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这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开始闹独立，提出向川康方向发展的错误思想。
为了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要求“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回到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要求南下，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赶赴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
根据形势变化，8月14日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5、9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9、31、33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1、2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4、30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29日著名的包座战斗之后，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7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红军南下的极端危险性。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危害和分裂中央。
当张国焘的密电发到右路军驻地巴西时，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译电员就把这份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觉得应该马上告诉毛泽东主席。于是，他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装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这时，毛泽东镇定地对叶剑英说：“你赶快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叶剑英赶快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叶剑英便把电报交回给他。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红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1、3军团单独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3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走后，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把军委直属队带走。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3军团。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不久，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
叶剑英和直属队在追赶途中，由于夜黑路不熟，20多里路足足摸索了6个小时，赶上3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看到叶剑英带着直属队的同志赶来了，都非常高兴。党中央迅即发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3军团立即向俄界开进。
到达俄界后，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然后又继续北上。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以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其中有句著名的话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