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在杭州团地委的领导下,绍兴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金世桢和王华芬、钱耕莘等首批入团。4月上旬,顽固守旧的校长俞少村辞退了学识优良、具有革命精神的新教员林女士,引起了女师学生的强烈不满。13日,在团员金世桢的鼓动下,女师学生集会谴责校长辞退进步教师的做法,要求撤换旧教员,挽留学识丰富,能顺应潮流的教员。4月14日,绍兴学生联合会成立会上,金世桢被推选为绍兴学生联合会主席。她吩咐女师学生代表车素英提出了要求撤换压制学生的校长俞少村的议案,立即取得了各学校代表的一致通过。随即绍兴女师宣布罢课,拒绝校长及守旧教员进入学校。校长俞少村对学生的提案不但置之不理,而且煸动教员罢教。4月20日,女师全师学生向报界发表宣言。4月21日,金世桢以绍兴女师学生自治筹备会的名义,封闭了校长室,控制了校长室电话。就这样,女师以进步学生金世桢、王蕴如、车素英、王若真、汪曼之、朱萍仙等为骨干,闹起了驱逐校长的学潮。4月22日,女师学潮经县教育会出面调停,校方与学生达成五项协议。5月15日,县政府不得不让校长俞少村辞职,公开聘请上虞春晖中学,主张废旧立新的朱少卿(又名朱兆萃)来校任校长,并解除了守旧、道德败坏的两名教员,至此,历时一个月零二天的绍兴女师学潮胜利结束。
朱到女师后,采取了公开聘用贤人任教,改进教育方法等一系列措施。5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先后派共产党员徐白民、唐公宪、何孟英到绍兴女师任教,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党组织又介绍黄超裳及沈蔼春、沈莲春等进步学生到女师读书。接着,金世桢、王华芬、黄超裳3人在校内组织了“绍兴女师学生自治会”。同时,在共产党员徐白民、唐公宪、何孟英等人指导下,金世桢等以女师毕业班为主体,吸收社会上一部分家庭妇女,发起并建立“绍兴妇女协进会”,这是绍兴最早的妇女团体(1926年1月,改称为绍兴各界妇女联合会)。世桢任总干事。此时,身为绍兴学生联合会主席、绍兴妇女协进会总干事的金世桢,组织绍兴女师学生开展了多项进步活动。
1924年5月底,金世桢等向封建礼教发起挑战,在校长朱少卿的支持下,组织女师学生公开演出郭沫若编写的历史新剧《卓文君》和《孔雀东南飞》等,金世桢饰演卓文君,这出寡妇再嫁的反封建戏剧,在古城绍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此绍兴议会中一些封建遗老以“女师男女合演《卓文君》有碍风化”为由,又以“县库支绌,经济难以维持”为借口,6月4日县议会上议决“勒令停办女师”。是日,学生们分头到县教育局、县政府请愿。这次斗争因演出《卓文君》一剧引起,被称为“卓潮”运动。“卓潮”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县政府被迫撤销“停办女师案”。当时,绍兴女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极有生气,被誉为“红色女师”。
工运尖兵
1924年夏,金世桢在绍兴女师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萧山衙前农村小学任教,帮助该村农民协会和村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此时,她在友人宣中华、沈蔼春的鼓励下,拒绝了父母为她早订的婚约,欣然与何赤华结婚。同年底,金世桢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1月,金世桢与何赤华回到诸暨故乡小学任教,开辟党、团工作。她一到诸暨,就兴办了诸暨平民学校,致力于教育革新,创办“青年民力社”,宣传党的主张。同年3月,经上海团中央同意,与赵并欢一起成立诸暨团独支,何赤华为书记,金世桢以特别团员身份参加团的工作。接着,她与何赤华等发起成立诸暨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从事诸暨国民革命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国民党诸暨、绍兴县党部联合发布何赤华的所谓“赤化”等十大罪状,并令两县各地通缉,金世桢、何赤华接到党组织通知,于翌年2月13日(正月初一)晚上,携儿民力离诸赴沪。
1926年2月17日,金世桢夫妇在共产党总发行机关上海书店与经理徐白民接上组织关系后,被安排到上海北站宝兴路商务印书馆同人子弟小学任教。6月10日,金世桢参加了周恩来在上海法租界举办的为期半月的党训班。同时,她又去沈雁冰家里参加杨之华主持的上海妇女联合会,为之献计献策。10月23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金世桢先去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发动女工罢工,后即连夜印发传单,分给女工和学生到处张贴,她自己去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屋顶阳台上散发传单,甚至将多余的传单张贴在电车上,或巡捕的背脊上。起义后期,金世桢担任通信联络员,机智勇敢地化装成富商,坐着黄包车,将手枪、子弹分批运送到工人纠察队员手中。
铁窗囚徒
1927年1月,何赤华、金世桢应杭州宣中华之邀,离沪到杭,协助进行浙江的国民革命工作,并迎接北伐军入浙。金世桢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总工会妇女干事。4月10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何赤华预感形势险恶,晚上,把一大包党的秘密文件和来往信件交给金世桢说:“你赶快在天亮前把它送到杭州济难会郭敬仁同志手里。”金世桢虽已怀着6个月身孕,但二话没说,深夜出门,安全送达,保护了党的机密和一大批同志。翌日,何赤华、金世桢及长子民力被捕。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敌人妄图软化何赤华,让他们夫妻会面。何赤华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花招,却嘱咐世桢:“要坚强,继续革命,抚养好孩子要紧。”金世桢含泪点头,夫妻竟成永诀。7月初,因金世桢临产,加上没有暴露党员身份,通过杭州济难会郭敬仁设法营救,连同教育界和同乡会等出面保释。何赤华于7月24日,在浙江陆军监狱刑场英勇就义。
教坛“萍”师
同年8月初,金世桢的母亲到杭将世桢接回诸暨金家站娘家,生下次子民夫(现名何惠卿)。满月后,金世桢只身前往夫家何家山头觉民小学任教,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一年后,聘任为何家山村翼圣国民小学校长。1929年6月间,中共何家山村党支部成立,金世桢被推选为支部宣传委员。不久,她的革命活动被当地土豪发觉告密,经组织决定去杭州塘栖镇小学,她将次子民夫寄托在大伯家收养,长子民力改姓金,随身当作内侄抚养。
1929年秋到塘栖镇仅几个月,她旋赴镇海县梅堰小学任职。1930年春,金世桢急着为党工作,再度返回诸暨家乡,在周村县立第二初级小学任校长,又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是年夏,她被党组织派往绍兴东关敬义小学任教,并与别校的赵文熏和马君干两位共产党员一起开辟党的工作。11月,因赵、马两人被捕,金世桢离绍去濮院任教。此后,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在硖石、临平、淳安、新昌、桐庐、于潜、昌化、孝丰等地任教。此间,她虽曾到杭州、诸暨几度寻找党组织,但一直没有结果。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进入孝丰,金世桢将年已19岁的长子民力送到部队。同年4月,民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提升为九龙乡指导员。9月27日,新四军奉命北撤,民力组织零星人员撤走时,不幸在安吉朋亭遭顽敌袭击,英勇拼搏,壮烈牺牲。后金世桢去安吉金家湾小学任教,因为“匪属”罪名不能住在城内,只好搬到城外一个破庙安身。1948年夏,金世桢由何赤华在绍兴五师的同学宋维奇介绍,重返孝丰,到苕源小学任教。
1949年5月,孝丰解放,金世桢为实现对丈夫的诺言,将次子民夫送到军管会,参加了革命。1952年,年逾花甲的金世桢在平民夜校义务任教3年之久。1961年11月,金世桢经周建人、杨之华等介绍,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革”开始,受江西省财贸部长何行之情况的牵连,靠边审查,直至1970年10月才被撤销审查。金世桢一生除长期奔波隐蔽外,身心上还受到丈夫牺牲、儿子阵亡、自身受冤三次严重摧残,得了心脏病。1977年1月,心脏突发,与世长逝。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绍兴文史资料·大革命时期的绍兴女师》(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2)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绍兴党史人物传·金世桢传略》。
平凡农妇赤诚心——劳动模范应运妹
应运妹(1900~1972),清绍兴府嵊县民胜乡迎联村人。出身贫苦,幼年因病致残。1915年嫁淡山村木匠董凤铨,1935年迁崇仁,人称董大妈。
应运妹历任崇仁镇妇女会主任,副镇长,区、县妇联副主任,曾当选为县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县第二届人民政府委员,县政协第二届委员,省第一至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被评为省二等农业劳动模范。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评为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60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5次上北京参加会议,6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1958~1972年,中共宁波地委、中共嵊县县委和县妇联曾4次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她公而忘私,爱国爱集体的高贵品质。
全国解放后,应运妹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建设,在剿匪反霸斗争中,亲手枪毙恶霸地主。1949年10月,送长子参军。为解放定海,发动全村妇女赶制军鞋120双。崇仁土改前夕,拒绝地主贿赂,将贿赂款120块银元如款交给农会。抗美援朝时,带头捐献800斤谷钱。
应运妹是生产建设的一把好手。1951年春,她办起全县第一个养蚕共育室,张产60.25斤,比当地一般蚕农产量高三分之一,在提高蚕茧产量、质量上成绩优异,次年2月,被评为省模范养蚕共育室。1955年,她采用高温、感光、多回薄饲的先进养蚕法,蚕茧产量进一步提高。1959年创10斤桑叶产1斤茧,张产85.4斤的省叶高产记录。1960年,该室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她省吃俭用,尽力支援国家、集体和贫苦农民。解放初期,带头把家里的两只蚕橱、20多个蚕匾奉献给农业互助组,支持发展集体养蚕事业。1960年~1965年,她特地饲养了一头母猪,所生小猪按国家牌价卖给经济困难的社员,留下“落脚猪”自养。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她将平日节约下来的830斤大米和98斤小麦全部卖给国家,支援灾区人民。她还慷慨解囊,把平时养猪、卖蛋所得和儿子寄给她的零用钱、外出开会的补贴费共1000余元,先后资助建造崇仁利民桥、新市桥、倪家渡桥、王坛桥等公益事业。1972年临终前,她还再三嘱咐子女,把个人积蓄的558元存款如数献给大队购买拖拉机。
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志·人物传·应运妹》,浙江人民出版社。
(2)王志邦、黄佩芳:《浙江妇女人物传略·应运妹》,团结出版社。
丹心向党志如钢——中国妇女领袖之一杨之华
杨之华(1900~1973),小名小华,别名文君等,清绍兴府萧山县坎山街三岔路人,瞿秋白夫人,建国前后,长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和女工工作,中国妇女领袖人物之一。
革命伴侣
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她,从杭州回到家乡,毅然剪掉长发,下水游泳,骑车上街,一时成了小镇上的新闻人物。1920年,杨之华与沈玄庐之子沈剑龙结婚。杨、沈两家是世交,之华与剑龙在幼年时,便由杨羹梅与沈玄庐双方的家长作主定了亲。婚后,由于他们两人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方式相差太大,之华决定结束这段封建包办婚姻,于是她把女儿沈晓光的名字改成独伊,意为只生一个,以表示对沈剑龙的怨恨与决裂。
当时,她听说上海的《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便独自来到上海,结果没能成行,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以后她曾回家乡农民小学,在衙前小学教过书,发动农民运动,并很快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底,杨之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翌年1月,与为该校社会学系学生讲授社会科学概论的瞿秋白相识。后来,她在党组织和瞿秋白、向警予等同志的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当时的秘密住所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1号三层楼的阁楼上,之华入党后,经常到那里与瞿秋白取得联系,相互接触中有了较多的了解,并逐渐产生了爱情。
共同的信仰,火热的斗争生活,把杨之华和瞿秋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杨之华心想,虽然秋白结婚仅半年多的爱妻四川姑娘王剑虹已经因病去世,可冷静思考,自己虽同沈剑龙感情上已有裂痕,但还是个有夫之妇,真不知该如何处理?
不久,杨之华回到家乡,不料瞿秋白竟找到乡下杨家。之华的哥哥理解妹妹的难处,把沈剑龙请来作陪。后来,剑龙又把之华和秋白接到沈家,先在书房,后在花园,推心置腹地各诉衷肠。谈了两天后,秋白又把他们夫妻俩接到常州自己的住处。3个人坐在一条棉絮上,又谈了一天,终于商量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心平气和,十分冷静地对这桩婚姻问题达成了协议。
1924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之华和秋白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但是他俩的结合,确实引起了一些人,包括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非议,于是他们十分冷静而艺术进行了处理。
11月27日至29日,在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三条启事:瞿、杨启事称:“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杨、沈启示称:“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沈启事称:“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沈剑龙很佩服瞿秋白,后来他们成了知心朋友,互相通信。一次,他在信中赠给秋白一张6寸半身照片,剃了光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旁边题了“鲜花献佛”4个字。意为他把杨之华这朵鲜花送给了秋白,以高洁的献佛的心情,成全了他俩的结合。
婚后,之华与秋白的感情非常好。秋白成了她的良师益友和至爱的人,她成了秋白的亲密伴侣、战友。秋白还将他们两人的名字刻成一方印:“秋之白华”,以象征他们间的深厚情谊。正因为他们俩的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火热的革命生活的牢固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共同的人生旅途中,一起战斗了近10年。在风雨同舟的岁月里,他们尽管因革命需要,不得不长时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但他们总是以相互关照与体贴来表示彼此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