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虎
在1998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东方民俗学林》，推出“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俗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民俗学论集”。这些学者是：钟敬文、顾颉刚、江绍原、周作人、黄石、刘魁立。前面五位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扬名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创业元老，惟有刘魁立50年代以后才从事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的研究，把他与五位民俗学元老列在一起是对他在民俗学上的渊博学识和独特贡献的肯定。
一
1979年，曾留学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又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多年的刘魁立从黑龙江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他参与了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部分工作，并协助毛星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当时，学术界百废待兴，刘魁立感觉到由于长时间对国外的学术发展闭目塞听的状态，使中国学者缺少了参考和比较，有的甚至拘泥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断重复一些陈词老调。为此，不但要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握民间文化的现实状况和真实材料，还要总结和借鉴人类智慧之光已经照亮的科学发展道路，包括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已经走过的探索历程。于是，他开始研究欧洲民间文化研究史问题，并着手撰写这方面的系列论文，如《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学派》、《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等。其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五光十色的新理论、新观点涌入，为了不使人们在这些时新论调的绮丽外衣和炫目光彩面前感到困惑莫解，刘魁立认为有必要追视其历史，明了其根源。从1985年开始，他策划主编了一套《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希望以此把欧洲民间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著作介绍给国人，免去他们再在二三流著作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他精心为这些名著撰写序言，把自己关于这些著作的认识和分析陈述出来，供读者参考。《泰勒和他的（原始文化）》、《论（金枝）》等文章就这样写出来了。以后，他应邀几度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生讲授《欧洲民俗学史》课程，促使他重读和新读了很多书，系统地认识和梳理欧洲民俗学的历史道路，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思考一些问题，写出了《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等介绍西方民间文化研究诸名家及学派的系列论文。这些文章凝聚着刘魁立先生几十年的研读心血，更闪现着他智慧的光辉，包括他对名家名著透彻的理解、站在时代或历史唯物论的高度给予他们的在整个学术上准确的定位和精湛的评价。
《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学派》介绍了德国格林兄弟所开创的历史比较研究法、民间文学的神话起源论、马科斯·谬勒的“神话是语言的疾病论”等，高度评价神话学派开始了“关于民间文学的认真的搜集工作和专门的科学研究”的历史功绩，如“运用自己所创造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发掘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把视野扩大到本国以外”，“并从世界的角度提出了有关民间文学的一系列共同性问题”；同时指出他们“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把语言的产生和变化同民间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混为一谈”的错误，“把整个民间文学创作”“说成是由神话衍生而来”的“民间文学退化论的观点”。《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肯定了德国本菲等学者“把民间文学研究从神话学派手里、从带有先验论倾向和神秘主义色彩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放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进步意义，又指出他们的局限：“正像神话学派把他们的雅利安神话起源论绝对化一样，流传学派也把自己的印度起源说和情节流传说绝对化，套用于一切民族的一切作品。”
对人类学派两位大家泰勒和弗雷泽及其两部巨著的研究评述更花费了刘魁立很大的精力。《泰勒和他的（原始文化）》评述了泰勒关于文化两大原则、文化遗留物学说、“万物有灵观”等，高度评价他及这部被文化学史的研究者们视为“这一学科的开山之作”的多方面成就：“他首次在英国建立文化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基本轮廓，积极倡导文化进化论，因此被后世推崇为文化学的奠基人。他在宗教学领域，开始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在民族学领域、神话学领域创立了所谓‘人类学派’，至今影响犹存。”同时指出，“泰勒的文化发展论也有其致命的缺陷”，他“没能提示历史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作用关系，更没有阐明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存在对于精神文化所具有的巨大作用。”文化遗留物的研究被夸大了，“文化学家不仅要研究文化现象当中的继承的因素并对它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应该对新生的因素和这些因素的特点、原因、功能等等进行深入的探索。”“他对万物有灵观进行的十分详密而精微的考察，体系完整，思路开阔，分析精深”，然而由于他特别热衷于斯，“所以在一些场合便不无勉强地把万物有灵观认作是大量原始文化现象赖以发生、发展的认识基础了。”《论（金枝）》肯定了“作者运用崛起于上一个世纪后半期的历史比较法，将这些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包括灵魂观念、自然崇拜、神的死而复生，尤其是巫术、禁忌等等）的丰富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来。”又指出，作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仅仅集中于原始宗教、巫术、仪式、原始人的心理等方面，对于物质文化和原始社会的经济关系等等，几乎全无涉猎。这就使他在寻找宗教源头的过程中，将自己圈限在原始人个体的主观活动的半空中，脚跟始终不能稳健地站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坚实而广阔的土地上。他不仅没有克服反而更加加深了泰勒等学者人类学派理论的错误，把原始人的诸多文化现象单纯归结为人类纯理性活动的产物。”
《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是一部高度凝炼的民间文化比较研究学史和比较研究概论，作者从二百年来民间文化领域人们倾注热情最多、反复探索、讨论不休的话题——民间文化事象彼此间的关系或雷同性问题谈起，回溯了神话学派、流传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学派、功能学派、历史一地理学派（芬兰学派）这方面的发现和论述，尤其阐发和评说了近百年来一些学者相继提出的分析叙事作品结构的重要概念，如芬兰阿尔奈的类型（type）、俄国普罗普的功能（function）、美国汤普森的母题（motif）、瑞士容格的原型（archetype）、德国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素（mytheme）、美国邓迪斯的母题素（motifeme）等；然后，对民间文化事象的变异性和稳定性、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类型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概述。其文内涵丰富，论述精辟，其信息量远非一般的一两万字的文章所能相比。
二
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民俗学经过几十年的消歇之后重新振兴。由钟敬文提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令刘魁立协助筹备成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5月21日，中国民俗学会宣告成立，刘魁立担任秘书长。他协同秘书处各位同仁，策划和开展了一系列普及、研究、队伍建设和学术讨论等活动。他参与举办全国民俗学讲习班，讲授《民俗学的概念和范围》，强调探求民俗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注意民俗现象的演化、新的民俗现象、民俗中新的因素等。以后，他连任副理事长，1999年接替钟敬文教授担任理事长。刘魁立早年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曾利用一切机会关心和涉猎民俗学的研究和发展状况，尽量多地选修和阅读，回国后却面临民俗学遭歧视被封杀的局面，他曾经为之困惑。现在这一学科复兴，学人热情空前高涨，他又表露过两种担心：一是怕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热情关注会连带地激起对陈旧事物的某种过高的兴趣；二是怕在这种热情的驱使下，民间文学会被抽掉它的艺术灵魂，从而使民间文艺学仅仅沦为民俗研究或历史研究的附属品。应该说，这是两种切中时弊的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