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意思到处是明显的，他的发落永远是在的；我们永远不能批评，不能抱怨。
略谈幽默
郁达夫
幽默究竟是属于情的呢还是属于智的？对这问题，许多文学家心理学家，似乎争论得很起劲。有的说，幽默是全属于智的，一涉及情，幽默便终止了，譬如，看见一个人，忽而仰天跌了一跤，我们就会得笑。但一感到这人跌死了或跌伤了的时候，怜悯同情之心动了，所以笑也就笑不成功。这话原也不错，但李逵搬母过山，老虎吃了他的老母，后来经他述说，宋大哥心中不觉好笑，却也是事实。所以说一涉及情，幽默便而终止的话，我觉得也不尽然。不过幽默之来，终像属于智的部分较多，涉及情的地方较少，倒是讲得通的话，若说完全与情无关，那却有点不对了。从前日本人初译幽默这一个外国字的时候，还有人把它译作“有情滑稽”的，假使幽默而不带一点情味，则这一种幽默，恐怕也不会有多大回味。俄国柴霍甫的小说戏剧所以受人欢迎，妙处也就在他的滑稽里总带有几分情味。所以有人说微苦笑的心境，是真正的艺术的心境。
查组成幽默的实际，总不外乎性格和场面的两种分子。幽默的人物性格，和幽默的事件场面，互相联合起来，喜剧就成功了。让我先引一段古书作例之后，再来说明：
杭城石某，家甚富，有呆子之名，善于丝竹，而挥金如土，出于意表。后渐贫，屡欲谋售宅，有来议视者，必盛筵款接，优戏笙歌竟日。人或给以看宅未遍，来晨再至，则歌席相待如初，甚至半月未议价，而亏欠已累累矣。有田数百亩在萧山，托王兆祥代售，馆于其家；每数日，有人乘舆来索债，形容褴褛，石必鞠躬迎款。向王乞余钱赠之而去，隔日来，仍复如故。王私问其家人，究何急债乃尔？答曰：“主人所穿洋绒袍，系赁来者，每日赁价千钱，此人系居间言定，索价时，并赏与钱工食，故源源而来也。”时正严寒，王视其袍，亦敝甚，劝不如自购裘服，因借银六锭付之。石至衣店中，拣阅竟日而归，绝不提及。居数日，王问前买衣银何在，答曰：“衣有合意者，未讲定价值，以银为押，约昨日不往取，则银必押没；昨因酒醉，偶忘之，无可复问也。”至岁晚，田未售成，石愤急欲自尽，王惊救之，因为减半价售去。问何急需？石曰：“昨岁欠人千钱，除夕有群众持刀斫入，我哀切恳求，许以堂中楠木桌椅及一切什物偿利，始恨恨持去；今若空归，又须受窘迫也。”其痴呆类如此，妻劝之，不听，因析炊别居，得田百余亩，尚温饱；怜石饥寒，制衣遣人送至，石必怒叱之，取衣碎剪如缕，送食至，则抛掷户外。遂卒以馁死。
京师寿佛寺门前，地甚辽旷，云有鬼，傍晚路过者成惴惴。一暑夜，溟蒙尘雨，淡月微映，一人著屐过，值一人对面来，相去不数步，谛视，其人矗然戴三首焉，疾号倒地，三首者亦狂呼，脱二首而倒。有顷，行人集，始掖起而苏，视三着者，则以两手捧西瓜于肩耳，怪其大声号，故亦惊，释手碎瓜而僵云。
（以上两则，都见海昌俞石年著之《高辛砚斋杂记》中，我是从《妙香室丛话》卷十四里转抄下来的。）
上面的两则笔记，读起来都有点好笑，不过第一则的幽默，分明是在石某这一个人的性格上；第二则，当然是由于事件场面的巧合了。虽然仅仅看了这两节笔记，我们不能下概括的断语，但大体说来，则幽默的性格，往往会诉之于情。如法国莫利哀的喜剧，我们读了，笑自然会笑，但衷心隐隐，对主人公的同情或憎恶之情，也每有不能自己之势。其次，对于错误，颠倒，或意外的幽默场面，则哄然一笑，此外就没有什么余味了，这就因为不涉及情，所以感人不深的缘故。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原载1933年9月1日《青年界》第4卷第2号）
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
司马迁 翦伯赞
一
司马迁的名字和中国历史学是分不开的，因为由于他的天才的创造，中国的历史学才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
司马迁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出生于左冯翊夏阳地方（今陕西韩城县南）一个世族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史学家。
司马迁曾经有过快乐的童年。在那时，他和他邻近的儿童一样，在他可爱的故乡放牧牛羊。但这样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10岁时，他父亲，为了训练一个能够继承他事业的儿子，就要他整天地在一间书房里读书，在那里他读了十年古文。
在这十年中，他从书本上获得不少的知识，也积累了许多不是从书本上所能解决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就迫使他去作实地考察。20岁时，他终于走出书房，开始游历的生活。他到过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问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萧何、曹参、樊哙的故宅；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访问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访问孔子、孟子的故乡；此外，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他就在这样的游历中，把他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疑问，完全去掉了。
正当这位年青的历史学家漫游中国作访古旅行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地主却在积极准备为了中国丝织物的销路，而打开通达中亚细亚的国际道路。当时汉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中，知道了通达中亚细亚，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另一条是从云南经由印度。因此汉武帝就想打通这两条道路。
不久，在长安城中，吹响了远征军的号角，而司马迁就出为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的先锋。但他遭遇到西南夷人的抵抗，没有完成他的政治任务，就回到长安了。
司马迁回到长安时，他的父亲，正病倒洛阳。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参加汉武帝封泰山的典礼。在当时，参加这种典礼，是一种光荣；不能参加，是一种耻辱。司马迁赶到洛阳，他父亲已在垂危之中，不久就死了。唯一的遗嘱，就是要司马迁完成他的著作。
汉代的史官是世袭的。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继任为太史。以后，他就把写作历史当作他父亲的遗嘱而执行。他在皇家图书馆，整整搜集了五年的资料，才写定了他的著作纲领。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便开始写著他的不朽的名著《史记》。
平静的著述生活，不过五年，灾难就从天上飞来。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因为遭到李陵投降匈奴案子的牵连，受了腐刑。
假如司马迁有钱，也可以赎罪，但他家贫；假如有人替他向汉武帝解释，也许可以减罪，但他的亲戚朋友不为一言；因此，他的命运是决定了。当受刑之前，他也曾想自杀，但一想到他的著作尚未完成，就毫无愠色地忍受酷刑。
自从遭受腐刑以后，司马迁不但肉体变成了残废，精神也受到了最大的摧残。他往往“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简直有些神经错乱的现象。但为了完成他的不朽的著作，他镇静下来，发愤著书，以至于死。
二
司马迁唯一的著作是《史记》。这部书，上起传说时代的“五帝”，下迄汉武帝。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自从有了这部书，西汉以前的古史，才第一次放出光明。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大概是没有人否认的。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
所谓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每一个他认为足以特征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替他写成一篇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可显示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的社会内容。《史记》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学方法写成的。
在纪传中，又分本纪、世家与列传。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作为主题的人物政治地位不同，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
本纪和世家、列传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本纪虽亦以人物为标题，但并不是传记体，而是编年体。所谓编年体，即将某一皇帝时代所发生的史实，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依次记录。实际上，本纪就是世家与列传的纲目，而世家与列传则是本纪的注文。
例如，《汉书》记李陵投降匈奴事，《武帝纪》中只说：天汉二年五月，“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而在《李陵传》中，则详述李陵和匈奴作战以及他投降的经过。
除纪传以外，有书有表。书的内容，是总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总序。表是排比史事或人物的世次或年代，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附录。但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
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陈旧，而且有很多缺点；但在今天以前两千年前，司马迁能开创这样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是值得赞叹的。
司马迁不朽，不仅由于他开创了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例如，他在《史记》中，已经注意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并且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朝鲜及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亚细亚诸国。
其次表现于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注意到表面的政治现象及文化思想宗教等等，而且注意到社会经济的演变，他的有名的《平准书》是后来各代史书的“食货志”的典范。
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人物项羽写本纪；不仅普贵族写世家，也替地主阶级的“叛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地主、商人、学者、艺人写列传，也替下层社会的人物如游侠、刺客、龟策日者（占卜的人）等等人物写列传。
司马迁的不朽，不仅由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而且又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
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他锐敏的眼光，正义的观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动人的言语，纵横古今，褒贬百代。
从《史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不仅批判前朝的皇帝，而且批判本朝的皇帝。例如他评吕后，说她“政制不出房户”；评汉文帝，说他“赏太轻，罚太重”。不仅批判本朝皇帝，而且指斥他的当今皇帝。例如他在《平准书》中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在《封禅书》中说汉武帝迷信神仙，把女儿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在相反的方面，他歌颂项羽，说项羽是近古以来未有的人物。他歌颂陈涉，把陈涉的起义，比之于汤武的革命。总之，他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敢于评击人类的罪恶。
三
最后，说到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的思想显然受到道家的影响，这从他的《史记》自序中可以看出。他在自序中说到诸子百家，甚至对于被当时统治阶级尊为正统的儒家学说，都有批评。唯有对于道家学说赞美尽致。班固批评他，说他思想有问题：因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所以“是非颇缨于圣人”。用现代语说，就是他对历史的看法，有些不合于当时封建的正统学说，所以他就不能得志于封建皇帝之前。
司马迁因为不满当时封建统治者，敢于批判当时封建的正统学说，也正说明了他的正直。
虽然如此，司马迁的思想究竟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不能跳出历史观念论的圈子。例如他说他写《史记》的动机，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也是为了“究天人之际”。同时他也不能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例如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
不论怎样，司马迁的劳作是不朽的。他所开创的纪传体的方法，两千年来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奉为正宗。历代以来，凡写著所谓正史都用这种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他的方法写成的。甚至到现在，他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像这样天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
（《中国青年》第五十七期，1951年1月27）《志摩日记》选《志摩日记》原载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爱眉小札》，是徐志摩1925年8月9日至31日在北京、9月5日至17日在上海所记。
徐志摩
八月九日起日记
“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最近的发现。
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谈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但那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另。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眉，有我独到的领略。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这话确有道理。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琐细，俗；我爱个性的表现。
我的胸膛并不大，决计装不下整个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够深，常常有露底的忧愁。我即使小有才，决计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强来的；所以每回我写什么多少总是难产，我唯一的靠傍是刹那间的灵通。我不能没有心的平安，眉，只有你能给我心的平安。在你安全的蜜甜的高贵的爱里，我享受无上的心与灵的平安。
凡事开不得头，开了头便有重复，甚至成习惯的倾向。在恋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缝儿，小缝儿会变大窟窿，那就糟了，我见过两相爱的人因为小事情误斗口，结果只有损失，没有利益。我们家乡俗谚有：“一天相骂十八头，夜夜睡在一横头”，意思说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我可不信，我信合理的生活，动机是爱，知识是南针；爱的生活也不能纯粹靠感情，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爱是帮助了解的力，了解是爱的成熟，最高的了解是灵魂的化合，那是爱的圆满功德。
没有一个灵性不是深奥的，要懂得真认识一个灵性，是一辈子的工作。这工夫愈下愈有味，像山似心的，唯恐进得不深。
眉，你今天说想到乡间去过活，我听了顶欢喜，可是你得准备吃苦。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一个地方，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你这孩子其实太娇养惯了！我今天想起丹农雪乌的“死的胜利”的结局；但中国人，那配！眉，你怕死吧？眉，你怕活吗？活比死难得多！眉，老实说，你的生活一天不改变，我一天不得放心。但北京就是阻碍作新生命的一个大原因，因此我不免发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