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希均于1922年经张秋人介绍，入上海平民女校学习。1924年在上海松江女子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杨树浦怡和纱厂工会秘书兼夜校教员，同时在上海大学读夜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组织发动工人、市民、学生罢工、罢市、罢课，参加和领导“五卅”惨案的各项纪念活动，为声援国民革命军北伐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作出了积极努力。1926年，中央组织部安排她到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
发行部的经理杨杰，即中央出版发行部长毛泽民，工作人员只有十来人，而发行部不仅要负责上海地区的印刷发行工作，而且还要管全党的出版发行。毛泽民党务、行政一身担。钱希均在这里曾任秘密交通和发行科长，主要是做发行、交通工作，经常把党的报刊、文件分包伪装，送往邮局。为了不使敌人怀疑，每次都要分送几个邮局。她取稿件、送清样经常到党中央机关、团中央机关、上海工人纠察总部以及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家里。平日总是默默地奋力工作着，并尽量多为毛泽民的工作分忧。她协助毛泽民创建并扩大中共在上海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建立出版发行网络，使中共主办的刊物《红旗》、《向导》、《共产主义A、B、C》、《中国青年》等更广泛地传播，影响教育了一批青年投奔革命。泽民也经常帮助希均提高业务知识，给她讲一些工作方法和经验。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是年底，结成了革命伴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疯狂地镇压工人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的出版发行部受到直接威胁。从发行部机关到印刷厂的一段路，没有公共汽车，钱希均只好每次步行。虽然只有半小时路程，但一分一秒都充满着生命危险。1928年四、五月间，一伙巡捕和“包打听”突然闯进印刷厂，发现了正在印刷中的共产党的宣传品，印刷厂被查封，毛泽民被抓，后来由于毛泽民在上海经商的威望，以及他的机警聪明，敌人让他交纳赎金就释放了。但他们已不能再在此工作了，必须立即撤离。1929年春，按照中央指示，毛泽民和钱希均来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同时，钱希均还到武汉协助董必武、毛泽民做进步报刊发行工作，并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讨蒋示威游行。
1930年底，中央指示毛泽民回上海工作，钱希均随同前往。到了上海，他们得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感到无比悲痛，同时，又担心凶狠残暴的敌人将岸英三兄弟杀害，于是就建议党中央把3个孩子接到上海，放在大同稚幼园寄养。党中央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孩子就由他们的舅妈李崇德及外婆护送，辗转来到上海。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泽民和希均不得不离开上海。行前约定在公园与岸英兄弟告别，当孩子们喊着叔叔、婶婶跑过来时，他们把孩子搂在怀里，告诉孩子们，叔叔、婶婶要出门去了。再三嘱咐孩子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要和周围的小朋友搞好团结。并嘱托岸英要照顾两个年小的弟弟。就这样，他们含着热泪离开了这3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1931年旧历五月，钱希均和毛泽民途经香港，到达闽粤赣根据地，并于秋天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江西瑞金，向毛泽东及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同志汇报了上海的情况。此后，毛泽民担任了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钱希均担任中央苏区合作社主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国家银行会计、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期间，她参加中央苏区第三、第四、第五次红军反“围剿”斗争，发行数以万计的报纸。协助毛泽民办工厂，开钨矿，发展苏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保证红军供给。协助毛泽民创办苏维埃共和国国国家银行，统一苏区货币。与康克清等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十分艰难的环境、条件下做了许多革命工作。
跟随长征
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先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检察员、中央红军纵队运输大队指导员等职。
1934年10月的一天，钱希均随中央红军撤离革命根据地，踏上了茫茫的革命征途。她担任干部休养连的政治战士，负责路上组织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敌情，和向群众宣传红军等工作。一次，他们来到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村庄，由于国民党的宣传，当地老乡把红军当成是“身上长着长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的人，全村的人都躲了起来，见不到一个人影。钱希均和同志们四处搜寻，终于在一家土司的住宅里，找到了一位满面染黑的妇女。可无论希均怎么问，她就是不开口，双手紧捂着衣服，十分惊惧。过了许久，她看到希均她们总是亲切温和地向她讲解红军的政策，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替穷人办事的，来帮助穷人打那些欺压他们的地主、土豪、恶霸的。我们不伤害穷人，我们路过此地没有吃的，是想向你们买些吃的……”。那妇女看到这些红军真诚的面孔，听着亲切的话语，被深深地感动了，她脸上，从惊惧、疑惑的神色，慢慢露出了信任的表情。她洗去了脸上的黑灰，拿来粮食，在屋子当中，架起三根木棍，吊起铁锅，为红军烙大饼吃。她还诉说了自己的辛酸遭遇，最后再三要求跟红军走，只因当时条件限制，她才没有出来。在长征途中，休养连在路上遇到了许多艰难困苦，正是由于钱希均和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红军的实际行动，才使沿路人民真正感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正因为如此，红军一路受到各族人们的无私援助。
休养连是由伤病员和年老体弱的红军老人组成的，由于环境险恶，他们也经常打一些遭遇战。一次，休养连在一个叫猴沟的地方，突然遭遇了敌人的袭击。这时，连里有十几名伤病员，还有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在危急关头，为了保卫伤病员和首长们的安全，休养连立即投入战斗，由于力量悬殊，钱希均和全体同志一起，死顶硬拼，无所畏惧，硬是坚持到干部团的同志们赶来增援，才幸免于难。
政治战士，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鼓舞士气，帮助伤病员前进。钱希均在进军路上，除了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外，还要不断向战士做思想工作。过雪山草地后，张国焘与党中央搞分裂，公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挟持中央南下，引起了一些同志思想上的混乱。一天，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同志要求南下，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不让走，相互动起手来。钱希均等同志立即赶去劝阻。此时，正好毛泽东走来，见状，风趣地说：“怎么，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一方面军也好，四方面军也好，都姓红嘛，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架？”接着，他面朝四方面军的同志说：“他们不让你们南下，也是对的。中央也考虑过，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看还是北上的好，北上抗日，老百姓拥护我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连张政委（张国焘）我们还发电报叫他回来哩！”“如果你们有些同志一定要南下，我们也留不住。”他转向一方面军的同志说：“你们有干粮的，分一部分给他们，他们回去是要挨饿、吃苦头的。”他又转向四方面军的同志说：“我相信你们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我们准备好欢迎你们！”希均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感慨万分，更加坚定了红军长征胜利的信心，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陕北，成为中央红军著名的30位女红军战士之一。
冒险运款
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此时，毛泽民担任了国民经济部部长，钱希均也随同毛泽民在国民经济部工作，担任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秘书长等职。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初，国际工人阶级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募集了一笔数字可观的美钞，从法国巴黎秘密运到了上海。但是，这笔巨款在敌占区，而且只有换成通用的法币，才能为共产党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经济紧张和物资短缺的困难发挥作用。党中央把取款、换币并秘密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的任务交给了毛泽民、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和钱希均等同志。
1937年二、三月间，毛泽民等先后从延安、西安抵达上海。为了作掩护，他们开了一家纸行，钱之光为经理，任楚轩当职员，毛泽民是老板，钱希均就成为老板娘。一切安排就绪后，毛泽民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那笔巨款。毛泽民和钱希均，为了摆出阔佬富翁的“架子”，维护老板的身份，他们住公馆、雇佣人，穿着华丽高级的衣服，出入于十里洋场。
可是，要将这笔巨款全部兑换成通用的法币，不是件容易事。在交易所，毛泽民有时兑换国民党的钞票，有时买西安银行的汇票，有时上午买了公债，下午就又兑成法币。为了不引人注意，每次兑换的金额不能太多，一天要跑好几家银行或交易所。
兑钱不易，可运钱更是一件充满着危险的工作。毛泽民兑换来的钞票，就交给钱希均或钱之光、危拱之秘密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在途中，为了不使捐款落到敌人手中，钱希均有时装扮成国民党的军官夫人，有时装扮成到西安城进香拜佛的阔商太太，来回奔波在这条铁路线上。直到“八·一三”日本攻占上海前，他们胜利地完成了兑换、运输任务，及时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的工作。
返回延安
1938年初春，毛泽民因劳累过度而患病，党中央安排他去苏联养病学习，钱希均随行。
这年冬天，钱希均随夫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当时，由于中苏边界正发生鼠疫，交通中断，因而他们只好暂留在新疆，住进了新疆督办盛世才的招待所。盛世才是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那时，他有进步表现，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所以对钱希均和毛泽民招待得也还好。
在滞留新疆的日子里，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无法控制。盛世才要毛泽民出任财政厅长，帮助他改善经济状况。毛泽民从改革货币入手，很快控制了新疆的经济状况，为新疆财经状况的好转费尽了心血。此时，钱希均任“新兵营”（由红四方面军转战到新疆的战士组成）图书馆馆长。他们边工作，边等待着出国道路的畅通。1940年初，钱希均随“新兵营”返回延安。
1942年9月，盛世才暴露了反革命真面目，他大肆破坏统战协议，把在新疆帮助工作的同志、住招待所的休养员、过路的同志以及家属150多人，全部拘禁起来，毛泽民被他关进新疆第二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他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坚持共产主义，永不叛党。”不久，毛泽民等同志被敌人杀害。
钱希均得悉毛泽民等一批优秀共产党人牺牲后，化悲痛为力量，革命信仰更加坚定。自她从新疆回到延安后，看到了高涨的抗日形势，深知要适应新的形势，就必须更新知识，学习理论，经她要求，进马列学院短暂学习，便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合作社工作，并担任妇女主任，后来，组织上又送她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两年。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制造事端，内战一触即发。钱希均和与她结婚不久的爱人周小鼎，主动申请去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上海工作，担任浦东区委组织部长，虹口区委组织部长，此后，她一直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领导申江九棉厂“二二”大罢工，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建立后，钱希均先后任上海杨树浦区委常委兼国棉十九厂党委书记，国家轻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食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从事轻工工作30余年。1982年以副部级待遇离休。为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妇女运动史》编委。撰写回忆录20余万字。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了望编辑部：《红军女英雄传·钱希均》，新华出版社。
（2）《绍兴市志·人物传·钱希均》，浙江人民出版社。
百折不回跟党走——梁柏台夫人周月林
周月林（1906~1997），祖籍宁波，生于清上海，定居新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后，四处奔波，历经磨难，在逆境中坚定信念，丹心不变，受到人们的尊重。
周月林少时就入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做工。1925年参加“五卅”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总工会保管、运送文件和枪支等秘密交通工作。翌年赴海参威党校中国班学习，1927年与梁柏台结婚，并一起到伯力工作。任伯力华工俱乐部主任。1930年，同梁柏台一起进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1年春，梁柏台决意回国工作，适逢国内正在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际，很需要做过政府工作，特别是做过司法工作的人选。因此，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5月，梁柏台夫妇按照党的指示，将两个儿子留在苏联，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他们从莫斯科出发，先到赤塔党的秘密联络站。然后，梁柏台化装成煤矿工人，周月林巧扮成贵妇人，由向导陪同，夜行45公里，于次日拂晓进入中国境内，接着坐火车到大连，转乘海轮抵达上海。后由党的秘密交通陪同，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共产党党秘密交通钱，于7月到达闽西苏区。因去中央苏区的线路不通，夫妻俩暂留闽西，周月林在闽西红军学校工作。同年9月，闽西和赣南的道路打通，刘伯坚代表中央通知他们速去瑞金。
周月林随梁柏台辗转万里，历尽艰险，到达瑞金后，列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福建、江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央医院副院长等职。1934年2月，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为主席团成员。中央苏区机关在江西瑞金期间，周月林曾和毛泽东相邻而居，属通家之谊。
1935年2月，周月林奉调与瞿秋白、何叔衡等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不幸在途经福建长汀四都山时，被敌人包围，何叔衡当场遇难，周月林、瞿秋白被捕后，押至龙岩，因叛徒出卖，瞿秋白被押往长汀杀害，周月林被判刑10年。在敌人的监狱里，周月林革命信仰不动摇，坚信党的革命大业一定会成功。1938年，国共重新合作，她保释出狱到梁柏台家乡新昌县查林村。在解放前漫漫的岁月中，周月林心中的革命之火不灭，曾到上海、武汉等地寻找党组织，然而离散的“女儿”，一直没有找到她日夜思念的“母亲”。
全国解放后，周月林日夜盼望的日子来到了面前，然而，前面等待她的不是“母女”重逢的喜悦，而是一场痛苦的冤狱。1952年，她因受瞿秋白冤案的牵连，被关押12年。身入囹圄的周月林，坚信党组织终有一天会将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还我清白之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