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匾联的调查研究方面，林老师亦是推群独步，首屈一指。所谓匾联，即匾额与楹联，他在1994年调查并完成《台澎金马地区匾联调查研究》；1997年利用在香港讲学的机会，跨海到澳门调查并完成《澳门的匾联文化》；1999年主持调查并完成《桃园县大溪镇“莲座山观音寺”、“斋明寺”匾联文化调查研究》。匾联是传统建筑的门面，但长期以来却被当作建筑物的附属构件而被边陲化，大家渐渐忽略了匾联的人文表征与艺术之美。以对联而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对联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它还是语言运用技巧的直接体现”、“对联以其对仗偶合的文字结构、灵活多样的句型格局、洗练明快的语言风格和情景交融的内涵意境而表现出了极强的鉴赏性，为特定的目的创造了一种艺术氛围。”［14］林老师从小学时面对庙口和大户人家的匾联，即常被这种艺术氛围吸引而驻足思索。及至1989年带领中华民俗技艺团至新加坡参加“华族文化月——春到河畔迎新年”的活动，顺道访问马来西亚“新山”的华侨学校与人家，对当地四季如夏，却仍贴春联过新年印象深刻。回国后，元宵到鹿港，惊视满城春联，各具特色。他翻书检视有关台湾传统建筑的研究，发现大都忽略了“匾联”的存在，于是开始积极行动，一方面撰文呼吁当局重视，一方面构思田野调查计划，希望能挽救这些文化边缘的“资产”，重现匾联的魅力。他说：
匾联在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要的习俗表现，它结合民俗、文学、艺术于一身，具有表明身份、镇祟驱邪、祈祥期福之作用，且可适切地展现节令色彩、传达民间气息，所以向来被视为传统建筑的“门面”。其材质，或木或石；其手法，或雕或刻或漆写或贴箔；其字体，或篆或隶或行或草或鸟虫书；其功能，或名分或装饰或镇邪或记载丰功伟业或提撕修身养性，琳琅满目，不一而足。长久以来，其应用艺术的性格，早已成为文化积淀而且是文化资产的一环。［15］
因此他接受文建会的委托，主持为期10个月的《台澎金马地区匾联调查研究》，针对台澎金马重要寺庙、民宅，及一、二、三级古迹之匾联，总共492个点，一一进行实地考察、访问、登录、拍照，工程不可谓不浩大。透过整理、归纳、分类、系年，他发现“匾联是台湾史的另一种见证，也是台湾人文的记录。在一方古朴的匾额、一幅斑驳的楹联里，我们仿佛可以触抚历史的脉搏，遥契先民的精神。从筚路褴褛到现代，这些匾联无言地传释着另一种声音：严肃的历程。”［16］1995年，他从任教的辅仁大学休假一年，获聘香港新亚研究所讲座，在澳门参加一场“澳门妈祖信仰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经实地接触后，发现澳门的匾联繁复丰美，却少受重视，于是着手调查研究，归纳出澳门地区的匾联计有七部四十多类，包括匾额361方，楹联172幅，发现匾联是澳门史的另一种见证，也是澳门人的人文记录，更是澳门民间艺术的展示。
《尚书·周官》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林老师长年从事民俗研究，要不是秉持着一股“民俗冲动”，无怨无悔地投入，哪能有今日之地位与名声，这就如同《墨子·修身》上所说的：“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
三、是文化智者也是承办民俗艺术的活动高手
很多人，包括学者专家、政府官员、民间艺人或庶民大众，只要参加由“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所承办的活动，都会一致竖起大拇指称赞，尤其是知道基金会如此人单力薄，更是纳闷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一座大厦的六楼，占地约四十坪，工作人员（含执行长）只有5人的民间单位，却是台湾近二十年民俗活动的幕后推手、智库兼发电机。虽然地狭人少，却是一个战斗能量相当巨大的地方，尤其是担任执行长的林明德教授，只要他课余现身基金会，就会看见如好莱坞商业电影的镜头跟拍一样，接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处理不完的事，蜂拥而至；但你只见他一袭简朴唐装，处理事务或筹划活动，总是身手利落，利用最少的人力，动用他广结善缘的人脉关系，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总是能在最短时间之内巨细靡遗地搞定一切，无怪乎公私机关特别喜欢和基金会合作。无疑地，基金会在他领导之下，已打下“金字招牌”的鲜明形象。外界一直很好奇他是如何构思活动、举办活动的？这就让我想起王安石赞美欧阳修文章的一段话：“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20年来不断地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台湾民俗、艺术、文化，使他累积了众多的资源与人脉，使他了解民俗艺术的丰富繁美与困境，他不断地思考民间艺术文化的出路、试图消融民俗文化艺术的“冬眠状态”，于是他提出了基金会的终极愿景：
发掘族群人文，整合民俗技艺，再现台湾图像，重塑乡土情怀。
20年来基金会所从事的活动计划约可分类为：（1）发掘民间艺人：如陈达、陈冠华、廖琼枝、许王等。（2）民俗技艺调查案：如南部民俗技艺园之调查规划。（3）保存计划案：如高甲戏、皮影戏、布袋戏艺师之记录保存。（4）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1999云林国际偶戏节。（5）发扬与传习民俗艺术计划：如昆曲传习计划。（6）策划展览与活动：如配合节令所推出的民俗活动“中正堂的中秋”、“二千年庚辰元宵节龙来闹元宵”，展览如“兰屿雅美族文物展”、“民族工艺大展”等。（7）规划编辑、出版民俗著作，如“台湾民俗艺术丛书”。（8）社区民俗文化讲座：如“社区民俗文化种子教室——认识台湾民俗、掌上明珠”。（9）学术研讨会：如“休闲文化学术研讨会”、“国际偶戏学术研讨会”、“澎湖传统艺术学术研讨会”等。林老师及其领导的基金会团队长期深入民间研究台湾民俗文化，并举办活动以推展民俗艺术，将研究调查的结果融入活动企划，俾使每一活动能精致化、多元化，让社会大众能了解并欣赏民艺之美；尤其他擅长将民艺结合传统节目推出民俗活动，掀起阵阵“民艺热”，让民艺重回庶民的生活体系，既显现出台湾文化的特色，并丰富现代人的生活。王毅先生曾说：
民间艺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波澜不惊的存在状态，不突出，不醒目，不惊人，化成了老百姓生活的正常构成，民众的审美意识（包括民间艺人的制作）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状态。然而任何艺术的存在延续都需要有兴奋点，有高潮，否则就会渐渐地萎缩死去。……民间艺术的实质，它的基本意蕴就在于一种群体的激情。……在民间的各个重大节日和百姓们的人生重大礼仪中，民间艺术会被激活，尤其是那种原本处于冬眠状态的参与审美意识被呼唤出来，形成了民间艺术的兴奋期，这种兴奋往往就成为民间艺术生长的催化剂。［17］
林老师就是擅长在民间节日的兴奋点上“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趁势推出民俗活动而造成万人空巷的轰动。例如他在1983年到1986年参与制作的四届“民间剧场”，选择在中秋节前后于台北市青年公园以“广场奏技、百艺竞陈”的动静态三合一（表演、展览、教学）的方式展演，系统化的内容，分艺能与工艺两大类。艺能属于表演艺术，又可分为民艺、歌谣、说唱、杂技、小戏、偶戏、大戏7种。工艺是手工制成的艺品，又可分为雕、编、塑、绘、制、裁、糊及其他等8种，每一种当中又包含多项品目，例如偶戏含皮影、傀儡、布袋3目；雕也含有石、木、竹、糖、蔬果5目。活动期均为5天，自1983年的27类51个团体，一直到1986年的109类169个团体，参演艺人多达二千人，参与民众高达两百多万人次，从此民俗文化活动开始受到国入瞩目，也促使各地方政府接续热烈举办各种艺术节、文化祭，使“文化”活动成为政治领域与生活领域的重要项目。后来林老师灵机一动，建议把“民间剧场”移到台中，和大甲镇澜宫的醮典结合，使民艺与庙会活动作一次完美的展现，这也是台湾庙会中首次结合民俗艺术的活动，在1988年12月4日至10日，设计的节目内容包括：（1）传统艺术表演，共32项58场。（2）民俗技艺展示，共6项50个摊位，剧场分大戏台2座、小戏台1座、百戏广场1座，与仿古牌楼1座。景观古色古香，节目精湛丰美。
之所以将民艺与庙会结合，林老师的目的是：“1.融会精致文化与民间文化，落实‘学术通俗化’此一理念。2.提升民俗活动的意义，唤醒民众重新正视丰美的民艺内容。3.鼓励民艺的表演层次，体认传统与创新的真谛。4.亲自体验‘文化即是生活’的实际意义，丰富生命内涵，升高民艺的鉴赏。”［17］从“民间剧场”以后，台湾各地所举办的民俗活动展演项目与场地布置，均不出“民间剧场”的模式，“民间剧场”已成为台湾民俗活动的经典范例。
1996年1月的“点灯祈福庆元宵”、2000年2月的“龙来闹元宵”，更是利用民俗节日展演民俗艺术的经典活动。有鉴于台湾社会转型，许多民俗文化濒临灭绝，传统节庆渐失原有之风华，如元宵节无非是粗糙的灯笼、庸俗的电动花车、空洞的活动内涵与乏味的民俗表演，于是一场由文建会主办，林老师策划、基金会承办的“点灯祈福庆元宵”活动乃应运而生，希望藉以重现元宵的传统风华，唤醒大众的民俗意识。除了在台北火车站内外让千盏灯亮闹元宵外，活动内容还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