象非常好。
谁知岁星未周，他竟成为造反派一声吼叫而随叫随到的惊弓之鸟。后人在惊诧两种形象巨大反差的同时，是否更应追诘：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造成其前一形象向后一形象的坠落？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本文提到的名家宗师，大致可归为第三代传人。审视他们的成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1949年以前初露锋芒之际，一是1978年以后重返学界之时，而“文革”十年几无例外地都是空白期。许多回忆文章揄扬他们晚年焕发“学术青春”。以此肯定改革开放，固然不错，但对此前那段摧残学术、糟践学人的历史，总感仍欠反思。这让人想起，“文革”刚过，人们总爱说“把耽误的十年夺回来”。对宗师们业已痛失的“学术青春”，不宜一味高唱“不信青春换不回”，而应深刻悲悼“青春是挽不回的水”！《吴天墀文史存稿》附有其《现存着作目录系年》，自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间，他仅发表过三四篇学术性文章，一生论着也只有《西夏史稿》与四十万字的《文史存稿》，只是他全部学问的冰山一角，那座巨大的冰山却永远没能显山露水。在徐规与李埏那里，学术论着量难以比肩前两代名家宗师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在谭其骧与漆侠那里，倘若没有五六十年代的不断折腾，其成果一定更为丰硕可观。
这些宗师名家及其代表作，已经镌刻进中国现代学术的长廊，其中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还被胡乔木推崇为新中国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然而，查阅他们履历，却不得不指出，尽管他们的成果主要产生在1949年以后，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新政权胎胞孕育出来的产儿。谭其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史学大师顾颉刚的门下崭露头角，吴天墀是徐中舒与蒙文通的得意门生，徐规与李埏在浙江大学师从张荫麟与张其昀，即便漆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最基本的学术训练与史学根基，也还是在就读西南联大与复校以后的北京大学期间构筑起来的。这一判断，或许让人纠结，却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宗师名家也培养了学术传人，故而才有这些纪念集的问世。但诚如他们的学生所说，“这样求真求实的老专家在全国不多见了，在中青年一代中更少，也许越来越少”（周振鹤语）。问题并不在于弟子的学养难以企及师辈（这是可以努力的），症结在于，当下急功近利的评价体制严重败坏了学术生态，跑国家课题，报学术大奖，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还有几个具有前辈宗师的学术风骨！
于是，后人只能黯然目送这些宗师日渐远去的背影，至多编点纪念文集而已。
（本文原载2012年12月29日《中华读书报》）
琐忆漆侠先生
第一次见到漆侠先生，还是上大一的那年。当时，我的老师程应镠主持系务，他虽自1957年那场阳谋后一直打入另册，但1978年复出以后，凭借着他在学术界的人脉，请了一大批声名赫赫的学者来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前身）讲学，其中就有漆侠先生。对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来说，这些名家的讲座不啻是史海初航的灯塔与南针。
岁月逝水，我找出了当年的听讲笔记，前来我校的还有赵俪生（他的讲题是《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孙祚民（讲题是《关于让步政策——兼论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现象与事件》）、王春瑜（讲题是《科技史研究漫谈》）、王家范（讲题是《注意对立面的研究——关于农民战争史研究方法杂感》）诸先生。倘若没有这份笔记，我已难回忆起这些史坛名宿具体讲些什么，但在笔记之外，有两位先生的讲课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是赵俪生先生，他的讲课有深度，也有感情。那次，他是坐着讲的，很少正面对听众，却也不看提纲，总用一只手的虎口撑着额头，半闭着眼，仿佛一边思索着，一边娓娓讲来。另一个就是漆侠先生，他那次讲题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划分问题》。说来也巧，相对其他笔记缺记时日，唯独这次讲题下附注有“11.30”。那么，我第一次远距离一睹这位大家的风采，应该就在1978年11月30日。
对大一学生，漆先生的讲题应该说是专业而枯燥的，但他的讲演却很有吸引力。一开场，他就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说着，他指指一旁在场的我的老师，接下去说：“这次，程先生把我这个外来和尚请来念上两句，念好念歪，我就不能保证了。”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接着，讲到中国封建制度的分期方法，他用了一个简洁明了的表述：“我是主张二黄划分法的。也就是以黄巾起义与黄巢起义作为标准。”通过“二黄划分法”的这一提炼，我们这些初窥史学门墙的学子，一下子就抓住了分期的要害与坐标，这不能不归功于漆侠先生讲演的技巧。这次讲演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收入《求实集》的第一篇论文《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我校举行，除了创立宋史研究会的邓广铭、陈乐素与程应镠这三巨头外，中年那代就数郦家驹先生与漆侠先生最引人瞩目。但那次年会，我是以本科生资格听会的，只是远远仰望包括漆侠先生在内的那些宋史名家。
1983年11月，江西吉安召开“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已毕业留校任教，作为助手陪同业师程应镠先生去南昌与会，高兴见到漆侠先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曾赴吉安访问考察。记得参观文天祥故里、遗冢与清原山、吉安窑等遗迹时，当时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周銮书以自己的座驾全程陪同程先生与漆先生先行，等到我们其他与会者到达时，两位先生往往刚参观完毕，正兴致盎然地交谈着刚才的观感。应江西师大邀请，漆侠先生与业师分别作过一次学术报告，程先生讲的是《谈历史人物的研究》，漆先生讲的似乎是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在一次参观文天祥文物展时，主办方预备了笔墨纸砚，让与会的名学者题词留念。漆侠先生谦虚地礼让年长于他的程先生最先挥翰，然后也提笔留下了墨宝。已记不清他们的题字内容，只记得漆侠先生先端详一番业师的墨迹，然后自我解嘲道：“程先生这字是有童子功的，我就不行喽！”趁着参观中的短暂空暇，我自然不愿放过向漆先生请教的良机。现在看来，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楞：“据您的经验，读完宋史基本史料大概得花几年时间？”我记得，他给出的年限似乎是五年。他还说，他正在写《宋代经济史》，上册已基本完成，即将交稿，但还要补充些笔记史料，所以最近在北大图书馆阅读宋代笔记。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漆侠先生的接触与交谈。
1992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在河南大学举行，开封不是始发站，返程火车票十分难买，办会方只得把一些与会者用中巴送到郑州某地，再在那里等候先期赴郑搞票的会务人员前来联系。当时，交通资讯十分落后，调动公车远不如现在那样稀松平常，也没有手机可以随时接洽，会务组的做法也出于不得已。漆侠先生也在我们这批等票人中。等人心焦，地点就在路边，也没个坐处。等票的时间很长，漆先生还与大家一起，在街头买了油饼充饥。当时有人问漆先生，没有水，吃得下去吗？他乐呵呵说，他学生时代就这么过来的，没什么苦不能适应的。他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却丝毫没端大学者架子，不仅对会务方没有一句责备之言，还和蔼地站在街边与我们闲聊。当时聊些什么，也已全然没了印象，但他那种以常人自处的形象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其后，要到1998年银川年会，我才再次见到漆侠先生，他已是继邓广铭先生后的第二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有一次，他正坐在大会主席台上，我走过去呈上我的第一本宋史专着《宋光宗宋宁宗》，惟恐他记不起我，只说了一句：“我是上海师大的，请您指教。”他接过书看了看我的名字说：“我知道，你是程先生的学生。”
我向来怯于拜见名人，在各种场合与漆先生的交谈实在有限，好在他的《宋代经济史》与《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却常在案头，历久弥新。2008年10月，我到河北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特地要求瞻仰漆侠先生纪念室，以表达我对这位宋史泰斗的崇敬之情。黄宽重先生十分推崇漆侠先生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曾借用台湾学人赞誉傅斯年创建中央研究院的评语，认为漆先生完成的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业”，这确是当之无愧的评价。在这种感怀中，我那年在纪念室的纪念册上题了四句话，今略改数字，移录于此，以怀念漆侠先生：
后学来朝大宗师，
追怀早岁拜聆时。
千秋事业无中有，
浇灌史坛生茂枝！
（本文原载《漆侠与历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书名联挽朱维铮先生
我与朱维铮先生相识很晚，往还也不多，听到他去世，当晚竟然久未入眠。他的书，早在80年代就已购读，最早的是《梁启超论经学史二种校注》。上世纪末，我把章太炎的《菿汉微言》、《菿汉昌言》与《菿汉雅言劄记》辑为《菿汉三言》，交新世纪万有文库出整理本。从插架由他校点的《章太炎全集》第3卷《訄书·检论》，知道他对章太炎深有研究，颇想就《菿汉三言》的版本听取他的高见。但与他从未通过音问，又向来怯于与名人打交道，就委托与他往还的友人代询。章太炎好用僻字，即如《菿汉三言》，“菿”有大、明二义，读法有dǎo、zhuō二音，我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菿汉微言》”条注音读作dǎo。朱先生让我的友人转告，太炎门人与家人都读其字为zhuō，这才让未能亲炙太炎的我辈学子确知其读音。这是我与他以书为媒的第一次间接接触。
进入新世纪，在复旦大学论文答辩时，才与他有直接的交往。2007年6月，他在博士生答辩时，送我一本再版不久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让人回想起初版本在80年代末洛阳纸贵的盛况。这年10月，我请他到我校作学术讲演，是关于利玛窦的。他特带来一本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着译集》赠我，还是2002年旧版，应是他手边不多的存书。感谢之余，我对他说：“朱先生，也让我做一次您的粉丝吧！”便请他为我自90年代来购藏他的《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与《壶里春秋》一一题签以为纪念。
2009年4月，在河南登封的一次论坛上，我向他呈上新出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增订本与论文集《学史帚稿》，同时说明：去年出的《水浒乱弹》不敢送，怕说我不务正业。他笑笑说，你在《万象》上谈《水浒》的文章，我都看到的。在闲聊中，我对他说：“您的学术研究可借大着的书名拟一副对联来概括。”他问怎么说，我道：上联是《走出中世纪》，下联是《求索真文明》，横批是《壶里春秋》。他听了笑笑，未予置评，但也不以为非。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书评》创刊二周年的聚会上，随后就听说他得了病，还很不轻。怕打扰他的静养，一直没敢前去探视。去年8月末，到复旦参会，恰拿到《敬畏历史》样书，便托其弟子姜鹏兄转呈一本给他。也在这一期间，我补买了他的《走出中世纪二集》，心想：等他康复，在哪次学术活动晤面时，请他补签一个名，再做一次他的粉丝。谁知等来的竟是他辞世的噩耗呢！
他还着有《重读近代史》，而《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则是与龙应台共同编着的，我都未能寓目。他以有学术的思想从事有思想的学术，在同辈史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他说，任何人的文章不能谬托知己。我想，对学者进行研究时，尤其应该如此。但我寻思着，他自拟的书名总该是斟酌再三的夫子自道吧。于是，我不揣冒昧，将他的几部大着嵌入挽联，敬献于他的灵前：
学者忧天，弦边音调未定，难续维新梦，再问几时走出中世纪！
书生论世，壶里春秋多情，重读近代史，此归何处求索真文明？
（本文原载2012年3与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送别李培栋老师
正赶着出门去做讲座，收到短信，告知李培栋老师去世。立即转告一位沪上名编，他回道：“我们大学一年级的中国历史是李老师上的，印象特别深，转眼已经三十一年了。”车行途中，我追忆的思绪竟一时难以拢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