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予不信，可观那些以鲁迅与胡适为名的着作，诸如《胡适还是鲁迅》、《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尽管有些着作的命意，并非要将鲁、胡二人截然对立，如邵建所撰《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过其书名，却令人想起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进而想起1960年代的名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由“跟”字可知，萨特与阿隆之间的对错和敌意，并不由他们自主，而源于时代潮流的催化与世人的政治想象，据我的观感，究阿隆之本心，何尝以萨特为敌呢——鲁迅与胡适的纠结，当作如是观。
书籍之外的例证更不胜枚举。前人爱讲：鲁迅进步，胡适落后，鲁迅革命，胡适反动；今人爱讲：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甚至这数十年来的历史，都可以鲁迅与胡适之争为经脉而划作两段，一段是“扬鲁抑胡”，一段是“抑鲁扬胡”。鲁胡的二元，就像两根天线，架在中国人的思维星空，我们脑中的那根弦一旦绷紧，斗争的信号便反射而来。
鲁迅与胡适，的确代表了两种人格、两种思想（鲁迅绝望以至虚无，胡适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改造现实的两种路径、推动历史的两种可能性。只不过，无论是人格还是思想，无论是改造现实的路径还是推动历史的可能性，都不止这区区两种。譬如在他们生存和奋战的年代，除了鲁迅以笔为枪与胡适日拱一卒，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的农村建设，傅斯年筚路蓝缕经营史语所，张季鸾等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大公报》等，后者对现实的改造与对历史的推动之功，未必弱于前者。况且，即使是鲁迅与胡适这两种人格、两种思想、两种路径、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对立，反而时有交叉，甚至齐头并进。若以他们为二元，不仅压缩了历史与现实的开放空间，还僵化了对此二人人格与思想的认知。
他们被对立起来，互为仇雠，实源自政治的操弄。执政者扬鲁迅而抑胡适，因为在斗争年代，鲁迅是敌人（国民党）的敌人，那便是自己的朋友；胡适是敌人的朋友，那便是自己的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抑谁，扬谁，完全取决于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换言之，待意识形态变幻了脸色，鲁迅一样可能是敌人。后人常常遐想，倘鲁迅活到1949年后，命运该当如何。1957年，伟大领袖曾断言，假如鲁迅在世，要么沉默，要么在狱中写作。依鲁迅那一身孤傲的骨头，大抵还是要进监狱。此前，1955年10月23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认为“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4月1日，致信雷震：“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同理，假如胡适留在彼时的大陆，则必进监狱无疑。在此，鲁、胡二人终殊途而同归，还说什么“扬鲁抑胡”呢，他们都得被抑。（1956年，胡适曾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43年后，周策纵因双目白内障手术，未克出席安徽大学等举办的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遂赋诗二首为祝：“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非敌即友，是政治斗争的法则，却不该沦为我们做学问与做人的法则。我们的传统与教育，在我们脑中植入了二分法、二元思维的病毒，导致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有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友与敌等两种颜色——最终只有一种。因为二元的终点，必将是一元，你只能在二元中间选择一个，而且你必须选择；中毒者的终点，不是独裁者，便是独裁的奴隶。
如果不愿被寒毒攻心，则须尽早杀毒。最好用的杀毒软件，当是多元论。在鲁迅与胡适之外，还有许多人格、许多思想、许多路径、许多可能性，供我们参照、致敬；甚至单论鲁迅或胡适，都不能构成简单的一元，鲁迅的复杂远过于胡适，他本身便是一个多元体，任何一张脸谱，一枚标签，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足以诠释他波澜壮阔的生命。
除了“在鲁迅与胡适之外”，我们还需要追问“在鲁迅与胡适之前”。就像我的朋友斯伟江律师，在革命与改良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提出了“在革命和改良之前”，呼吁争论者着眼向下，修炼自己；所以若有人问你，鲁迅还是胡适，你应该有勇气回答：不论未来我会成为鲁迅，还是胡适，抑或二者之外的伟大人格，在当下，我必须且只能做好我自己。
2013年1月24日
补记：
前面谈公论与私谊，鲁迅对胡适，无论公私，哪怕不是视其为敌人，却不大愿意当他作朋友；胡适对鲁迅，则是另一种态度，1929年9月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其中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欢喜与悲酸背后，深藏几多故事。
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在致胡适、蔡元培的信中，骂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其时鲁迅已经去世。胡适回信，严肃批评苏，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2013年1月31日
风云守道
贺麟是徐梵澄的挚友，再加上冯至，作为留学生的他们相识于德国，终身莫逆。所以在扬之水的日记当中，徐梵澄常常向她谈及贺麟。梵澄先生对贺氏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评语，叫“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他自己只是守道而已。“守道”不难理解，他们都是知识人与哲人，道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风云”何解呢，可观这段对话：
徐：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
扬：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
徐：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
扬：那鲁迅先生有。
徐：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
——拉上了鲁迅，“风云”就不单是经世与事功，而接近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圣王气象。
徐梵澄还对比贺麟与自身：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这正是风云之气与浩然之气的差异。
1992年，贺麟逝后，扬之水访徐梵澄，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有一事对不起贺麟。据其回忆，1940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本来蒋复璁先找他，欲引荐给陈布雷，他坚辞，说你可以去找贺麟。后来贺麟被蒋介石接见，并拿到资金，成立了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着编译委员会。
徐梵澄实在不必为此耿耿，假如贺麟像他一样，淡泊而有浩然之气，权力者的召唤则不足让他心动；反之，像贺麟这样不甘寂寞而有风云之气，即令不由徐梵澄推荐，他登龙门，却是迟早之事。
这些文字，本是三年前读《梵澄先生》的感想，今日翻出来，正缘于贺麟的一本书。此书初版即大名鼎鼎的《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后经删削，新版更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1989年）。这次收入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编者有心，将两版的重要差异一一标出，放进脚注与附录。由此对比，正可窥见贺麟在1949年前后的思想变迁。
相比旧版，新版最大的改动是删去了论蒋介石“力行哲学”，增补了关于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实践论》的论述。1945年贺麟写此书之时，所秉持的立场是陆王心学，属于唯心论一脉，唯物论与实践论自然难入他的法眼。然而，一本论当代哲学的书，论康有为、章太炎、欧阳竟无、梁漱溟、熊十力等哲人与学者的书，将孙中山、蒋介石纳入其中，对《孙文学说》、“力行哲学”的赞美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则不免令人玩味贺麟的居心。
后人极力为贺麟辩解，称他为蒋介石召见，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虽得“御用学者”的恶谥，却未丧失学者的本分；并引书信为据，证实他对缺乏民主精神的国共两党均有批评。我愿意接受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当代中国哲学》所呈现的更冰冷的事实：将孙中山尤其是蒋介石纳入一本论时代哲学的书中，实有政治谄媚之嫌。推想时人读“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一节，其心思大抵如我们在大学上政治课。
舒芜笔下写到此节，毫不留情：“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
这是否能用“风云守道”来解释呢？所谓风云之气，“云从龙”正是其中一义。问题在于，若一味追逐风云，还如何守道？
这新版，除了删蒋介石，贺麟还删去了旧版对马克思的不敬之词，譬如说马克思只是应用现成的方法，没有创新发明，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便远逊于黑格尔。“若把辩证法看成一把刀，那么黑格尔用之剖解脏腑，马克思用之割治外症……读马克思的着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这其实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可惜不容于新版，不容于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八十岁申请入党的贺麟。
贺麟有言：“越是你最心爱的，便越是让你伤心。”我读《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到删削之处，寒光凛然，便想起这句话。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最后抄一段徐梵澄论冯友兰。在梵澄先生看来，冯友兰一贯阿世，先为蒋介石捧场，后为“四人帮”捧场。后来写《三松堂自序》诚恳检讨。“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去检讨？总是不甘寂寞罢了。”——抄在这里，似乎不是题外话。
2012年9月27日
《治史三书》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治史三书》，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于此书被束之高阁，达五年之久。去年读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胡氏月旦时贤，持论极苛，却拟严耕望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当是极高的评价；此外，还屡引严耕望之语，臧否其他学人。于是我重新翻出这本尘灰满面的《治史三书》，去年底读一过，而今再读一过，才渐渐读出它的好。
严耕望是钱穆的弟子，不过其作文全无乃师遗风。钱穆才大如海，笔下汪洋恣肆，万夫莫当，对读者而言，有如山风海雨扑面而来。严耕望以学识而非才情见长，他写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见骨，不尚虚言，不事雕琢，这是史语所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严耕望可谓钱穆的不肖弟子——钱穆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两只脚，对钱穆而言，只借以站稳而已，并非他学问的主体；对严耕望而言，则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师弟余英时则传承了钱穆的衣钵。
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是安徽人。有一说法，百年安徽（从1900年算起，胡适不在其列），三大史家：严耕望（桐城）、唐德刚（合肥）、余英时（潜山）。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条治史路线。单论写法，唐德刚最通俗，严耕望最专业，余英时介于两者之间，雅俗共赏。严、余都评过他们的老师钱穆，严耕望认为，钱穆的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辈中，余英时最为杰出。严所擅长的制度与历史地理研究，只是钱穆之学的旁支。余英时曾问钱穆，门下学生，最欣赏谁；钱穆答：严耕望。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在这一点上，钱穆堪为楷模。
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钱穆与严耕望这一对师徒，虽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却无争竞之心，反而相砥砺如初。严耕望的性情，偏于朴拙，为学如此，为文亦然。唯独写到钱穆，笔端的情感与锋芒便不可抑制，溢出了《治史三书》的纸面。平生风谊兼师友，先贤风范，令人慨叹。这大抵可以作为我们阅读《治史三书》的一个理由。
2012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