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个人自己骄傲、伟大、神化倾向的防御手段，抱负水平的下降。逃避个人自身的成长。不能相信人能发现某种重要的事情，因而形成对妄想、夸张和狂妄的畏惧的盲目状态，不信服，不能突入并探索这样的发现，并且自身安于琐碎问题。
对权威的过分尊崇，对伟大人物过分崇拜，需要保有他的爱。仅仅变成一个门徒，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最后成为一个帮腔的丑角，不能独立自主，不能肯定自己。请具有如此认知病态的人牢记：不要成为一个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要成为另一个弗洛伊德；不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大师，要追求他们的目标；轻视权威，需要向权威挑战。不能向长者或老师学习死东西，要灵活应用。
经常而且只有讲道理、讲实用、合逻辑、进行分析、要求精确和明智的需要。不能也成为非理性的、豪放的、着迷的、直觉的等等，尽管当时的情况更需要这样。
理智化——把感情的东西也转化为理智的，只看到复杂情境的理智面，满足于正确的定名称而不是体验等等。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通常缺点，他们往往在生活的感情和激情方面比在认识方面更盲目。
利用聪明才智作为支配人、胜人一筹的手段，或往往以牺牲部分真理为代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病态的范畴化——墨守成规知识和真理，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引起畏惧，因而出现回避或歪曲真相的倾向。
也就是说，成为一种逃避实际体验和认识的倾向。
强迫性的二歧化；两种评价倾向；非此即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对新奇的需要，贬低熟悉事物的价值。假如一件事情重复了100次就不会再被视为奇迹。贬低已知的事物，例如，视之为陈词滥调，平淡无奇等等。
当然，还可以几乎无止境地罗列下去。例如，除有种种影响之外，一切弗洛伊德式的防御机制都会导致认知的无效。除了其他方面的病态，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一般也都可以看作是认识性病态，对于性格紊乱，存在性“紊乱”，“价值病态”，人的能力的衰竭萎缩，发育不全或丧失也可以这样说。甚至很多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能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例如，可以认为是鼓励愚蠢的，不鼓励好奇心的等等。
通向完善真理的道路是布满荆棘的，充分的认知是困难的，不仅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此，对于科学家也是如此。科学家与一般人的主要不同在于：科学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心追求真理的，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而且竭尽所能地从事有关技术的学习和道义观念的培养。事实的确如此，科学一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容易犯错误的人能用它战胜他们自己惧怕真理、回避真理和歪曲真理的倾向。
鉴于上述论述，因此，对于认知病态方面的系统研究，似乎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和正常的部分。显而易见，知识的这一分支应能帮助科学家变成一个更好的认知者，一个更有效的工具。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
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
似乎当所有这些“美好的”科学词汇——预见、控制、严格、确定、确切、精确、简洁、秩序、合法则、数量化、证明、解释、有效、可靠、合理、结构等被推向极端时，都能变成一种病态。它们全都可以被迫为安全需要服务。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变成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它们可能成为混乱而恐怖的世界的解毒剂，正如也可能成为热爱并理解可爱而美妙的世界的工具一样，为确定性或确切性或可预测性等等而工作；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既可以受防御动机驱策，也可以受成长动机鼓励；既可以导致焦虑的缓解，也可以得到发现和理解的欢乐。科学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手段，也可以成为通向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拓路机。
为了不致引起对一个重要论点的误解，我们必须也注意到那种勇敢的、以成长为动力的、心理健康的科学家。为了估出鲜明的分辩和对比，这里再一次取其极端的类型。所有这些同样的机制和目标也都能在以成长为动力的科学家身上发现。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神经症的；它们不是强迫性的、僵化的、不可控制的、得不到及时回报时也不会引起焦虑；它们既不是急迫必需的，也不是绝对必需的。
对于健康的科学家，有可能不仅欣赏精确之美，而且也欣赏松散、偶然和模糊之美。他们能欣赏理性和逻辑，也能愉快地着迷、粗放或情绪激动；他们不害怕第六感觉、直觉或不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成为明智是一种乐趣，偶而忽略常识也是一种乐趣。发现规律是很有意味的事，解决某一课题的一套精巧的实验确实也能引起高峰体验，但困惑、猜测和进行幻梦般以及嬉戏般的推断也是科学竞赛、猎奇乐事的一部分。思索雅致的论述或数学证明能产生巨大的美感和崇高的体验，而思索深奥莫测的原理也有如此体验。
在伟大科学家的多才多艺中所有这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有创造力的、有勇气的和胆识过人的科学家的多方面活动中体现出来。这种既能受控制又能不受控制、既能严谨又能宽松、既明智又着迷、既清醒又沉醉的现象，不仅是心理健康创造的特征，而且也是科学创造的特征。
总体来看，我确信，在培育年轻科学家时，我们将不得不既强调审慎又要求大胆。仅仅强调审慎和清醒，只能造就技术专家，他们发现或发明新的真理或新的理论的机会非常渺茫。虽然审慎、耐心、和保守是科学家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要想追求创新，最好添补上胆识和敢作敢为。它们无须互相排斥，它们可以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它们能构成灵活性、适应性、多样性。或者，像精神分析家常说的，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家（或科学家或一般人），也就是能够把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双方优点结合起来，而把两者的缺点排除掉的专家。
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回避一切能引起焦虑的事物，那么他实际上是半盲目的。他能认识到的世界小于坚强的人所能认识的世界。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
改善认知者的自知因素
改善的自知能造就更好的认知者，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在“证明”一词的通常意义上被证明过，那么我为什么敢公开宣称这种观点呢？
我举例来说明我的依据。数以千计的临床经验，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医师之间的交谈，以及医师个人的报告，对大多数有常识的人，这种经验就是一种知识，尽管它只有比较低的可靠程度。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一“真理”的信念一定会强固得多，如果有一个仔细计划和设计的实验能在统计上说明那些健康的科学家比那些不很健康的科学家更优越，或说明那些曾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科学家显然更优越等等。与“临床经验”相比，这样的论据更可靠一些。但在缺乏这样的实验时，假如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的论据所能保证的信念强度，又假如我们能彼此指明这一点，我们就不是现实的和科学的吗？
知识是永无止境的，也只能说用掌握知识的程度来评价。知识的增进或可靠性的增强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些。一个案例比无案例强，两例比一例强。不论一般的知识或特殊的可靠性问题，都不是全或无的问题。在知识的大陆和非知识的汪洋中，绝不会存在明显的“分水领”。
一些人认为坚持“科学的”知识必须是清楚的，明白的，不模棱两可的，无差错的，可证明的，可重复的，可传达的，合逻辑的，合理的，可语言化的，能意识到的。如果它不是这样，它便不是“科学的”，而是别的什么。但关于科学的初期阶段，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关于上述最后形态的前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身内部很容易体验到知识的开端，我们又如何说呢？
事实上，最先感觉到的是不安——心神不定，不愉快，觉得有什么不对头。这种不安感能在找到它的解释之前到来。我们的感觉假如用语言表达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不对头，但我知道那是什么。”甚至更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感觉可以成为全然无意识的，或仅仅半意识的，它只有在以后某一时刻回顾时才能意识到。
这样的开端，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预感、猜测、直觉、梦、幻想以及模糊的、尚未语言化的“预想”。我们被偶然的联想沿着某一方向或另一方向送到远方。我们可能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得到一个答案，然后进行验证，结果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在我们身内的或我们和他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往往是模糊的，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不合逻辑的，甚至不合理的。它可能躲藏在形象化比喻中，隐喻中，类比中等等。我们可能意识到有点门路而开始探究，并像一个诗人那样谈论它，而不是像科学家据认为应该那样的去谈论。于是，我们可能更像一个医师或一个冒险者或一个教师那样行动，而不大像是传统的科学家。
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词句、物理学的类推和比拟，使抽象概念形象化，拟人化的说明，和半神话的存在。我们能很容易地从已完成的和精微的科学的观点批判这一切。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是，这些说法是传达直觉的、临床的感受的摸索活动，那是还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表达的。它们是现阶段知识发展所能做到的最佳表达。最优秀的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如果面对的任务是描述移情或压抑或焦虑等现象，也不会做得更好。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曾由成千上万的患者体验到并以某种形式报告过，它们也曾以某种变式为成千上万的心理医师所目睹。但现在还没有可能做出明确描述，甚至在描述的用语上也不能得出一致的看法。
实验室的科学家对这一切提出最终批评就是一种谴责，因为知识的终极形态还没有达到。这就是为什么初步的知识很容易拖泥带水和模糊不清的原因。这是知识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没有什么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要做事情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生物学会越弄越枯竭，除非它变得更能接受出乎意料的现象，在已知事实基础上尚无法预测的现象。科学不是仅仅靠归纳、分析知识前进的，富有想像的思辩智慧是首先到来的。证实和分析的突破是以后的事。想像依赖于感情和理智的自由驰骋，这能使我们的智慧接受来自这个世界的种种印象，把世界作为一个使人迷惑的、强大的但丰富多彩的整体来接受。我们须力求再一次体验科学青年时代的承受力，那时赞美奇迹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
鲍德莱对于艺术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天才是青春的再现。”说得更平淡些，我觉得，多数的情况是创造性的科学活动先于确立理论的操作，两者在一起造成科学。
科学各个领域中都有许多杰出的实验家曾说明他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分析的、幻想的领悟决定的，同样的历史也表明，多数专门的科学理论都是逐渐地从粗糙的直觉的草图中涌现并发展形成的。这样看，承认草图或发展新概念的最初几步更接近的是艺术的觉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
假如这一事实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那些批评家，带着激动的心情甚至很快就能做出有关批评家的精神分析解释，而不是以逻辑的论证回答他。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这些批评家往往需要简洁、准确或严密，不能容忍这些特征的缺乏，他们只挑选那些已能满足这种标准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实际上他们的批评可能发展到拒绝研究问题的本身。他们批评的对象可能并不是你的方法论，而是你这个人，因为你提出了那个特殊的问题。
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有胆识和创造力的科学家必须安于较低的或然性。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种或然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线索，引导他怎样做，告诉他行进的方向。他必须很敏感，由它们引路。
知识的可行性和水平性
知识两极化即倾向于把知识分为真或伪，有意义或无意义，可靠或不可靠。知识的可靠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真和伪也是如此，有意义和恰当或切题当然也是如此。
哪怕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实，如一个钱币第一次掷出曾是头朝上，那么再次掷出头朝上的概率便大于二分之一，而任何聪明人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推断下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币稍有偏倾的可能性已由那一丁点知识扩大。邓拉普在很久以前证明，当要求人们猜测两个稍有不同的重量对者较重时，他们猜对的次数会多于概率，即使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毫无自信的意识。他们明明意识到他们是在做纯粹的猜想。另一些研究已将这一类发现推广于团体猜测研究。10个无主观自信的人猜测的中数往往比5个人盲目猜测的中数更接近真正的中数。
从药物学的历史上看，重视原始部落人的信念是有益而无害的，例如，他们相信某种草药或树皮的治疗效用，即使他们的解释是巫术的或被证明是虚妄的。然而，真理的一种混乱闪现可能从仅仅模糊理解的习得经验中发生。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中也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对于熟悉的意见，对于有经验的临床专家的看法，对于受过教育的猜测，也都给予某些信任，即使只有一丁点信任。当我们没有可靠的事实可信赖时，我们愿受可能得到的最佳向导的指引。
就像我们与外科医生、精神病学专家、律师等等交往时习惯做的那样。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在缺乏令人满意的知识做决定时更是如此。但波兰尼，诺斯罗普，库恩，和其他一些学者曾指出，在科学家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中也有这一类的事。有创造性的人常常报告他们在创造过程的早期阶段对预感、梦、直觉、盲目猜测和冒险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