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译文：“如果使用政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上一章我们讲到了“为政以礼”，以德治国。本章讲礼治，它是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施政纲领和落实，也是“为政以德”思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在治国方略上，孔子坚持以礼治国的基本原则，主张“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不赞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应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他常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意思是为政者，若能以文明的教化方式教育和导引人民，“齐之以礼”，旗帜鲜明地倡导和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和日常行为的礼节仪规，使每个人都有道德观念和礼的涵养，这样人们就会有廉耻心，一旦做了亏心事，就会感到羞耻惭愧。有了耻辱感，就会自觉远离违法乱纪，达到社会安定祥和的目的。在《大学》中，曾子说：“尧舜率民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民以暴，而民从之。”意思是说：在尧、舜仁德的引导下，百姓会变得很仁慈。而在桀、纣暴政的诱导下，百姓会变得很残暴。
那么，儒家的“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学者们大多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礼”字，据王国维的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冠、昏（婚）、丧、祭、射、御、乡（乡饮酒）等，原本是民间交往活动，亦含有对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的崇拜仪式；在上层统治集团则逐渐有了燕（宴）、飨、田猎、朝觐、聘问等等礼制，亦不断发生变化。复杂的礼仪大致可归为五类？吉、凶、宾、军、嘉礼。因此，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本起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其涵盖面很广，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已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更为系统化了。周礼包罗非常广泛，其内容涉及到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教育、婚姻、道德等许多方面。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周礼逐渐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
儒家继承和发扬了西周制礼的许多内容。在孔子那里，“礼”是指制约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总则。在他看来，人的生命，不仅仅是生物性质的生命，还是有独特理性的生命，这一独特理性是深藏于自然生物生命之中的“仁爱”之性。它是人一切善端的开始。人类的道德与血缘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其他社会关系，都表现人的理性生命，它约束人的一切行为，并且成为维系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则。人类的这个自然法则，便是“礼”，是当政者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依据。当政者的一切典章制度、施政措施，必须以维护“五伦”为核心，以体现“仁”，弘扬“仁”为目的。在孔子看来，人类社会，无论是天子庶人，都应以“礼”修心养性，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杂念，发扬人的内在善端，以实现“仁”的境界为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唯如此，人人才能合睦相处；才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才能和谐安宁。因而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为了维护礼治，孔子把礼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对当时诸侯的犯上作乱、不守礼法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号召统治者学礼、知礼、立于礼，以为天之表率。
在荀子那里，礼是圣王的制作，是等级制度和客观规范，“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劝学》）“礼者，所以正身也。”（《修身》），礼是“仁”的外化，只有“礼”作为一种可实行、可操作的方案，“仁”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彰显。因此，荀子实际是通过把仁归于礼，回答了仁、礼关系问题，他的思想是以礼为核心，自然对其抬高仁贬低礼的做法不满意，故以维护先王之统为借口，给予激烈批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朱熹说：“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诸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礼之节文”（《朱子语类》卷四），所以，做人之道，在于发扬善端而尽心尽性，必须遵礼、守礼，以礼节之，而治人之道（即治理国家），则在于弘扬仁道而尽伦尽制，更必须以礼治之，把“礼”这个反映人伦关系，制约人的社会行为的自然法制，上升为政治制度，要求人人遵守。
那么“礼”有哪些功能呢？“礼”的功能主要是在于“正名”，就是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孔子认为：要解决当时“贵贱无序”的混乱局面，关键在于“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人人都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也就是君、臣、父、子，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按春秋中期鲁国曹刿的说法，礼是整饬社会生活秩序，确立上下等级，规定官员职责，节制财物之用，维护长幼之序的。按战国后期荀子的看法，社会的整合、维系及秩序化，靠社会分工及等级名份制度加以确立。“礼”的作用是“别异”、“定伦”。正名在政治中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名不正，政治活动就没有规范，也就无从施政。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正名，而在于如何正名，就孔子的正名而言，它不是以实取名，而是以既成的名来匡实，即用传统的等级名分来纠正运动变化的现实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之用，理顺社会关系与秩序等等。国家没有礼就没有处理政务的尺度，没有规矩方圆就寸步难行。足见“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即所谓“礼法”。
礼学可以规范官员的行为。它要求官员德、才、禄、位要相统一，要求他们要做到“安民”、“利民”“惠民”、“富民”、“教民”，做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还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对百姓“动之不以礼”（《论语·卫灵公》）。可见“礼”对官员的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以礼治国，还可以安定社会，消弭争夺战乱，使人民得以乐业安居。礼乐制度的根本价值是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意思是，人际交往中以德为贵，礼尚往来，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这在“礼”中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价值。“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使天下人遵礼、守礼，维护礼制呢？礼的存在与巩固，要以人的道德自觉为基础，孔子认为必须通过教化来开启天下人之“仁”心，通过人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礼治，如果人人都是君子，“礼”必然得到遵守，而天下必然大治，因此，他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表明克制自己，使行为合乎一定的规范，有一定节制并加以实践使自己的德行符合“仁”的要求。当然这也是以仁心为依据的。儒家提倡“克己复礼”，是主张通过修养的功夫来成仁成圣。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乎哉？”（《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指出一个人，如果不“仁”，即使知“礼”，也不过上虚伪的摆设罢了，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孝悌”是仁之本，而“犯上”与“作乱”，乃大逆不道之举，为“礼”法之所不容，一个人，如果具有“孝悌”这样的仁心，就自然不会产生“犯上”的动机而作乱。因此要想成为真君子，则必须以仁为本，修心养性。反过来，一个人若徒有仁德之心，而不“修礼”，则同样难成君子。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一个人，如果只有恭、慎、勇、直等德性而不知礼，则其行为无以指导、规范，他的仁德不仅表现出来，甚至会事与愿违，走向反面，因而，“礼”自然应成为君子修心养性的基本内容之一，知礼的程度，标志着君子德性修养程度。
由此可见，儒家的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仁”“礼”“修身”都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掌握儒家智慧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