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在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参加革命到了陌生的地方，也是件难事。黎运兵，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是自己带的棉衣、单衣、鞋袜及被褥，不像现在一参加工作就发被褥、衣裤、大衣、鞋帽、日用品一切俱全。他记得夏季入伍，到冬天11月才发了一套大的不能再大的棉衣，没办法穿，只好将袖、裤挽起一大截，凑合穿着，上衣像一件大袍子，衬衣、裤衩都不发，只有将家里带的单衣作为“衬衣”套着穿，到了夏季六月份还发不下单衣，又将棉衣的棉花掏掉，当单衣穿。那时，一套棉衣穿二年甚至三年，补了又补，到了冬天再将原来的棉花套上，又成了棉衣，年复一年。他还记得不发牙具，自己又无钱去买牙刷，只有将毛巾撕成两小块，每天用一块洗脸，另一块小毛巾蘸上牙粉（当时只有牙粉最便宜）去擦牙，现在看来很有意思。1949年春，干部南下就“牛”起来了，不仅每天每顿吃的白面、馒头和面条、炒肉菜，而且那时干部南下，晋绥粮食局因有家属小孩随同，领导在运输大队要了两辆三套胶轮马车，骡子很肥胖，大头大脑，除了拉家属小孩和东西外，步行的干部还可将行李背包放在胶轮车上，自己轻飘飘地步行觉着很舒服，要走得累了或有点病痛什么的，还可以坐一截马车。1947年冬，老黎在绥包战役中，向绥蒙专署管理处靳处长要了一件棉大衣，随时将它带在身边，有时累了在车上睡会觉，怕着凉将它盖在身上，睡得舒舒服服、滋滋润润真带劲，而且到了驻地吃派饭，吃现成的什么也不干，每人给老百姓粮票、菜金就行了。一到宿营地吃了饭，还可以打扑克、打麻将，高兴极了，真是上“天堂了”，挺开心欢快的。
一路经过二十多天的集体行军，从山西省兴县，路径临县、离石、汾阳、灵石、临汾、潼关，到了陕西的澄县，澄县是第一野战军司、政、后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一到那里就每人发一套军装，衬衣、鞋袜、日用品和津贴，连排干部每人每月九千元西北农民票，折人民币约九角，每月有零花钱，那时要买不少东西，老黎不抽烟不喝酒，当时，他买了一个皮挂包，因为在晋绥边区时，一般领导干部都有一个皮挂包，很羡慕人家，什么时候能自己有一个皮挂包，这时，几年的心愿实现了，觉着挂上个皮包，好像很牛气得意洋洋的。1949年5月22日，不久解放了西安，老黎是第一次进大城市，穿着粗布单衣，老乡做的结结实实的军布鞋，而那些穿高跟鞋、着旗袍、擦口红的“洋女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都看不惯她们，实感陌生，反差很大。西安是火盆城市，自己穿着粗布单衣，布袜子，天又特别炎热，不动也满头大汗，实在受不了。西安住了一个时期，大概是四十多天吧，部队急速向兰州挺进，即将到达兰州甘草店的时候，即1949年8月26日解放了兰州，并于当月27日开进兰州市东教场。
当时有敌尸体，一片狼藉。打扫清除以后，一野”司、政、后“领导机关驻扎在这里，安营扎寨了，生活也稳当正规了，过着和平年代的日子。到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度，每人授予不同的军衔，穿着整齐的新军装，蹬着崭新的皮鞋，擦得光亮光亮的，相当精神，那时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军衔是上尉、中尉、少尉，
科处长是大尉、少校、中校，运输部部长、副部长是老红军，授予大校、上校，确实是正规化了。戴的大檐帽，穿的大皮鞋，扎的武装带，威风凛凛，穿的整齐划一，一切举止相当正规，军人相见时，互相敬礼。延续了十个年头，直到1965年取消了军衔。黎运兵同志从1949年3月一直在“一野”后勤运输部工作。1955年夏到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现为后勤指挥学院），军校毕业后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团工作，1959年夏参加青海西藏平叛作战运输。这时的穿衣是异常现象，除了在西宁市夏天穿两三个月的单衣外（早晚需穿背心或毛衣），都是穿毛衣毛裤，甚至是棉衣，如到青海的草原果洛、玉树地区及结扎原始森林地区需常年穿棉衣，冬季必须穿皮大衣、戴皮帽子，穿大头鞋，毛袜子御寒，如到巴彦喀拉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地更是如此。其他草原地区也需穿棉衣棉裤，只有中午一会可穿单衣或毛衣，其余时间穿棉衣棉裤，所以说在青海西藏草原绝大部分地区需穿棉衣服，不穿也得带上它，甚至皮大衣也需带上，因为，草原上尽是泥泞沼泽地段，路难行，如陷车或在大山上车辆抛锚，急需御寒。车辆修不好，在草原路上当“山大王”“当团长”是常事，经常会遇到的。
3.住
在根据地出差执行任务，总是住在老乡家，住在谁家就在谁家吃饭，有时住在村公所，吃饭是一家一家派饭吃，一家一天，不是固定在一家吃饭，以便了解各家和村里情况，利于群众工作，所以是吃百家饭，作百家的工作，一举两得。工作组下乡都是吃派饭，睡农民的热炕头，住房不出房费，吃饭每天给粮票菜金就行了，老百姓也乐意，已经形成了制度。直到1949年2月干部南下，贺德庆、杜海舟、黎运兵、赵文彦、杨光辉等同志，集体参加了第一野战军，进驻兰州，住国民党的军营，后来逐步盖起新营房，新办公大楼，机关各单位住进新营房，真正有了自己的“家”，新房、新床、新火炉、新脸盆，连饭碗都是新的，从喝黄河水到喝上自来水，一切都是新气象，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好像人也成了新人似的！事隔五年有了大的变化。基层与领导机关的工作完全不同，差异很大，吃住睡，周围环境各有差异，汽车队的生活比起领导机关是艰苦的，特别是1959年青海、西藏及甘肃、新疆一些地区的平叛作战运输是更加艰难的。
那时，长期奔驰在高原草滩上，路难行、天严寒、少氧气，使人喘不过气来，除了吃穿的困难外，就是住的问题，汽车行驶一天人劳累一天，到驻地主要是要睡好，可是经常住帐篷，睡草屋、睡驾驶室，夏天走到哪睡到哪，冬宿冻屋，卧冰睡雪。记得1960年到玉树的天河县为平叛部队转运物资，股长和汽车六连指导员，勘察地形，决定就地平整场地，在河滩、高地搭帐篷休息，平整好的场地停车，就这样住了两个多月，顺利完成平叛作战物资的转运任务；还有1964年汽车五连由西宁向青海的乌图美仁运送雷达团，正赶冬季下雪，遍地皑皑白雪，方圆百里无人烟。抵达乌图美仁，没有地方住宿，只有将雪扫清后搭起帐篷就雪地铺上行李睡觉，晚上冻得腿都不敢伸直，当了一晚上“团长”。第二天清晨起床沿青藏公路返回西宁。1961年团指挥所设在青海玉树州的结古，那时，平叛作战运输相当紧张繁忙，因运输线路太长，先将所需军用物资由西宁运至玉树地区，再由团指挥所组织运力向昂欠、结扎、治多、曲麻莱等地运给平叛作战部队。
当时团指挥部只有一顶大棉帐篷，除了团领导，团指挥所工作人员全部住在这里，一屋三用，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还是小食堂，大家都把饭打回来在帐篷里吃啊！老黎又想起1960年秋，带汽车四连到曲麻莱运输平叛物资，快到曲麻莱时，有一段泥泞翻浆路，副连长吴国文，经十几个小时组织填路推车才过去三辆车，还有十八辆汽车没有渡过翻浆路，后来经过艰苦搏斗二夜三天才将十八辆汽车渡过翻浆路，在几天时间里只能吃干粮喝凉水，这困苦的六十二小时都是在路上、车上、地上渡过的，谁困了就到驾驶室“躺”一会，解困休息。有的同志实在撑不住了就地躺下，盖一件皮大衣，铺上一件皮大衣，过过瘾，真还“舒服”呢，就像睡在软沙发上似的，谁都叫不醒！
4.行
人离不开衣食住行。从小就要吃饭穿衣住房走路，谁都离不开，衣食住行是人的生命线。尤其吃饭一天也离不开它，一天不吃饭军人就难以行军打仗，工人就难以做工生产。运输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工具。从有军队就有军事交通运输，人民军队离不开人民汽车兵，从红军时期就有辎重运输，牲畜驮运，甚至南昌起义时也没有汽车。红军到达陕北延安，我军在西安设立了“采办”委员会就有了汽车，而且诞生了我军第一个汽车队，有汽车三十余辆。
我军的行动，从步行、骑马、驮骡、马车、木船、手推车到有轮船、火车军舰、汽车、飞机、拖拉机等等。但是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步行，这是最基本的，人称“铁足板”，任何大山都踩在人的脚下，贺德庆老红军回忆说，红军长征时，从中央领导上上下下二万五千里长征都是铁足板走过来的，抗日战争有了马、毛驴也有少量汽车，主要还是步行，解放战争不仅有了大量汽车、飞机，而且有机械化、摩托化、现代化快速战斗部队，现在有了大量的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甚至有宇宙飞船以及更先进的运输工具和飞行物。然而，步行还是最基本的，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离开步行甚至是不可能的。
5.学
朱德总司令曾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根据这个基本精神，1952年，全军开展了学文化运动，有在职学习和离职学习。西北军区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学习运动。各级党委积极领导，全党参与一级抓一级，军区成立了学习领导委员会，军区司政后有学习领导组，具体组织学习，在职干部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都编入学习班，由文化高的同志担任业余兼职教员，定期上课，军区后勤运输部由隰可庄、郎真两同志担任部直文化教员，编班上课，一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然后自习，并有作业，自己复习。记得是半年结业，考试合格后，发给初中结业证书。部里有杨光辉、高仲山、黎运兵、刘福祥等参加学习，并获得较好成绩。
其中黎运兵等十余名同志，受到部里的表扬、奖励。离职干部，军区成立了速成中学，两年毕业，先学拼音字母，再学文化，考试及格后发给初中毕业证书。运输部有赵振如、李兰香、马彦兰、万国璋等十余名同志去兰州市十里店速成中学读书。这些同志学习都不错，有的受到表扬，有的获得奖励，有的获得奖状。1955年西北军区缩编为兰州军区，许多单位缩编，原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都调北京党中央工作。兰州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张得志，政委廖汉生，后勤部部长夏耀堂，政委黄静波，运输部部长马平，政委陈玉山，当时，运输部有的干部休息，有的干部转业，有的干部上调总后勤运输部。而赵树鸿、龙治源、黎运兵等同志到后勤学院学习（现为后勤指挥学院），有的到车管学校、油料学校、政治学校兰州军区去军校学习的部分学习，三年或二年毕业分配工作，这同学1959年毕业时的留影。前排左二为运输部的赵树鸿同志，毕业后到北海船队后一措施为党培养了许多技术干部、勤部任部长，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基层领导干部。
6.运
指部队的运输工作。在大西北作战运输中，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1948年前）时期，主要是靠人背肩挑、骆驼牦牛、骡马驮运、胶轮大车运输、黄河船运，甚至羊群搭运（在阿里藏族畜牧区），只有抗战初期在西安我军的第一个汽车队有过短期长途汽车运输，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停止了运输，车管人员回到了延安，所以，这期间大西北没有汽车运输，完全靠人畜力运输。西北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交通极其不便。西北军区所属地区，陕南的秦岭，甘肃的六盘山，特别是青海、西藏、新疆，大都是草原沙漠戈壁地带，有日月山、巴彦喀拉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天山山脉等以及无人烟测绘无图区运输，给汽车运输带来极大的困难。
青藏公路，青海省的玉树、果洛等地区，是青藏高原汽车兵平叛作战运输的主战场，兰州军区的汽车团，汽一团、汽十四团、汽车九团和配属的汽车七十六团、三十五团、三团、五团，都先后参加了青藏平叛作战运输，后来汽五团调北京参加国防建设，汽一团、七十六团、三十五团、三团，归属总后青海办事处。长期参加平叛运输的是汽车第九团、军区汽车团。
从1959年到1963年平叛结束直到2006年底，从始至终都参加了国防经济建设运输。青藏高原汽车兵，主要是讲汽九团和兰州军区汽车团的运输故事。其中主要是甘、青南平叛、青海西藏平叛及新疆部分地区平叛，印象最深的还有组建部队抗美援朝运输，第一次进藏物资运输，中央代表团进藏运输，参与修建青藏公路的运输（西北军区汽一团兰州军区汽车团参加了边境作战运输），汽九团还进行了青海曲麻莱、班玛、乌图美仁及江西沟原始森林木材运输，老虎口运输，夜间闭灯驾驶训练，野营拉练等等。同时，汽车部队不仅担任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而且在平叛作战运输中，车队不断遭到匪徒的武装袭击，因而，每车都配有两支手提轻便冲锋枪，驾驶室内设有专门枪架，司机一枝、助手一枝，以便自卫，他们多次打击散匪的袭击。汽车驾驶员、车勤人员英勇牺牲的仅汽九团不完全记载就有八个同志，失踪的三人（青海的野牛沟、花石窄等地）。
也有在运输途中驾驶员带病坚持开车，继续完成作战运输任务，则因耽误了治疗时间，而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汽车兵由于长期在青藏高原执行运输任务，环境恶劣，严寒缺氧，行车艰苦，吃夹生饭喝不洁生水，饱一顿饿几顿，睡草地帐篷，驾驶室弯腿操作，车抛锚当“山大王”，当“团长”等等，因而高原汽车兵驾驶员百分之七十患胃病，双腿关节炎等职业病，有的轻有的重，有的不能继续上路执行运输任务，改干其他工作。总之，青藏高原汽车兵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真是辛辛苦苦一辈子，提心吊胆一辈子，这是高原汽车兵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