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经中科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并为他举行了摘帽大会。顾准"洗心革面"地表示：感谢组织感谢党，自己一定再接再厉，拥护"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争取早日恢复党籍。
回到家里，门刚一关，他便严肃地说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人民的大会堂？
1960年，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中科院担心下面的人被饿死，发通知让顾准等人返京，另觅新的改造基地。
临行前，顾准在日记中一语成谶地总结道：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自然灾害"），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物质的补偿！"沈万山最后一次大发淫威：回去后一律不准传播这里的见闻！欢送仪式非常隆重，县委领导齐齐送行，搞得跟拍戏似的。返京人员集体高喊口号，以示继续革命的决心。上车后还频频招手，都做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恨不得插上一对翅膀，赶紧逃离这处魔窟，一辈子都不要再提起。
"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顾准这样形容离开商城时的心情。
颠簸的汽车上，摇晃的人群挤碎了挎包里的豆馍--这是一个好心的老乡临走时塞给顾准的。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信阳俯拾皆是的炼钢炉。当汽车驶过名震全国的"超英""超美"公社时，顾准发现，所谓的赶英超美的"模版"，不过是两个破集镇，连江南最普通的农村都比不上。
一月二十日，坐着被信阳百姓视为"诺亚方舟"的火车，顾准抵达北京。
换乘中科院派来的大巴，在动物园门口下车，往南走两公里就是顾准的新家--百万庄职工宿舍。
这一带在当时非常荒僻，几十栋一模一样的红砖楼鳞次栉比，宛若迷宫。
两年前，顾准被打成右派，一家人从中科院的专家楼搬来这里，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两年间，从赞皇到商城，顾准在新家待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至于当他扛着行李回来时，摸黑找了一个多小时，才认出自己家的单元楼。
窗户里黑乎乎一片，家人均已安睡。
汪璧听到动静，起身开门。对顾准的蓬头垢面，她一点也不惊讶，能活着回家，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顾准换了衣服，洗漱完毕，在台灯前枯坐。身处北京，心却留在了商城。日记中他写道："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再过七天就是农历新年，顾准稍事休息，外出散心去了。在天安门广场，他看到《人民日报》上铺天盖地介绍过的"十大建筑"。这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工程，以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为代表。
望着这些气势恢宏的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建筑，顾准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信阳那些倒毙在路上的浮肿尸体。
他已无法融入这个时代，只能在家同妻子倾诉衷肠。而作为财政部的处级领导，汪璧不知该如何面对丈夫所说的那些"天方夜谭"，更不要说被严重洗脑的孩子们了。
落寞的他只好对着日记本倾诉："厉行上调后，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顾准一天到晚表达不满，句句反动。比如说农村应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群众去商店买钉子，只有大钉子，没有小钉子，因为国营工厂按吨计算产值，不讲实际效益。更恐怖的是，顾准还经常给子女普及一些诸如"马克思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论述不一定正确"的观点。有一次，一个亲戚来家里做客，顾准比画着跟他讲"大炼钢铁"：
在泥地里挖个坑炼铁渣，泥土导热，你说怎么炼？亲戚吓得脸色苍白，落荒而逃，汪璧为此很不高兴。因立场不同，长女顾淑林经常和自己的右派父亲吵架，她凛然的神态深深地刺激了顾准。在同汪璧商量后，夫妻俩决定：今后就让孩子们把顾准当"反党右派"来看，不再争论，以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正常成长。
谁知，这个痛苦的抉择竟草蛇灰线地为日后埋下一出更大的悲剧。
陈云的惊诧
春节刚过，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特派至院属的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饲养场占地一千余亩，养猪养牛、种植粮食，专为中科院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提供食品。
给顾准安排的职务叫"参谋"，工作比较清闲，伙食令人垂涎。静养了一段日子，顾准的病体逐渐好转。他开始抓紧时间读书--天知道这黑暗的时代，暴风雨何时又会落下来。从休谟到康德，从黑格尔到杜威，日复一日的苦读让顾准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而对西方历史的研读，又使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有了深刻的认识。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顾准为了让子女跟他划清界限，痛苦地选择了自我隔离，连节假日都不回家，只是当购得鸡鸭等紧俏食品时，才带回去给他们补补身子。
汪璧为了让顾准能尽情买书，让他自由支配饲养场发的50元补助，而以自己每月180元的工资承担全家老小的生活。她没有别的指望，只是默默地祈祷顾准逐步向组织靠拢，家庭早日恢复常态。
顾准则一副"我改造好了"的神情，几乎不开口说话，每天除了埋头干活就是闭门读书，连春节都不回家，留在饲养场加班，终于感动了组织。
1961年11月，经中科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并为他举行了摘帽大会。
会上，顾准"洗心革面"地表示：感谢组织感谢党，自己一定再接再厉，拥护"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争取早日恢复党籍。
大会圆满结束，顾准带着一大摞书稿回到家里。门刚一关，他便跟换了个人似的，严肃道："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我就是要反对，反对到底！"把迎接他的家人彻底吓傻了。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犀利地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农民就不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说："如果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也不检讨，将给我们党造成恶劣的影响。"压力之下，毛泽东当着全国七千名代表做了检查。六月，陈云下基层，回家乡青浦县的小蒸公社做调研。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便是富足的鱼米之乡，可"大跃进"后，这里的农民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时，竟把原本用作绿肥的红花草吃光了。
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见许多农家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能搓下不少麦子。
陈云问一个农妇，到底能搓下多少麦子。农妇说，攒起来有一斗哩。
陈云大惊，并很快猜出了答案：农民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等把麦秆分回家后再仔细弄，如此便能多得些口粮。
陈云感慨道："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有办法应付的。"接着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陈云，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陈云算了笔账：允许私人养猪时，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强烈的对比，又让他大吃一惊。
更让陈云惊讶的事还在后面。傍晚，他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陈云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早就化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只好用碗来卖。
陈云听后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捕鱼，清晨运到上海城里去卖。但实行统购统销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来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及其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其统一运到上海，以保障供应任务。
如此来回运输，耽误了时间，把活鱼生生运成了死鱼。无奈之下，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运输费和手续费，价格比以往高出不少。
陈云听说后，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对方很为难，说如果这样做，必须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秘书说："我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此后近二十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在同老乡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人答："好人。"陈云意味深长道："我虽然是好人，却办了错事。"回京后，陈好人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写了封信，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研报告。以此为契机，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建设的道路。刘少奇等人抓紧来之不易的机遇，主持恢复经济。
春花烂漫，冰雪消融，顾准欢欣鼓舞，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他又一次对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正如三十年前那样……
市场经济第一人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1962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略有好转，经济也逐渐复苏。
三月，刚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调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敲开了老友顾准的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