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曾尝试过种种原子论的解析和还原，寻求知识的基础建筑材料，然后由此构筑整体。例如，基本的感觉碎片，刺激反应或联系纽带，反射或条件反射，行为反应，因素分析产物，种种测验的分值图等等。这些尝试每一种都给心理学的抽象法则科学留下了某种局部的效用，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认真地建议利用其中任何一种作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去了解异国文化的成员或某一约翰·布区社团的成员，更不要说不期而遇时的了解了。
我不但有必要整体地观察他，而且也必须整体地分析他，而不是进行还原的分析。
我们了解人更行之有效的途径是，不论是通过直接问答或通过自由联想（我们只要倾听就行），还是通过间接隐蔽的信息传递、绘画、梦、故事、姿势等等（需要我们的解释），但都必须没法使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当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利用这些方法。但事实表明，这里仍然会引起是否真正科学的问题。
例如，一个说明自己政治态度的人可以说是他的说明的唯一见证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愚弄我们。这里需要有信赖、善意和诚实，那是在研究科学中任何现有的其他对象中不存在的问题。于是，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了。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等等，不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他们有可能走得很远才需要提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青年心理学者大都被告知要利用有控制的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典型方式。经过缓慢而又痛苦的历程，我们心理学家才懂得如何变成好的临床医师或自然观察家——应该耐心地等待、注意和倾听，不要自己插手，不要太积极、太鲁莽，不要干预和控制；在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闭口观察、洗耳恭听。
这和我们研究物理对象的典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常规研究方式是先操纵、戳弄它们，然后看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把它们分隔开进行观察等等。假如你对人也这样做，你将达不到了解他们的目的，他们将不愿你了解他们。我们的干预将减少了解的可能，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情况以后，我们才可以变得主动些，更积极地探索、提出要求，也就是说，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后，才能更注意实验。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
探讨高级问题的益处
只有当我提出人的所谓“高级生活”和人类进化问题时，我与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家的冲突才开始出现。如果我是在研究狗和猴子的行为，或是在做学习、条件作用和激发行为的实验，现有的手段论工具对我就很适用了。这些实验能适当地设计出来并加以控制，论据也可以很精确，而且很有效。
只有当我对研究者开始提出新的问题时，提出我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时，或是关于含糊不清而难以把握的课题提出疑问时，我才陷入真正的困境。我发现，许多科学家这时会轻视他们不能对付的、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我忆起我在恼怒中作为反击说出的一句警语：“不值得做的事情是不值得做好的。”现在我还可以附加一句：“需要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即使不能做得很好。”
的确，我很想说，研究一个新问题的初步尝试大都是粗糙的、不精密的、低级的、不成熟的。从这些初步的尝试中你通常能学会下一次该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当然，要跳过这个初步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当他听说列车事故中大多是最后一节车厢遭殃时，为了减少事故，他竟建议把最后的车厢摘除！
显然，开端是不能被摘掉的，甚至这样想和这样要求本身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否定。动手打开新的领域当然是更令人兴奋、更有价值的，也是更有益于社会的。“你应该热爱问题本身。”莱尔克说。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二次大战期间，比尔·毛尔丁的漫画对于前线战斗的士兵和后方梯队仪容整洁的军官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很精采的写照。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首先穿过精神坑道领域。
当我的精神病理学工作引导我探索非病理学时，也就是研究心理健康的人时，我遇见了过去从来没有的难题，例如，价值和标准的问题。实际上，健康本身就是一个规范词。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一直很少作为。就“正规”研究的正规准则而论，这不是一种好的研究。实际上我并不称之为一种研究，而是一种探索。它很容易受到批评，我也曾批评过它。我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否会闯入我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中，这一点确实令人怀疑。当然，有一组裁判员会更好些。我们目前已有的一些测验比任何过去独自做出的判断都更客观而无偏袒，但在1935年这样的测验是不存在的，那时不独自做就根本别做。我很庆幸我选择了“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别人当然也学到了很多。
通过对这些相对健康的人和他们的特征的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科学家，都使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成打的新问题，不再满足于我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旧答案、旧方法和旧概念。这些人引起的新问题有：什么是正常、健康、善良、创造性和爱？什么是高级需要、美、好奇、完成？什么是人中豪杰和神圣的品质？什么是利他主义和合作、爱护的弱、同情和不自私和仁慈？什么是伟大、超越的经验、高级的价值？当我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一直在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有可能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做出某些贡献。它们并不是不能验证的，更不可能是“不科学的”问题。
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会那么适度而又安然地嵌入机器的运转，从而产生可靠的知识。这部机器原来很像我厨房里的某种我曾称之为“万能器”的东西，但它并不能真正对付所有的原料，而只能有几项用途。或者换一个例子，我记得看见过一部精巧而复杂的自动洗车机，能把汽车刷洗得很干净。但它只能做这样一件事，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它的掌握都只能像一部汽车那样接受洗刷。我设想，假如你所有的唯一工具是锤子，那就会诱使你把每一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
简而言之，我如果不想放弃我的问题，就只有想出新的方法解答这些问题。我选择了这一条道路。许多心理学家也都是如些，他们宁愿竭尽自己的所能去研究重要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限制自己只做那些他们能够以现有技术漂亮完成的事——以手段为中心。假如你把“科学”定义为有能力去做的事，暂时没有能力去做的事就变成“非科学”的了。很显然，这项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
认知与畏惧的辩证关系
与任何其他科学家相比，我们心理学家更不能不对抗拒真理的可惊事实作斗争。和任何其他类知识相比，我们更害怕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害怕那种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自尊和自我评价的知识。一只猫可能觉得当一只猫并不难，它并不害怕当一只猫。但做一个丰满的人是困难的、令人生畏的、有疑问的。虽然人们热爱知识并寻求知识，他们很好奇，但他们又畏惧知识。越是切近个人的知识，他们也就越感畏惧。因此，人的知识很容易成为这种热爱和这种畏惧之间的辩证统一。
知识包括对自身的防御、压抑、不注意、遗忘。因此，任何有助于达到这种真知的方法必须包括某种形式的、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对抵抗的分析”，一种解除对自我真知的畏惧的方法，使人能直接观察自已，赤裸裸地看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对于一般知识也是同样的情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是对人的自我的一大打击。哥白尼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是如此。但我们显然可以说，对知识的畏惧是有差别的，是存在畏惧梯度的：越是非人格的知识，越是和我们个人关心的事情，越是和我们的情绪及需要较少密切关系的知识，我们对它的抗拒也就越少。这很像所谓的“知识总量法则”，我们可以说明如下：距离个人的知识越远，科学知识的量也就越大，有关主题的历史也就越长，研究也越安全，这种科学也就越成熟等等。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科学地讲，我们对化学药品、金属和电的了解远比对性或偏见或剥削知道得更多。
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作为知识的对象，人和事物截然不同，因为他不得不希望被理解，或至少不得不让他自已被理解。他必须接受并信赖理解他的人，在一定情况下甚至爱上他。他甚至可以说是屈服于理解者（就屈服一词的各种意义说都是如此），反过来说也一样。被理解是好事，甚至是高兴的事，而且有治疗的意义。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认识人是为了预测和控制人吗
认识人的最终目的与认识事物与支配事物的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说到分子或草履虫或家养动物时，把预测和控制作为绝对必需的问题来谈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在这方面我仍然要提出异议。但怎么能够正式而严肃地说，我们认识人类也是为了预测和控制吗？最普通的就是反过来看，预测和控制的这种可能前景会使我们毛骨悚然。
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因此，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问题。自我认知首先是为这一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它具有根本性质的脱力。你会觉得这样很好，而且味道的确很好，至少长远角度考虑是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也已经确实弄清，尽管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们仍然必须选择这条途径去排除病态。它是除掉不必要的忧虑、沮丧和畏惧的途径。它是达到美好感觉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懂得，19世纪自我控制的目的也正在被自发性这一观念所取代，那几乎是古老的自我控制概念的对立面。假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生物本性，即内在自我是怎样的，这一知识就能指出我们个人的命运。它强调，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本性，依从它，赞赏它，并充分表现它，只要我们对它的认识足够清楚。这又解释了对历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许多哲学的否定。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就要控制并压抑低级的、动物的生物本性。
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自发性理论却与此不同，它意味着一种深刻不同的图式（范型例证，例外则是外周例）。在这种理论中，最基本的冲动本身不被看作是必然邪恶或危险的，而它所表现和满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策略问题，而不是是与非或善与恶的问题。对需要的表现和需要的满足进行“控制”现在已变成怎样实现最佳满足，何时、何地及以何种方式满足。此种“太阳神式”的控制并不认为需要本身有什么问题。
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任何认为需要有问题的环境或文化，甚至把性、饥饿、爱、自尊等等作为一种永恒的伦理问题看待的观点，都可以被推断为是一种“不良”的社会。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控制”对于人本主义者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与冲动协同而不是相互排斥。这种含意使我们能够说，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接近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而不是更接近压抑性的自我控制。
可预测性也是如此。这似乎也在定义上经历着很大的改变，只要应用在关于自己或关于人的知识上。这一点便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如对治疗后人的研究，对人的丰满人性的时刻的研究等等。
一般而言，“可预测的”用来表示“可被科学家预测的”，且带有“受科学家控制”的涵义。有趣的是，当我能预言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会怎样时，这个人却往往反对我准确的预言感。不知什么原故他总认为这暗含着对他不够尊重的意思，总觉得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不能主宰自己，他不过是一件东西。他的感觉往往是受人支配、控制、哄骗的。
对于这种反应，我曾经注意观察过，结果是，他故意地颠覆这种预测仅仅是为了重新肯定他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他的自主和自我管理能力。例如，有一个10岁的女孩，她是有名的好孩子，平素总是守规矩而且能尽职尽责，有一次却出人意料地破坏了课堂纪律，把法式炸土豆当作笔记本交出来。后来了解到，她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把她的善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又如一个年轻的男子，听他的未婚妻说他的活动总是有秩序的，因而她总是能够期待他做些什么，于是便故意做一些出乎她预料的事。至于他为什么会觉得她的说法带有侮辱他的意思却很难说清楚。成为可预测的通常是严重病态的标志。哥尔德斯坦的脑伤士兵能够很容易地受医生摆布，他们对某些刺激总是能够做出可预测的反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受刺激制约也意味着可预测和可控制。
但是我们也常常用这个词表示褒意：他在紧急情况时总是可信赖的；他往往能转危为安；我愿以生命担保他的诚实。我们似乎希望在人格的基本结构方面有连续性，但并不指望一切细节的一成不变。
可预测性的目的变得更为复杂，除非我们根本不考虑自我认知的问题。我想可以做出这样的类比：自知既能减轻来自个人外部的控制，也能增进来自个人内部的控制；也就是说，减少“他人决定”，而增多“自我决定”。当自知增进时，自我可预测性也随之增强，至少在涉及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时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在许多方面不容易被他人所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