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他是怎样的乐观，怎样的坚强，债主们的敲门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为了避免这种干扰，巴尔扎克必须找到一个能避开他们的住处。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住处呢？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名叫德·拉杜摄·亨利的青年出现在他身边。这是一个较为平凡的人物，他自己绝无天才可言。可他却有一个发现天才的本领，而且他善于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他对巴黎的新闻界又非常熟悉，对巴尔扎克这个正被生活所抛弃的青年也很关照。对于这位年近30而尚未写过一行真正文学作品的青年，他却看到了巴尔扎克可能出现的前程。因此，他给了巴尔扎克以宝贵的友谊和良好的待遇。是他，在危难之时，给了巴尔扎克以关心和鼓励，鼓励他在写作上再做一次实验。在这里，巴尔扎克找到了一份信任，一份友情，一份鼓舞，一个暂时隐蔽的处所。
巴尔扎克在这位好心的朋友家里住了很久。但是按照他那没日没夜工作的习惯，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家，一间与人隔绝的小小的住处，以免对别人造成妨碍。他的要求低极了，只要能够不受干扰，而且也不会干扰别人就行。无论多么小，条件多么差，即使像莱斯底居耶尔街9号的破阁楼也行。可是，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会给债权人和执挞吏提供去处。怎么办？为了换取宁静工作的条件，巴尔扎克借用了一个朋友的姓名。这样，在1828年3月的一天，一位叫苏维尔的先生搬进了卡西尼街的一所小房子里。像莱斯底居耶尔街9号一样，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苏维尔先生”一住就是9年。
这是一条极不引人注意的、靠近市郊的街道。在它周围居住的都是一些平民百姓，绝对不会有人想到会有一位作家住在这里。这正是极理想的工作环境。当然，比起几年前在莱斯底居耶尔街9号来，他添置了一些东西，甚至有的还可以说是近乎奢侈的东西。但是，无论他对客室的布置有怎样的追求，而他的工作室却永远是一个样子的。人们形容他的书房像一个僧院，这一点也不为过分。那里只有一张小桌子，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要带上的，好像离开了这张桌子他就写不出东西来。此外，就是烛台。这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工作条件，是陪伴他终生的一个忠实伴侣。它陪着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帮助他创作出无数不朽的文学巨制。此外，就是一架碗橱，这可不是用来放碗的，而是他的纸库，他的纸张和稿件都存放在这里。
1828年，在巴尔扎克的一生中，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正是这一年，他决定以自己的真实姓名跻身于人才济济的法兰西作家群中。并且要和世界第一流的作家见见高低。他不仅要与他们媲美，而且要超过他们。
从此，巴尔扎克开始了实践的努力。他要创作一本以真实姓名署名的小说，一本真正的小说，这便是他的第一个行动——《最后的朱安党》的创作。
其实，创作这本小说的条件早就初步地具备了。他手中已经有了一些故事的底稿和一些情节的史料。如果是过去，他早就在极短的时间里写出一部糊口之作了。可是现在，责任感督导他慎重地对待这些史料，分辨它们的真伪，而且增加其中的内容。他从图书馆里借来了一些当时人们所写的回忆录，研究那些军事报告，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抄。他不肯放过任何一点细小的、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他认为，正是那些真实的琐事，能够产生出作品中那令人相信的、生动活泼的内容。他坚信，没有真诚便没有艺术。他的人物必须生根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中。否则，那将会失去宝贵的真实性，将是艺术的悲哀。
在阅读了二三个月的资料后，巴尔扎克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素材，熟读了有关的地图，精确地掌握了各种队伍的行动计划和军事路线。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书本上的记载，他认为，无论任何一本印刷品都不能代替直接观察所得的印象。于是，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沿着小说主人公所走的路线实地考察一番，以便把一切真实的景物、气氛，以及自己的感受真实生动地表达出来。
可是，谈何容易。他现在是除了借据上有大量的法郎外，身上的法郎可说是少得可怜。他了解到一位曾参加反抗朱安党（法国保皇党）的一位老军人尚在世间，便决计去亲自访问。他要以有限的法郎完成这一意义重大的举动，除了求得那位老战士提供食宿的方便外，就是极度地减少开支了。他带着简朴的行李，穿一套可以称得上褴褛的衣裤，挤上了一辆公共马车，坐上了一个最便宜的座位。即使这样，他也坐不了全程，只得中途下车，用他的短腿走完旅途的最后路程。当他风尘仆仆、满身汗污地出现在那位老战士的门口时，竟被认作是一个流浪汉了。
巴尔扎克原定在德·彭迈惹尔男爵家住两周，可是，对于他要做的工作来说，两周实在是太短了。他认真听取这位老军人的回忆，做着笔记，写着体会，并且开始写作。在这期间，他忘掉了一切：巴黎，朋友，甚至情人。他忘我地工作着，几个星期之后，写出了小说的最初几章，寄给了巴黎的出版商。
可是，这位出版商碰到了一件令他意外而且恼火的事。他一向以为巴尔扎克是一个快手。过去，写那些通俗流行小说，那些以凶杀、毒害为内容的富有感官刺激的作品，他能一天不误，如期交稿。可是这一次，巴尔扎克却一拖再拖，总是不肯把稿子交出来，除非他感到满意了才行。而当稿子好容易付诸排版之后，版样又带着无数处的修改和更动送了回来。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面目全非。这又得重新排版。这使得出版商大为光火，说这将造成金钱和时间上的双重损失。这也没有使巴尔扎克改变初衷。在十几年的卖文生涯后，他第一次以一种艺术家的责任感来工作了。他第一次感到对巴尔扎克·奥瑙利这个名字应负何等的责任，他决定要使这个名字不朽。他一生负债累累，经济事业不顺，这一切都没引起他多大的关心，而对于文稿的质量，对于书稿的一改再改，他却从未马虎。由于巴尔扎克的反复修改，他付给排字工人以更高的酬金。而这些酬金，常常是他自掏腰包贴补的。他的稿酬收入往往也因此而减少。但他仍不愿因此而放弃修改。这一习惯，大概就是由这时候开始的。
终于，在1829年3月中旬，他的第一本以严肃态度创作的小说——4卷本的《最后的朱安党或1800年的布列颠》出版了。（该书也译作《舒安党》《最后的舒安党》。收入《人间喜剧》时，改为《舒昂党人》）。这是一部第一次以他的名字署名的小说。
正在巴尔扎克全力以赴地写作《最后的朱安党》时，一个出版商找到了他，说他曾预支过他200法郎的稿酬而要他偿还。巴尔扎克不愿打断正在进行的正经工作去写一本流行的小册子，于是，提议将他的一部已在自己的印刷厂印过的旧作《结婚生理学》作为赔偿。出版商也知道从这位穷作家身上是找不回200法郎的款数的，便同意了这个变通。
正像在《最后的朱安党》中开头的那种创作态度一样，这本抵债小说的手稿交给出版商时，也已是面目全非了。原作中的内容已所剩无几，他几乎是重新创作了这部小说。这部作品，巴尔扎克用了完全崭新的一种创作风格，其中充满了热情与趣味。而且采用了很多充满兴味的掌故，使这本抵债之作成了一本光芒四射、谐趣横生、圆润流利的作品。它的大胆的奇论，有侮弄性的媚劲儿和幽默的怀疑，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对它展开了讨论。其中，肯定否定的意见都有。这本书尤其得到了一些妇女的喜爱，惹得她们又气又乐。她们纷纷给巴尔扎克寄来信件，恭维它，或批评它。这本书在几个星期内，成了一切沙龙中惟一的话题。巴黎人的好奇心终于被巴尔扎克打动了。他成了人们一时谈话的对象，成了名人。他从此便进入了巴黎文学作品的主要“票据交换所”的瑞卡米耶夫人的沙龙。而在苏菲亚夫人的沙龙里，他结识了已经成名的作家雨果·拉马丁和查宁·儒儿。
巴尔扎克踏上了成名的第一个台阶。在这个台阶上，就已展露出了他的多才多艺。他能在一个炉灶上同时烧出像《最后的朱安党》那样正经八百的历史小说的正宗菜，也能烤出像《结婚生理学》那样辛辣的肉馅饼。他的多产也令人惊叹。在1830年和1831年两年的时间里，他竟写出了140多种作品。其中包括长篇、短篇小说、评论、小品、政治纪事、报告文学等。如果把这两年所写的作品加起来，用两年的时间去除的话，那么他每天平均出版了16页的书——这仅是指出版的而言，没有包括修改而未出版的在内。如果要加上这些的话，那他每天的工作量就没法计算了。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家报纸和刊物上没有巴尔扎克的名字。他的作品是各式各样的，有文艺的、政治的、哲学的、生活的等。而关于女性题材的小说，特别是关于成年女性的小说，如《三十岁的女人》等，因它创造出了被误解的妻子的形象，说出了此种年龄的妇女的心态和心声而特别受到她们的喜爱。他在《红色旅馆》中的简明的描写力，得到了当时一位严肃的批评家的肯定。他的《无名的杰作》，也使得同行们所惊讶。如果把巴尔扎克这一时期的五花八门的作品看做一个缤纷耀目的万花筒的话，那么，组成这万花筒的每一个小镜片所反射出来的，都是一道道天才的光辉。
经过10年的摸索，巴尔扎克终于找到了他应当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那就是为那畸形的社会著一部当代的历史。他也终于发现了他能够从事这个事业的能力，他能够做这个社会的心理学家、医生，做它的审判官和文学的创作者。这个事业应当说是从他的《驴皮记》的创作开始的。
当巴尔扎克向他的朋友们这样宣布的时候，他是克服了怎样的自卑心理。似乎很多的天才人物都有过这样的心理过程。正像歌德在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柏尔里卿根骑士》之后仍然对自己的创作天才持怀疑态度一样，当轰动一时的《驴皮记》出版后，巴尔扎克对他的创作才能也抱有怀疑态度。尽管在少年时代他是那样坚决地拒绝了律师事务所的体面工作和固定收入，而去从事文学创作，但是当他一旦做了，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他却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疑虑。这可能正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相反的心态，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经事不知其中之艰难。他越是实践之后越是感到这一事业的难办，所以，有一个时期他动摇在从政、从文的两种选择之间。还好，从政的道路并不平坦，使这个本该当作家的天才没有误入歧途。他的天才不是用来征服议院，征服交易所的，而是征服全世界的。他的心又回到了那简陋的书桌旁边来。而且，他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世界。他绝对不能漫无目的地一本一本胡乱地写下去，他为自己的创作构想设计了一个蓝图，“要把它们连成一个一切世情与一切生活形式的阶级组织”，那将是一个幅员广阔，边际无垠的文学世界。他预想到而且预见到了这一工作的下层平面图的轮廓。这就是他的《人间喜剧》的初步设想——当然，在这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可以包容他全部作品的名称。但是一个观念已孕育在他的意识中了，那将是一部使各个角色呈现于不同的书中，将一串毫无关联的小说串连起来，从而形成一部完整的具有文学性的当代史。它包括一切阶级、职业、意念、情绪和社会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