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以深刻的内容充实每个瞬间，谁就是在无限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库尔茨
三国时期，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掉战略要地——街亭，魏将司马懿乘势引大军15万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蜂拥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带领的5000军队，也有一半运粮草去了，只剩2500名士兵在城里。众人听到司马懿带兵前来的消息都大惊失色。诸葛亮登城楼观望后，对众人说：“大家不要惊慌，我略用计策，便可教司马懿退兵。”
于是，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旌旗都藏起来，士兵原地不动，如果有私自外出以及大声喧哗的，立即斩首。又叫士兵把四个城门打开，每个城门之上派20名士兵扮成百姓模样，洒水扫街。诸葛亮自己披上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小书童，带上一张琴，到城上望敌楼前凭栏坐下，燃起香，然后慢慢弹起琴来。
司马懿的先头部队到达城下，见了这种气势，都不敢轻易入城，便急忙返回报告司马懿。司马懿听后，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便令三军停下，自己飞马前去观看。离城不远，他果然看见诸葛亮端坐在城楼上，笑容可掬，正在焚香弹琴。左面一个书童，手捧宝剑；右面也有一个书童，手里拿着拂尘。城门里外，20多个百姓模样的人在低头洒扫，旁若无人。司马懿看后，疑惑不已，便来到中军，令后军充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撤退。他的二子司马昭说：“莫非是诸葛亮家中无兵，所以故意弄出这个样子来？父亲您为什么要退兵呢？”司马懿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冒险。现在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我军如果进去，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还是快快撤退吧！”于是各路兵马都退了回去。
这就是三国诸葛亮“空城计”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与诸葛亮做对手的是司马懿。司马懿也是一个聪明无比的人，可是，在这个事件上，却被诸葛亮“玩”了一把，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因为司马懿掌握的信息不如诸葛亮掌握得多。诸葛亮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士兵，可是司马懿却不知道，所以，诸葛亮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使司马懿退了兵。
中国古代有个叫刘基的人写了一篇《卖柑者言》，里面讲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故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说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很会贮藏橘子，过了酷暑寒冬也不会腐烂。把它拿出来，依然光彩鲜明，玉石般的质地，黄金似的颜色。放到市场上，售价高出普通橘子的十倍，人们争相购买。可是，这个橘子有个问题，它只是外表很好看，也就是“金玉其外”，打开一看，里面的橘肉竟枯干得像烂棉絮一样，就是“败絮其中”。
在商品中，有一大类商品是内外有别的，而且商品的内容很难在购买时加以检验。如瓶装的酒类、盒装的香烟、录音带、录像带等。人们或者看不到商品包装内部的样子（如香烟、鸡蛋等），或者看得到、却无法用眼睛辨别产品质量的好坏（如录音带、录像带）。西瓜也是一种类似刚才的橘子的物品。卖西瓜的摊主一般都有丰富的选瓜经验，而一般消费者则是挑瓜的门外汉。尽管摊主有时会在称完西瓜重量后，在瓜上切一个三角口给顾客看，但一般只有回家切开以后，才真正知道瓜皮里的内容如何。显然，对于这类产品，买者和卖者了解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卖者比买者更清楚产品实际的质量情况。
这种情况被经济学家称为买者和卖者的“信息不对称”。这时卖者很容易依仗买者对产品内部情况的不了解欺骗买者。在实际中，不仅出现过“败絮其中”的情况，如在最初的农贸自由市场中，有人用土豆外面包一层泥灰冒充松花蛋，而且还出现过“毒药其中”的事情，如竟有人在劣质白酒中掺上“敌敌畏”当作“茅台”卖，至使饮用者中毒身亡。这些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是以次充好，从中牟取暴利。据说，前些年甚至在高级宾馆或国营大商店买的茅台酒，也不见得货真价实；伪造的云烟和外烟到处泛滥；假富士胶卷也曾大行其道。如此看来，消费者的地位相当脆弱，对于掌握了“信息不对称”武器的骗子似乎毫无招架之术。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的。
因其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2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是经济研究中一个极其活跃的领域。
市场经济发展了几百年，都是处于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之下，当人们没有发现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时候，比如亚当·斯密的时代，市场并没有显示出多么的缺陷，斯密甚至把“看不见的手”推崇备至，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学者都宣扬市场的自由调节，反对对市场的干预。
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可以看出，信息的不对称是基于对现有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例如，买者对所购商品的信息的了解总是不如卖商品的人，因此，卖方总是可以凭信息优势获得商品价值以外的报酬。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座山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称，而要获得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不对称信息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消费者往往没有对商品的诸如生产信息等信息进行投入成本，这必然与生产者之间产生信息投入成本差异，生产者利用信息投入差异获取利润正是为了补偿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其实质仍然是资本的获利性在另一种层面上的体现，只不过我们剥离了资本，换了一种观察的角度而已。
在现实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非常普遍，其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影响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造成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获取太多的剩余，出现了因信息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导致利益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
在现代经济系统中，信息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像资本、土地一样成为必须的生产资料并且作为一项产业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在以往的经济系统中，信息产业所占的比重很小，基本上是作为国家公器由国家提供，其成本列入国家预算，其收益算做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没有被列入通常的国民经济核算。但是，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的作用却一直在发挥着，并且贯穿着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
信息分配的状况决定着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根源之一。现存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多数是制度选择的结果而非制度选择的原因，所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首先要着眼于信息分配制度。信息产业可以分为对科学知识进行配置的教育、科研、文化产业和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信息进行配置的广播、电信、传媒（包括互联网）产业，又可以分为信息资源配置的工具产业和信息资源的内容产业。它们共同组成对信息资源进行配置的经济系统。信息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研究这个系统运行的效率如何及应该如何改进效率才能最优。
信息资源如同其他社会财富一样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对信息资源的优先占有也会带来相关的财富，当某种信息资源被独占的时候，相应的利益也会被垄断。专利权就是对信息资源的一种独占，英特尔公司的芯片——这种科技资源的独占使它从容地居于电子计算机产业的金字塔顶，它的价值占整个计算机产业链的将近一半。当一国经济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时候，它的语言也会成为稀缺的资源，如英语，全球非英语国家每年要为掌握这种语言而花费巨大的财富。先进的文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巨大的资源，落后的地区要花钱才能买到，如好莱坞的电影。
一、劣币为什么会驱逐良币——柠檬市场
乔治·阿克尔罗夫是以一篇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文摘取的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论文曾经因为被认为“肤浅”，先后遭到三家权威的经济学刊物拒绝发表。几经周折，该论文才得以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结果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
柠檬市场也称次品市场，是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会止步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柠檬市场效应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
阿克罗夫在其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中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指出在二手车市场，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即使卖家说得天花乱坠。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现象，我们假设市场中好车和坏车并存，每100辆二手车中有50辆质量较好、50辆质量较差，质量较好的车在市场中价值是30万元，质量较差的价值10万元（尽管经过维修，换新后）。二手车市场的特性是卖方（经销商或原车主）知道自己的车是好车或坏车，但买方在买卖交易时无法分辨。在买方无法确知车子的好坏时，聪明的卖方知道，无论自己手中的车是好车还是坏车，宣称自己的车为“好车”一定是最好的策略（反正买方无法分辨）。尽管市场中有一半好车、一半坏车。但如果你去问车况，卖方必有个统一的答案——“我们的车是好车”。但消费者真的会以好车的价格向卖方买车吗？不会！买方知道，他买的车有一半的几率是好车、有一半的几率是坏车，因此最高只愿出价20万元（20=1/2×10+1/2×30）买车。
此时不幸的事情陆续发生，市场中拥有好车的原车主开始惜售，一台30万元的好车最高却只能卖到20万元，有一些好车车主宁愿留下自用，亦不愿忍痛割爱，因此好车逐渐退出市场。当部分好车退出市场时，情况变得更糟，举例而言，当市场中好、坏车比例由1：1降到1：3时，消费者此时只愿花15万元（10×3/4+1/4×30=15）买车，车市中成交价降低（由20万降至15万）迫使更多的好车车主退出买卖。到最后，市场中只剩下坏车在交易，好车完全退出。我们所谈的二手车市场，它发生的原因在于交易时，买卖双方有一方信息不完全，因此形成一种市场的无效率性（好车全部退出市场）。
“劣币驱逐良币”是柠檬市场的一个重要应用，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
简单说来，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当货币的接受方对货币的成色或真伪缺乏信息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提供价值更低的交易物，而交易物的需求方（也就是支付货币的一方）相应地也会想办法用更不足值的货币来进行支付，最终导致整个市场充斥劣币。
在许多的市场领域，柠檬市场的理论是十分受用的，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会形成次品市场，从而使得次品驱逐优品，达到次品充斥整个市场。
二、柠檬现象在各种市场的表现
（一）为什么会重男轻女——劳动力市场
就业中的柠檬市场现象表现为：应聘者往往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企业却无法断定应聘者是否具有高的工作能力。这种信息不对称很有可能使得企业用高薪水雇用低能力的应聘者，使企业受损。同时，高能力者若与低能力者获得一样的工资，会导致市场上高能力者供给减少，低能力者冒充高能力者，最终导致企业对应聘人群产生怀疑，形成恶性循环。
柠檬市场效应同样可以对就业歧视问题进行解释。在美国，有些雇主拒绝在一些重要岗位上雇用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这并非因为他非理性，或者存在偏见，而恰恰是其遵循了“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后果。因为在缺乏充足、可信的信息的情况下，在这些雇主看来，一个人的种族、肤色便成为其社会背景和素质能力的一个信号。当然，对一个人的素质、能力，教育体系可以给出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它可以通过诸如授予学位等方法给出更好的信号。
正如舒尔茨1964年写道的，“教育开发一个人的潜能，启迪人的智慧，也只有通过接受教育，一个人的能力才可被发现和挖掘，才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当然，一个没有接受到任何训练的工人他完全可能有很好的潜质，但在一个公司接纳其以前，这种才能一定要经过教育体系的“鉴证”。这个“鉴证”的体系一定要有权威，具有可信度。
而我们知道，由于在美国，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很少，大多是在贫民窟学校完成学业。来自贫民窟学校的鉴证的可信度比起一些正规的名牌学校来说，要低得多。这使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的就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在雇主不信任一些学校的“鉴证”时，对他而言，在重要的岗位上雇用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类似于购车者花费较多的金钱在信息不完全的“二手车”市场上买车。正如购车者会去买一辆新车一样，雇主会在那些他认为“可能能力较高者较多”的市场中挑选人才。也正是如此，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它可以提高一个群体的素质，提高其“鉴证”的可信性最终改善一个群体中成员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状况。
（二）稀薄现象的产生——保险市场
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从供给方面来说，由于保险商品是一种知识含量较高、涉及多方面要素的特殊商品，而具备从业经验的保险人对于该商品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要远远高于保险消费者，因而信息不对称现象在保险商品的交易和消费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当今社会保险商品功能的不断增加，保险商品的知识含量更高，这就使保险人掌握的保险信息更加多于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现象表现得愈加明显。从需求方面来说，保险消费者对保险知识的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现代保险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来说，消费者就更加缺乏保险知识，几乎无法达到与保险人信息基本对等的地步。从这两方面的因素考虑，对我国保险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现象日益严重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了。
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使保险市场出现“稀薄”现象。所谓市场“稀薄”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其他原因，消费者对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及其所提供的产品缺乏信任，从而有意压制自己的消费需求，减少甚至不去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致使市场上该商品交易量未能达到应有交易量，进而导致市场交易量不足，并使市场呈现萎缩状态的一种经济现象。
由于我国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因而我国保险市场上也存在上述严重的“稀薄”现象。虽然从表现看我国的保险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实际上我国保险业与应有的发展水平仍相差甚远，而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稀薄”现象在其间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的保险深度仅为1.49%，排名世界第66位；而日本已达11.73%，位居世界第5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已高达13.87%，位居世界第2位。这些数据可以作为我国保险市场“稀薄”的表现和证据。而产生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掌握保险信息较少的一方——保险需求者，对掌握保险信息较多的一方——保险供给者的信任程度不够，致使保险需求者的投保量达不到应有水平，因而出现了保险市场的“稀薄”现象。
同时，也会使保险需求得不到满足。传统的保险产品的主要功能是为遭受灾害者提供补偿，以便其能够渡过灾害、恢复生产、维持生活、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现代保险产品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投资功能。若保险消费者参加保险，则保险的两大功能就能得到顺利实现。但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投保时徘徊不前，犹豫不决，最后可能做出少投保甚至不投保的决策；当遭受灾害打击时，消费者就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和经济赔偿，当然更无法获得资金增值的利益。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保险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保险的功能也丧失殆尽。
要解决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保险人的监督管理。保险人应采取多种措施使被保险人掌握更多的保险信息，增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人及其产品的信任感和信心。同时，广大公众也应积极学习保险知识，力求掌握更多的保险信息。保险中介组织也应准确、全面、及时地将各类保险信息向社会披露。这些措施的采用，必将有效地改善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银广夏事件的源头——股票市场
柠檬市场这个概念对股票市场也是适用的。在我国股市中，从“郑百文”、“ST猴王”，到“银广夏”无一不是踩着信息不对称的钢丝在跳舞，一旦不知情的股民最终发现了那枚光闪闪的硬币的另一面时，市场便开始逆向选择，钢丝断裂，股价大跌，股民丧失信心。所以证监会才会加大监管力度，要求充分披露信息，清除股市中的“柠檬”，重塑股民信心。
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严重。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投资机构制造虚假信息坐庄造市等不法行为大量存在。例如，上面提到的：“郑百文”、“ST猴王”、“银广夏”等。同时，不管是一级的发行市场，还是二级的交易市场都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的获取和占有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对于广大的中小投资者来说，由于他们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往往大于信息的边际收益，使得他们对市场信息的占有往往都是不充分的，同投资机构和大户相比，中小投资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证券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
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会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打击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妨碍市场正常功能的发挥，降低市场效率，所以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第一，加强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市场交易制度；第二，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对违规披露信息的惩罚力度；第三，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事实证明，无论多么严格的监管都难以彻底解决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监管本身将受到多个变量的约束，要在相互矛盾的多个变量中追求平衡。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真正多元化的、以交易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才能够真正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要削减信息不对称，沟通是唯一的手段。在信息社会中，诚实也是一种工具。因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对话，以取得信息。而且，因为不知道别人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只好借着“对方是否诚实”来间接地解读对方所提供的信息。
因此，“诚实”这种人性中的德性，成为了人际交往中的一种“工具”。所以，充分有效的沟通是削减信息不对称的最重要方式。
一些机构甚至因沟通的需要而产生，如大众传播、公关中介公司等“信息经济产业”，都是在减轻信息不完整所造成的问题。以股票市场为例，由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基础就是信息，投资者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如果不知道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产品的竞争力和公司管理层的变动等信息，投资者就很难确定自己购买的公司股票真正价值，也就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易。因此，《证券法》和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要充分披露信息，禁止内部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从而尽量使信息不对称减少到最低程度，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知识链接：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在对称信息情况下，代理人的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委托人可以根据观测到的代理人行为对其实行奖惩。此时，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和努力水平都可以达到。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委托人不能使用“强制合同”（forcing contract）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激励兼容约束是起作用的。于是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的激励合同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当信息不对称时，最优分担原则应满足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条件（Mirrlees-Holmstrom condition），这是由莫里斯（1974～1976）提出，由霍姆斯特姆进一步解释的。非对称信息情况与对称信息时的最优合同不同。代理人的收入随似然率（likelihood ratio）的变化而变化。似然率度量了代理人选择偷懒时，特定可观测变量发生的概率与给定代理人选择勤奋工作时，此观测变量发生的概率的比率。它告诉我们，对于一确定观测变量，有多大程度是由于偷懒导致。较高的似然率意味着产出有较大的可能性来自偷懒的行为；相反，较低的似然率告诉我们产出更有可能来自努力的行动。
分配原则对似然率是单调的，因此，使用此原则的前提是似然率对产出是单调的，这就是统计中著名的概念：单调似然率（Monotone Likelihood Ratio Property，MLRP），它是由米尔格罗姆（Milgrom，1981）引入经济学的。莫里斯（Mirrlees，1974）和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引入了“一阶条件方法”（the first-order approach）来证明了代理人行为是一个一维连续变量时，信息非对称时的最优合同，其结论与非连续变量情况相似。由于一阶条件方法存在不能保证最优解的唯一性的问题，格鲁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3）与罗杰森（Rogerson，1985）导出了保证一阶条件有效的条件：分布函数满足MLRP和凸性条件（CDFC，Convexity of Distribution Function Condition）。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因此委托—代理理论被用于解决各种问题。如国有企业中，国家与国企经理、国企经理与雇员、国企所有者与注册会计师、公司股东与经理、选民与官员、医生与病人、债权人与债务人都是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寻求激励的影响因素，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将会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