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世的时氏中医世家，在我国中医教育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一代传人——医学宗师时逸人先生(1896～1966年)，享年70岁，祖籍江苏无锡，祖上于太平天国时迁居仪征，先生即出生定居于此，民国初又迁至镇江。其父时宝鼐，字调梅，乃前清秀才，平时喜读医书，并与一些杏林朋辈交往，久之亦研医理，也常为人诊病，但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好用成方，故未成名。时逸人先生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能诵，且悟性甚佳，年甫十一，即读毕四书五经。因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渐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家藏医书一一习诵。稍长，已通晓《内经》、《伤寒论》、《本草经》等经典医著，常随父亲为病人诊病。其父见其对岐黄之术情有独钟，遂令其拜当地名医汪允恭老先生为师，时年十六岁。时逸人先生随汪老先生学医数年，尽得其术。
当时逸人先生二十岁时，时值列强横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其家乡一带瘟疫流行。为解除人民疾苦，时逸人先生遂出师就业，悬壶济世。尽管是牛刀初试，但疗效颇佳，许多顽疾重症，皆随手奏效，治病范围越来越广，尤精于温病疫症的辨证治疗。行医数年，时逸人先生声名渐噪，登门求医者接踵而至。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国民党卫生当局奉行推崇西医，排斥中医的不良政策，时逸人先生对此甚为忧心，遂立志教育后学，发扬中医。先后应聘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中国医学院任教，专授古今疫症及温病，并在上海亲自创办“江左国医讲习所”，以发扬古义、融贯新知为宗旨，培养并造就出了许多泰斗级的中医高级人才。
1929年秋，时逸人先生又受聘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兼任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教授，主编《山西医学杂志》长达十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举家辗转武汉、重庆、昆明，后又返回上海，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等院校长期担任教授、教务长等职，以后又亲自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以从事中医教育为主，兼理诊务。其后因上海租界沦陷，医校停办，时逸人先生乃在南京、太原等地开业行医。解放前夕，他又在南京任前中央国医馆主任秘书，后为代理馆长，着手创办首都中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之前身）任教。受校方重托，前后举办了数期中医高级师资班，其学员现均为国内著名中医学家。
1954年，时逸人先生已届花甲之龄，犹念念不忘振兴中医之宿志，与当时的诸多同道联名向中央卫生部提出“为迎接祖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加强中医工作”的建议，中央卫生部复文，对时老先生等人的意见给予了肯定和采纳。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时逸人先生被调至北京，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后又调至中医研究院学术秘书处工作。1961年5月时逸人先生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边，赴宁夏银川工作，同时担任宁夏自治区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兼任自治区医院中医科主任。1965年因病回京休养，1966年6月在南京病故，终年70岁。
时逸人先生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医诊疗、学术研究事业，尤其是中医教育事业，他一生坚持身体力行，真正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抱负。
一、维护国医反对守旧
时逸人先生的从医之路，是在旧中国无端摧残中医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由于当时西学东渐，国民党卫生当局以“中医不科学”为借口，奉行歧视中医的政策，极尽排斥中医之能事，甚至以“必欲取缔消灭中医”而后快。而在中医界中，也有不少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者，不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而是“各呈家技，始终顺旧”，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中医学术和中医事业的发展。针对这些不利因素，许多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都奋起抗争，求生存、求发展，时逸人先生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在担任当时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及编审委员会专任委员时，曾大声疾呼整理中医学术，他认为：“当时摧残中医者，动辄以不合科学之口吻，妄加毁诋中医，废止中医；而中医秘守者，不以医术为济民之事，反将医术据为私有，为传家之秘宝，以致中医学术日渐式微，似此因循坐误，与复兴中医之途径相去甚远矣。”并提出“中医是中国人民之中医，凡吾国人于国医精华，应努力研究，国产药物亟等努力阐发，此则关乎国计民生，诚非浅鲜，应改良国药，抵制外货，公开秘术，阐扬国学，尤须通力合作，并保复兴中医之途径，则前程之希望远大，不独民众受益，亦吾医界之光也。”他在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工作期间，大量收集民间验方，并组织专门机构，审查并剔除了其中许多荒诞不经或不科学的治疗方法，并审查出版验方多集，广为推行，以求中医理论与实践能够得到进一步发扬。
二、融贯中西走创新之路
在如何整理中医学术的具体方法上，时逸人先生一向“以汇通中西为壮志，以融贯古方今方，俾切合实用为唯一目的”，并有“融治中西之学说，化中化西，而成为第三者之医学，始可言融汇”之说。认为“学术非一成不变之物，要随时代而推进，逐渐改良，此中外古今之通例也”。
他举例说：“中医学说以医为主，上古以卦文支配一切，故医药理论每多引用易象；中古善谈哲学，故医药学理论富含哲学意味；近古文字崇向典丽，于是医药竞以文字相标榜，故对中医理论实有整理研究之必要……，欲挽回其弊者，唯有融汇中西医药之学术，而另造第三者之特殊医学，方足以应付时势之需要。”并呼吁同道：“唯兹整体重大，学派纷纭，非少数人之力所能胜任，望吾全体同志，通力合作，以完成之。”时逸人先生的这番高论，实为当今中西医结合事业之端倪！
在临床研究上，时逸人先生主张“病名以西医所载为主，遮可得悉正确的病型，其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项则以中医为主，如是汇通研究，不但与临证之界限铲除，即中西医之门户亦可不必拘执矣。”时逸人先生所撰述的临床医著，均是采用此种体例，可使初学者能够在西医病名的明确诊断下，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法，分辨其病因病机及诊治方法。时逸人先生所首创的这一方法，目前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医临床研究所沿用。
融汇中西，走创新之路，是中医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时逸人先生早年所提出的“化中化西”这一伟大理论，则是中西医发展的最高境界。现在它已成为一门崭新的医学科学，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三、重视实践以效为求
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到今天，除了它博大的文化内涵与深邃的哲学原理外，其独特的治疗思想及满意的临床疗效，是其生命力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时逸人先生在他一生的行医生涯中，特别重视临床实践，视临床疗效为中医学的“生命”。如他与同代名医何廉臣氏商讨编订中医讲义时提到：“要使学习者得正轨之遵循，业医者得充分之援助……，侧重证治之经验。”此后也曾反复提到：“整理中医学术，应当从实用之处着手”、“中医要生存，必须提高治病效果”，这些均为先生这一见解的明证。
时逸人先生认为，中医学虽有正统的理、法、方、药，但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仍旧广泛散落于民间，要想提高中医疗效，就必须重视实践经验，使散落在民间的宝贵经验集中化、实验化。他说：“中医实践经验，埋藏民间，年湮代远，失传很多……，我国医生众多，非祖传即师授，对于临床各科，均有实际经验，如对某一病或某一证，常有特别家传秘法，虽诸医束手，亦能药到病除，历验不爽……，苟能集中一处加以试验，特效者褒奖之，无用者废弃之，必有惊人之收获。”主张将个人的经验，通过验证，凡有临床疗效者，加以肯定，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医临床经验，必将有助于中医学术的快速发展。
时逸人先生在总结其个人经验时，在其著作中亦充分体现出以临床实用为目的之特点。如他在《中国药物学》一书中，反复强调药物的配伍应用。晚年又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编写出了《实用中医内科诊治手册》一书，对内科各种常见疾病的证治，常分为本证与兼证，便于临床辨证论治，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四、博采众说汇集诸长
时逸人先生学术精深，平时诊余之暇，手不释卷，见地非凡。其学识不拘一家一派，博采众说，择其善者，发扬光大，并予创新。如汇集温病诸家之长，结合伤寒学说，创立“时令病学”，融伤寒温病于一炉，消除“伤寒”与“温病”学派门户之见，进而也淡化“经方派”与“时方派”之分界。只要临床上确切有效的方剂，皆可为我所用。此项主张，到目前亦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接受。时逸人先生根据临床实践的需要，对历代先贤的成方予以加减，灵活运用。如根据先贤之方所创的菖蒲郁金汤，原载于《中国时令病学》，以后在《中国传染病学》、《温病全书》亦均载有，成为近世广泛使用而疗效确切的著名方剂。
时逸人先生认为对古人医案，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认真分析，要“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务使后之鉴者，无刻舟求剑之弊，而有随机应变之妙，庶获此一篇，不啻常年之顾问，而使疾病之死亡率亦可藉此而减少矣。”告诫后学一定要重视古人的宝贵经验，从医案中吸取辨证论治的精华，以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对待古人医案，还主张比较分析，做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研究，以汇集诸家之长。
五、胸怀仁术德高艺精
时逸人先生常常说，为医者要有“仁术”之心，所谓“仁术”，实际上含有两层含义：“仁”，是指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对病人要充满同情与关爱；“术”，是指医生要具备高超的治疗技术，确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山西医学院附属一院中医科老中医姬乾园先生回忆说：“时老医学渊博，临证处方严慎，常告诫后辈临证要专心，认证要细心，治疗要精心，万勿孟浪从事，而遗留祸患，增加病人的痛苦。时老待人正直、沉稳、平易、善良，对贫苦病人常常不收诊金，济世救人。诊余之暇，多向其子振声谈论经典奥理，深入浅出，使人特别容易明白。”
时逸人先生终生以“仁术”二字作为自己追求实践、人生价值的目标，并以此教育后学。时逸人先生特别强调医生治病必须实事求是，诚恳待人，反对浮夸钻营，故弄玄虚。他曾经针对某些中医人员只凭切脉便夸夸其谈，草草诊过便书处方的现象，认为“许多病人的自觉症状，非他人所能知，必据患者所陈述，如患者之好恶苦乐，病情的虚实寒热之证，所爱所乐，其所不足，所苦所恶，必其所有余……，在望闻探求所得之外，必须参以病人所言，方较为真切。若谓切脉一端，可包括一切，不但事实之所必无，抑理之所未有也。”
正因怀此“仁术”之心，时逸人先生的学术水平相当高。在治学上，他融伤寒、温病于一炉，独创了“时令病”这一病名。所谓时令病，即外感热病的当代发病形式。以后又将时令病与急性传染病合观，进而开创了中医热病学的先河。在治疗上，时振声先生也跳出了传统经方的窠臼，只要是确切有效的方剂皆可为我所用，并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新法，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临床疗效，挽救了无数外感热病患者的生命。
时逸人先生不但精通外感热病，而且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疾病的诊断上，他积极倡导四诊合参，尤重察舌辨脉；在治疗用药上，崇尚辨证施治，师古而不泥古。如治疗痰证，便有清热、安神、泻肺、清肺、宣肺、补气、养血、宽胸、镇惊、镇痉、滋阴、顺气、通便、涌吐、解毒、泻水、和解之不同，分别选用适当方剂，以求临床灵活应用。他所创立的“菖蒲郁金汤”，用治痰热蒙蔽清窍的神昏、妄言、妄见、心烦、躁扰之证，良效确切，该方也被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温病学》所引用，足见其用广而效卓。
时逸人先生乐于笔耕，长于编撰，一生著述颇丰，且自立门派，使后学受益匪浅，他所撰写的医著甚众，仅择其要以录之：《中国时令病学》，1930年出版；《中国急性传染病学》，1931年出版；《中国妇科病学》，1931年出版；《温病全书》，1933年出版；《时氏内经学》，1941年出版；《时氏麻痘学》，1941年出版；《中国内科病学》，1951年出版；《中国儿科学》，1951年出版；《时氏处方学》，1952年出版；《时氏诊断学》，1952年出版；《中国传染病学》，1952年出版；《中国药物学》，1953年出版；《时氏生理学》，1953年出版；《时氏病理学》，1953年出版；《中医伤寒与温病》，1956年出版；《实用中医内科诊治手册》，196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