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刚穿上浴衣，叩门声又响起来了，那是早班信差给他送来了各印刷所印出的大样。索稿人也随之而来，取走昨晚写成的那些墨迹未干的稿子。巴尔扎克的每一部书都是这样边写边付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书稿在写作之前就已卖出，出版商当然不肯等到稿子完成以后再发排付印，那将等于积压了资金，减少了效益。另一方面也因为巴尔扎克在写作时，无暇阅读稿子，也无暇抄写它们。他的如潮思绪不允许他停下笔来阅读稿件。他把这工作交给了他的排字工人，等于请排字工人帮他抄写稿子。而在工人排出大样之后，他才能一一地校阅。看来这也是一种节省时间的先进的工作方法。因此，这第一批信使的传递工作，对于他就特别重要。而且，每每最早来叩门的，就是那些将各印刷厂所、报馆或出版商们汇集起来的大样送来的信差们。他们送来的是两夜以前写出的、而在一天以前付印的稿样。还有一些是更早几天交出去的二校、三校的稿子。于是，新的工作日开始了，那就是进行这一大堆的样稿的校阅。这样，常常有五六打刚从校样机上拿下的油墨未干的稿样，又铺上了他的书桌。
9点钟，他的短暂的休息告一段落。他的休息，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以一种工作变成另一种工作而成的。巴尔扎克的修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修改，而也是一场紧张的拼命。这完全可以从那墨迹四溅的样稿或那被戳成一个一个小洞的笔迹上看出来。巴尔扎克的这一工作，不说是冲锋，也可说是打仗。那绝不是改掉一两处不合适的造句，统一几处不统一的风格，删除几个多余的字词，增添几个句子或段落。巴尔扎克的改稿，其实就是重写，是对于前几天的劳动成果的重新改造。在他看来，第一次排出的稿子并不是校样，而是初稿。在那里，他仍做着大刀阔斧地改造甚至是再造工作。对于这一工作，可以说他是苛刻的。如果不按照他的一改再改的态度，而将没有得到他最后认可的样稿刊印成书的话，那他是绝不能容忍的。有一家报纸的主笔就吃过这个苦头，他没得到最后的认可就把他的文章刊印了出来，结果弄得巴尔扎克和他永远地断绝了交往。
为了这再创造的必要，巴尔扎克对他的样稿的纸张有着特殊的要求。首先，它必须特别长，特别宽。就是说要为他的修改留出“广阔的天地”。其二，他要求校样纸张的质地是上好的，绝不要那种粗糙的黄纸，而必须是雪白的。这就能使他的每一处修改醒目地显现出来。第三，他校改的符号也是多样的，那些常用的符号绝对不够使用，他就自己发明了很多有特殊含义的符号。这样，就要求排字工人的技术水平是第一流的。而即使是第一流的排字工，在排他的稿子时，也十分地头痛吃力。因此，他们常常能挣到比其他排字工更多的工资，而这增加的部分，又常常是巴尔扎克自掏腰包。所以，为了这不断修改，巴尔扎克常常要失掉一半的收益。有的时候竟至整个丧失。但是，即使这样，巴尔扎克也不肯有丝毫的让步，他坚持着一改再改。这修改有时竟达十五六次之多。
这其实还只是他工作的初步。当这些可以说拥塞难解的样稿被排字工人以读天书般的认真弄明白，而且重新排印好了之后，巴尔扎克的第二次修改又开始了。对待这已经修改的稿样，巴尔扎克也毫不客气，仍然以那种战士打仗的凶猛去对待那些他认为仍不满意的地方。于是，样稿上又出现了被鸦翎笔戳破的小洞，又出现了那些为抓住那些字眼而急于下笔时所溅下的墨渍。他把那整个整个不眠之夜建成的，又做了认真修葺的大厦推倒重建。这样反复六七次之后，算是初具规模了。以后的修改可能就是单个的句子或单个的字词了。再以后，可能还会经过若干次，甚至十几次的修改，才算是定了下来。于是，这座大厦是不可动摇地竖在那里了。那供人瞻仰的，就是这样的一座座人工建立的纪念碑——有时，真可说是非人工建立的纪念碑。
这是他辛勤劳作的见证，正如人们所说，除了贝多芬的手稿之外，在今天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比巴尔扎克的手稿更能表现艺术家的奋斗精神了。巴尔扎克本人也十分珍爱这些夜以继日而产生出来的劳作成果。他把它们送给最亲密的朋友。他说：“我把这些册子（他把每一本手稿和修改稿编辑成册）只送给那些爱我的人。他们是我冗长劳作与坚忍——那种坚忍是我曾向你们说过的——见证人，在这些可怕的篇幅上我消磨了多少个夜晚。”这些手稿，比起他的肖像以及有关他的掌故轶事，都更能反映出巴尔扎克的天赋，以及他非人所及的精力。
这样工作两三个钟头之后，已经是中午12点左右了。此时，巴尔扎克推开那些稿纸，奥古斯督送来了午餐：一个鸡蛋，一两块火腿面包，或者一个小小的肉饼。在吃食方面，他不是个苦行僧，他喜欢美食也喜欢美酒，但在工作之时，他拒绝这样的美食。他知道，美食能使人迟缓怠惰，而这于工作是极为有害的。而且，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供他迟缓和怠惰。所以，越是紧张工作的时候，他的食品也越是简单。而且，他连午饭后的片刻的小憩也没有，在简单地进食后，便又坐回到小书桌边，继续修改、校正、写作。有时也将头脑中闪现的一些个火花记录下来，以备以后创作中使用。在这些时间，他也写写信，和朋友们做些笔谈。这样，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总算把这一个工作日完成了。经过这一番战斗，他真该休息一下了。他搁下了笔，把椅子向后挪挪，站起身来，活动活动四肢。在奥古斯督准备晚饭的时候，他也许会见见朋友或接见出版商。但经常他是独自冥想的，想晚间将要进行的工作。即使这段时间，他也很少上街。8点钟，当人们正去开始夜生活的时候，他沉沉入睡了。这样，4个钟头以后，敲门声响起，是奥古斯督叫他起床了。于是蜡烛又一次点起，窗帘又一次拉上。他的新的一个工作日又开始了。这就是巴尔扎克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在地球自转一周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形。
这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于人来说，无疑是有摧毁性作用的。他的医生、好朋友拿克加尔不止一次地劝他改变这种工作方式，甚至警告过他，这样生活下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巴尔扎克就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似乎到了一种欲罢不能的程度。当然这“不能”，主要产生于他根本就不“欲”罢了。在一段工作之间，巴尔扎克是绝不收缰勒马的，只有在他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他才得以少时的喘息，而这喘息的时间，也是极短的。在一本书完成之后不久，甚至是马上，另一本书的创作又摆在他面前了。这些工作，这些永远也写不完的作品，就像是他为自己缝制的一件巨大的寿衣。而这每一本，每一篇，就是那件寿衣上的一行针脚。连他自己也有时感叹道：“那永远是照样的，一夜跟着一夜，一本书跟着一本书！我要营造的建筑物是太高而且太广了。”
他也为他丧失情趣的生活所恐惧，但是，他尽力摆脱。对于他，工作是一种需要，对于工作与其说他是“不能”摆脱，不如说他是“不欲”摆脱。他说：“工作是我的慈航（佛教普渡众生的舟航）。”看来，他心甘情愿地过这种生活。对于这样紧张的、缺乏生活情趣的生活，他自得其味：“在我不写的时候，就盘算我的计划，而在我不写也不盘算的时候，我有稿样可改。那就是组成我生命的东西。”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年月都这么过，这是任何一个人也忍受不了的。在一段工作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也出去访友，旅行，享受享受轻闲的生活。不过，即便在这些时候，他的轻闲仍是有限的。旅行时，他仍想着写作，访友时，他常常不得不因工作而推迟时间。即使对他热恋中的情人，他也不得不常常通知她们，在下午5点之前不可能见到他。对于他，工作是重于恋爱的。《人间喜剧》比真实的世界更为重要。
除了写作之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杂务，他必须与出版商讨价还价，有些东西他需要亲自采购。他还兴办过很多事业，帮人家打过官司，写过诉讼。他还帮助德·帕尔尼夫人管理过财产，帮德·韩斯迦夫人清理过财政……他所从事的创作之外的事情，也可以与他的创作等身。
在这样一番不顾死活的劳顿过后，一本书写完了，巴尔扎克开始享受一下生活了。在长期的离群索居，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的孤独里，在艰苦的禁锢中，他一旦回到人世，就也像他工作时的凶猛一样去享受人世的快乐。他会用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来补偿那日日夜夜的不得言语的憋闷，他会放大胃口来补偿那工作时间的食物匮乏，他会用无所顾惜地花钱来偿还那终日囚居的冷清，他会以催马疾驰的旅行来弥补那幽居的孤苦。总而言之，在工作完成之后，他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补偿那身体和心灵所受到的损乏，从而换回开始新工作的体力和心境。
这样不顾死活的工作，炼就了他娴熟的笔力、深刻的思想、尖锐的眼光。他的成功已使他不再是一个对自己的能力抱怀疑态度的小青年了。他已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完全可以用笔征服全世界，正如拿破仑曾想用剑去征服的那样。他知道，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的话，他可以写出更多的让妇女们流泪、供沙龙闲谈的作品。但是，他除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之外，同时还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他不能够光博取妇女们的一笑一泪，不能只写一些供阔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通俗作品。他有一个更崇高的创作目的，那就是要写出人间的种种世相丑态，并且把它升华为一种哲理。确定了这个目的，他就甘冒失去读者的危险——其实，失去读者也就是失去收益。
与此同时，他的多种风格也正在形成。他能够在校对哲学小说的稿样时，写作一篇《滑稽的故事》。他能写出戏谑轻松的《笑林》，也能写出深具哲学意味的《蓝柏尔·路易》。这种现象说明他为达到上述目的而试验着、培养着自己的能力。当他从实际的创作生活中磨出了才能之后，他知道，创作出一部19世纪生活的百科全书的能力具备了。他自觉地认为，一个像他这样的小说家，应当是去解决人类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社会的、哲学的、生活的、宗教的……应当用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去提高小说的水平。这一认识，这一自觉使命，正是在他与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恋爱失败后建立的。所以，可以说，他的个人生活不幸，往往是他创作成功的一种前提。
在《乡下医生》和《西拉飞达》未能取得预想的结果之后，巴尔扎克创作了《无名的杰作》，这真是一部不朽的杰作。他的哲学小说显示出知识的惊人的渊博、头脑的发达与灵活。但是，哲学小说以及宗教小说都不是他的拿手戏。他善于叙述故事，善于思考生活，更善于观察生活。在各种创作方法都经历、尝试过之后，他深刻意识到写实主义的意义。靠着它，他写出了一系列堪称优秀的作品。其中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查伯尔上校》。第二个成功的就是人所共知而且百读不厌的《欧也妮·葛朗台》。他运用现实主义的一大法则——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去创造了可作为悭吝人代表的葛朗台老头。那些人物是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将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呼唤而出的，欧也妮的单纯、素朴和虔敬；老葛朗台的贪婪、悭吝；老女佣的忠实和丑陋。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全在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这一方法的基础，正是对生活的深入了解，直至理解。而这就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所以，有人评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在一个叙述家和思想家之间，站立着一位生活的观察家。他认为，创造需要的是正当的观察、集中、紧凑、汲取最大的成分，揭发感情，暴露最强的人的弱点。由此他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是一座无穷无尽的矿山。只要你去观察，就会发现那颗颗宝石。由于观察，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成了《人间喜剧》中的一个角色。这就是巴尔扎克的决胜点。掌握了这个诀窍，巴尔扎克获得了够他下半辈子忙不完的工作蓝图。他认为，不应当只把每一部书孤立单独地写出，只写出一些“个人生活的图像”是不够的，它们应当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也许他还没有做出一个清晰的计划，但是却已经确定，他的全集不应当只是许多单独作品的杂烩，而应当是一座文学的巨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