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级价值联结经由将指数S，－S，E，－E，I，－I加入每一种第一级联结之中而产生，既然有18种最初联结，而其中每一种都能得到6个指数，我们便得到618＝108种第二级价值联结。同样，这里的每一种结合都可以得到这6个指数，我们由此便得到6108＝648种第三级结合，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一个几层次上的可能价值结合的数量是36n.那就是说，在第一层次上，是361＝18种结合，在第二层次上，是362＝108，在第三层次上是363＝648种结合，如此等等。所有层次上的所有价值形式的总和是3（61+62+63+……6n）。因此，由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结合的总值，是3（6+36+216）＝774种形式，由第一层次到第五层次的形式总和是27990，而由第一层次至第六层次的总数，则是1007766种形式。
所有可能价值结合的总体构成了价值计算或者价值学计算，借助最近的机器人，一种价值形式表就会像对数表或其他数学表一样，能在较短时间内计算出来。这就给价值学家一种机会，把这种计算应用于所有可能情境中，去创造一种典型的情境，并且由此编制一个涉及文学情节、思想的形而上学可能性、法律案例、道德冲突和结论在内的目录表。当然，是以简明扼要的、真正的价值科学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这些不多的议论中可以清楚看到，即便是最复杂的价值学争论和情境，也能够通过这一计算手段予以分析。
价值科学的应用
规范价值学在评价情境和争论中的应用属于价值学家的艺术——一种像每一种形式系统之应用一样，有其自身规则的艺术。规范价值学业已被用于许多不同情境的分析中，诸如诗和梦的批判分析、审美创作、商业组织。例如对一家保险公司计划的评估，这种评估涉及到分析“生命”的价值，涉及到分析应当“卖出”保险的个人的社会等级的价值等等，一直到分析个人生命的价值。
价值的不同尺度在不同人类活动领域中的应用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因此，内在价值在个人问题上的应用产生了伦理学，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是能满足其自身的独特定义的人，正如我们所说的，他是“真诚的”、“真正的”、“忠实的”，“拥有整体性”、“自尊”等等的人，他就是他，是其所是的人，而并非所装扮的人，也不是他所不是的那种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不应把道德上的好与价值论上的好混为一谈。
如果一个杀人犯谋杀有方，就可以说他是价值论上好的，但却不可能是道德上好的；因为他自身的定义遭受着一种自我矛盾：人们不可能通过压抑自我来满足自我（概念）。这种价值论的好与道德上的好之间的混乱2000年以来曾经是价值论的致命之点。内在价值运用于物的结果是产生了美学，运用于精神产生了形而上学；外在价值运用于个人的结果是产生了社会学，运用于物则产生了经济学，运用于精神则产生了认识论，系统价值运用于个人产生了法律，运用于物则产生技术，运用于精神产生了逻辑，如此等等。很多留传下来的书籍都包含了以上所提到的每一种应用。
价值科学的定义和结构是形式的，因而不是受限制的；相反，它能创造出新的视野，就像数学过去和现在对于认识自然界所做的贡献一样。这门新的科学已经取得了有意义的实际成就，并且正在改变那些已经学会利用它的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就集体或是就个人水平而言，都有一系列的成就。
价值论往往在民主意识形态中注入牢不可破的坚定性，它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人类个体的无限的和独特的价值。我发现，世界各国的价值理论都正朝着我向你们描述的规范价值学的方向发展。因此，我前面概要叙述的东西——尽管是以最简单的术语——表达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认识可能性，它是未来道德人文科学的轮廓。
自然，在评价的科学与评价本身之间存在着区别，评价的科学并不是评价，就像阅读TNT的公式不会爆炸一样。评价也不是评价的科学，一位物理学家从楼上摔下来并不是对于引力法则的分析。然而，两者是互有联系的。因此，底下一句话并不像多数人所设想的那样正确，那就是，一种价值科学会贬低价值经验。
作为拒斥这种科学之基础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德敏感的人们对那种招来原子弹的理性深感疑虑，以及由此发生的遁入非理性的做法。其次是在感觉与评价之间的通常的混淆。评价与音乐一样，既与感觉相联系，又不能归之于感觉，这是由规则所建构的感觉，亦即遵循着确定法则的感觉。音乐的法则是指和声学理论所规定的法则，而价值法则则是由价值理论予以规定的，所以，价值感不是任意的。
引用伟大的德国价值学家尼古拉·哈特曼的话说：“价值感不是自由的；一旦它把握住价值的意义。它就不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它不能将善视为邪恶，或者将欺骗和虚伪视为忠贞，可能会有价值盲，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根本不能对价值观念作出反应，并且无法理解它们——就像一个不懂音乐或色盲的人那样。”支持提出价值知识破坏了价值经验这种异议的第三个理由，是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朴素倾向，它认为具体问题必须由具体观念来解决，然而实际上提出最具体结论的往往正是抽象观念。怀特海在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加引人注目的了，那就是，当数学逐渐退入前所未有的更极端的抽象思想领域中时，它同时又因其对于具体事实分析的相应价值重新回到尘世中。”
、具体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最抽象的形式中。对于价值来说也是一样，它的实质就存在于最抽象的思想中，亦即价值论的符号中，倘若你仅仅涉足于具体价值现象中，你就绝不可能触及价值的实质。
因此，真正的价值知识存在于价值科学中，由此将会引出一个评价的领域，就像技术领域产生于物理科学一样。而且，就像自然科学已经改变了世界一样，道德科学一旦得到发展并为人们充分接受，它就会改变世界。没有什么曾带来技术时代的力量会与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些人的明晰思想有所不同，这些人给世界带来的唯一差别就在于，他们给了我们知识，而其余一切都是由其自身继续展开的。
因此，这门新科学将给世界带来的所有区别就是，它提供我们以道德知识，而别的一切将由此展开。这样一个时代将会到来，那时，如今折磨着我们的问题和冲突将会像中世纪的痛苦和洞穴的棍棒一样被人遗忘，会有别的问题产生，但将不同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就像精神分析不同于巫婆的巫术一样。它们将更为成熟，更为精致，更为深奥。一句话，更加富有人性。我相信，这一类证据清楚地说明，倘若不依据利他主义对人的动机予以某些根本性的改造，便不可能阻止未来的灾难，而且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和谐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文化秩序。
创造性无私之爱的力量
道德改造是我们时代的首要任务
建立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以及该中心的产物——这个研究协会的主要理论——一直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人以及人造世界的道德改造，是提到今日历史日程上最重要的课题。如果没有这种根据利他主义目标而实行的道德改造，那么，就不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别的灾难，也不可能在人类世界上建立起新的、更好的和更杰出的社会制度。而如果不曾在人和人类世界中极大地推进我们称之为创造性无私之爱的发展，则所有时髦的阻止战争和建立新制度的灵丹妙药都不能实现其目的。
举例说，有一种时髦的药方是所谓根据美国式民主在各国重建政治，尽管这一信念十分通俗流行，但却是十分可疑的。假定说，人们明天能够使各国在政治上根据美国人的民主目标重建。然而，这种重建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减少新的世界大战或国内流血革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对于自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的所有大战和重大国内骚乱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并不比独裁政治更不好战、更少诉诸武力和更加有秩序。这个结论的确令人不愉快，然而，它却是真实的。
另外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避免战争和流血斗争的药方，是更多的教育和兴建更多的学校。同样可以假定，明天人们可以使所有男男女女在16岁时就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博士甚至是超哲学博士。不过，教育这一奇迹般的增长既不能减少内战也不能减少国际间战争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教育的流行模式与科学技术的增长并不能控制或者甚至减少战争和流血革命。
从10世纪及至今天，学校的数量，从幼儿园直到大学，识字的百分比，科学发现以至于技术发明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尤为突出。然而，尽管有这种在教育、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曲线（或者以战争发生的频率，或者以军队的规模，或者以每百万人口因战争而伤亡的人数来计算）在这些世纪中始终没有下降。如果说在这期间往往有些起伏不平的话，总的趋势也还是在上升，对于革命和叛乱的发生频率来说，也是同样。我们正生活于一个科学和工艺技术最发达、教育最普及的世纪里，可是这一世纪却是有文字记载的25个世纪中流血最多的世纪。
对于别的诊治世界战争和国内骚乱的流行处方来说，也是一样。这一类的万用良方，有所谓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甚至所谓宗教因素也不能改变情况——如果我们用宗教来表示信念、教义和宗教礼仪的话。
我们在这里仅仅指出证明这一陈述的众多证据中的一个，亦即我们对受人爱戴的美英福音传教士73位宗教皈依者所作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需要澄清的是，由于这73个人宗教信念上的转变，其精神和行为也更接近于布道教义中的崇高训诫，但是否因此也就使得他们的精神，尤其是他们的外部行为转向利他主义的倾向呢？结论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在73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表现出个性和外部行为上的实质性变化，大约有一半皈依者只是稍稍改变了他们的言语反应；他们不再使用亵渎的语言，而更为频繁地吟诵着“我主耶稣基督”等等，但他们的外部行为却丝毫没有改变；而剩下的一半皈依者甚至连言语习惯也未曾改变。
我相信，这一类证据清楚地说明，倘若不依据利他主义对人的动机予以某些根本性的改造，便不可能阻止未来的灾难，而且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和谐、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文化秩序。
爱的巨大潜力
人的道德改造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重要性的第二个理由是，新近的研究已经表明，由于我们暂时称之为“无私的创造性之爱”具有改造人和人类世界的巨大潜力，因此，它绝不仅仅是具有至高价值的真、善、美三位一体中的一种，它还是这三种力的最崇高的形式之一。距今最近的几十年分别是以众多学科为标志的——它们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
与此同时，向一个中心点明显聚集的现象得到了发展，所有这些学科都愈来愈关注爱这种神秘力量的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急速发展的科学发现倾向于进一步证实下述古老的发现；上帝是爱而爱也就是上帝。19世纪的生物学强调生存斗争的作用，而我们时代的生物学则越来越强调——无论是就种系进化或单纯的种的生存，还是就健康维持生命力和长寿来说，相互帮助、合作或友谊，所有这些字面上不同的术语都标志着同一创造性无私之爱的不同方面。
今天的生物学告诉我们，这一因素至少一直在扮演与生存斗争因素一样的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爱的作用和力量在不断加强着。在其他方面，当代生物学家明确指出。对于多细胞生物和单细胞生物的生存和繁殖来说，父母和后代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必需的，对于人类这样的种系来说尤其如此，人类的新生儿仍然处于难以自立的状态下，为了生存就需要许多年的照料和爱抚。
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愈来愈丰富的材料证明无私之爱具有充沛而崇高的活力。有几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见解。比如，对自杀的研究表明，所谓自我中心的自杀（变态行为）主要是由孤独和一个人心理上的隔膜所引起的，特别容易由一个人的社会联系突如其来的分裂而引起。从而，避免自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对于其他人无私的创造性之爱来超越这种隔膜。大量的研究，其中包括哈佛研究中心的工作均已表明，爱是一种能够增进生命延续性的因素。
我们曾经以大约4500名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从中或多或少可以得到一些可信的材料。这些人生活在从我们这个纪元的最初世纪开始，直到现今的不同阶段中。我们主要研究了这些人生命的延续情况。这些圣徒中有98%以上生活于19世纪之前，在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阶段上，“圣徒的生产”急剧地减少了，结果发现，在从一开始直到十八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平均的寿命比现今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低得多。这些圣徒中的许多人有意识地折磨自己的肉体，使自己丧失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手段，这中间大约有37%的圣徒在成熟之前就成为殉难者。尽管有这些不利的条件，但这些圣徒的平均寿命却至少与现代美国人一样长。这是什么缘故呢？既然大多数圣徒曾经是具有无私爱心的非凡使徒，爱的因素很可能就是他们长寿的最重要原因了。
相当数量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已经证明，对于新生婴儿的生存和健康成长来说，最低限度的爱是绝对必需的。在这类研究中，可以以A·斯庇兹博士的研究为例。
他报道并摄下了一家育婴堂34个弃儿的死亡情况。在育婴室里，这些婴儿除了不能得到母爱之外能获得其他所有需求品和照料。然而大约经过三个月与父母的分离以后，这些婴儿的食欲开始减退，不能睡眠，皮肤出现皱褶儿，啜泣并哆嗦不止。再经过两个月以后，这些婴儿看上去就像是白痴。27个弃儿在其生命的第一个年头就夭折了，7个死于第二年。不过，他们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这以后可以把他们划入白痴一类。
爱的治疗作用及整合力往往通过许多别的形式表现着自身，爱的感化——无论就爱还是被爱来说——都是婴儿在道德和精神上成为健全人的最重要条件。多数社会学研究都表明，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者都来自于童年时期缺少必要的最低限度爱抚的儿童。缺乏“爱的维他命”也是导致许多精神错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