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信用（特别是规范中小企业信用）的法律法规。信用制度的不健全使一些经济行为缺乏刚性约束，导致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困难，金融机构缺乏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激励因素。其次，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业发展滞后，难以满足企业需要，政府出资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通常又缺乏后续补偿机制，使担保资金放大作用和担保机构信用能力均受到较大制约。更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缺乏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采用对大企业、法人客户的评级办法来评估民营中小企业，造成其信用等级难以符合信贷标准。
所以，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信用中介机构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征信系统建设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社会公众甚至机构投资者的信用信息还得不到有效的归集和准确的评估，金融企业无法根据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作出准确的经营决策。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因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不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4.我国民间融资法津制度缺陷成因
我国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现状是由于“金融抑制”所导致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而产生的。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认为：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表现出来的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由于金融体制落后和缺乏效率，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呆滞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制约了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相互“促退”的恶性循环。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当局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的错误政策，即“金融抑制”。具体到造成我国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缺陷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管制目标对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制约
金融资源由政府控制分配的制度安排源于我国经济改革的政府主导方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为了满足自身特定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制度变革中，政府就会出于经济宏观调控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转为首要目标加以维护，从而有可能忽视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
民间融资市场的形成，必然会对现有的正式金融体系造成一定的影响，而金融制度与政治秩序的高度相关性，使政府主体倾向于从稳定出发来考虑金融制度的变革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各种权力逐步趋于下放和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此外我国政府所承担的过多经济职能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也是制度变革的主要障碍。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看，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计划经济及转轨经济时期有利于积聚资金，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足够量低成本的货币供给。但是民间融资的产生，必然会使货币资源产生分流，削弱政府进行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政府对特定目标的追求。从国企改革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和国企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进行持久的财政投人，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必要的措施就是将这些聚集起来的资金按照国家的意志进行使用，以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但垄断金融资源就会使政府承担过多的金融风险责任，所以政府就比较倾向于从维护国有经济和社会稳定目标出发，排斥非国有的或者竞争性的金融因素对金融市场的进人，在制度上确立和维护一个垄断的或者集权性的金融体制，维护垄断的信用制度，致使监管部门对金融业务的对内开放持慎之又慎的态度。然而政府的有限理性决定其在制定制度和实施选择时必然受到特定统治目标和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不可能完全从维护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出发。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对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制约
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要求在改革初期保持体制内国有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财政无力向国有经济注资的情况下，国家建立起单一垄断性的金融产权结构，给国有经济以金融资源的支持。因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促进经济的增长还承扣着许多其他政治目的，如国家的产业政策、社会就业和经济稳定等。但随着经济发展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原有的垄断金融体制不仅对民营经济有身份歧视，并且其低下的效率也隐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对抗经济多元化对其垄断利益的冲击，这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就会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理由把民间融资排挤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通过经济或政治力量来影响金融制度的变革，以确保自己在融资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虽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国企改革使其能够进行进一步市场化运作，但仍然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同时在原有金融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国有银行领导者，已经习惯于原有金融制度下国有银行的角色定位和个人利益分配结构，其个人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也与这种定位和利益分配结构相适应因而成为旧制度的坚定捍卫者。
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集团就有充分的动力去影响规则的制定者，共同行动以阻碍金融制度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变迁，保持对自己有利的金融法律制度。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利益集团，其经济和政治实力都无法与原有的利益集团相抗衡。因此，在新的金融法律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往往会对既得利益集团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第三，权利保护不力对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制约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关于放松民间融资管制的讲话中指出的：“出于对产权的尊重，国家应给资金拥有者以运用资金的自由。国家应在强化信息披露、严厉打击信息造假的同时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让筹资人、投资人自主决策”，此话说明了民间融资是一项财产权利—即吴晓灵所说“产权”。
很多国家都在宪法中对私有财产保护进行了规定.1791年美国心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46年的联邦德国《宪法》第14条规定：“财产和财产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1946年的法国宪法也确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我国宪法的历次修改也多是围绕经济体制和财产权利保护展开的，现在修改后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普遍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
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既是公民其他权利得以行使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市场经济法制不可动摇的前提，而我国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一直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以刑罚为辅，没出问题时无人监管，出现问题就用刑罚制裁，表现出极强的政策导向，导致的后果是民间融资的发展随政府管制的严厉与否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但政策的原则性和随意性决定其难以为民间融资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同时也是对宪法确立的对公民合法财产和权利进行保护的违反。而民间融资—私人之间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资金的权利—产生发展的法律根据，从根本上正是来自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的宪法条款。
权利的实质在于如何保护公民的私权，而权力的核心则是控制政府行为的边界。因为拥有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对私有财产的承认是阻止或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政府公权力的职责不应是非法限制私权的运行，更不是与公民争利—垄断金融市场，排斥民间融资。对融资主体权利的确认可以把目前鱼龙混杂的民间融资机构加以规范。如通过明确民间融资机构成立的条件、权利义务和业务范围等，使符合规定的主体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依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再者明确民间融资主体的法律资格也就为区分非法融资机构提供了标准，这对打击非法融资是极为有利的。所以对民间融资主体的权利保护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出于对宪法的尊重和遵守。资金拥有者既然享有对资金的所有权就有自由处分权利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即可。
我国民间投资的最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