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伟
汪玢玲教授自1952年28岁师从钟敬文教授学习民俗学、民间文学起，迄2001年77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已近半个世纪，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编10部，成果丰厚。在中国民俗学史上，最值得写的是她所著《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和《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中国虎文化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大观》等“一文三书”四个贡献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
1949年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时期内民俗学曾被贬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玢玲第一个打破禁区，站出来为民俗学及其早期研究者作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她撰写《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发表在《民间文学》1979年第5期。此文全面论述民俗学界在“五四”时期的活动，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出刊宗旨（民间文学的、民俗学的）、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民歌民俗调查及顾颉刚、钟敬文等早期民俗学家的开创功绩，正确评价当时的民俗学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认为此时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她的文章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复兴、文化热潮的兴起，起了打开坚冰的先锋作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随即为《新华文摘》、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会刊》转载。此后《民间文学》1979年第12期发表顾颉刚、钟敬文等七教授《建立民俗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汪玢玲这篇文章，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开拓作用。这是她对中国当代民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历来文学史家们论它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却论蒲松龄“不只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博学多识、深入民间的民俗学家”，他的全部著作“是一座色彩斑斓的民俗小宝库。”“早在国际上民俗学家提出调查采集的田野工作方法的二百年之前，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和民间文学搜集者的蒲松龄，已经自觉地采取了科学的搜集调查的工作方法。”汪玢玲敢于大笔特书蒲松龄是民俗学家、民间文学搜集者、有科学的搜集调查工作方法，证明她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的学术胆识，使她的许多成果富于开拓性。
汪玢玲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所发掘出来的全部蒲氏材料，论述蒲松龄生于“清统治者入关后强化统治，大兴文字狱的万马齐喑时代”，“做一辈子乡间塾师”，“思想上更接近了人民”，因此“满腹悲愤，只好假鬼神写地狱影射人间，绘仙境寄寓理想。”她从蒲氏《聊斋自述》所述“雅好搜神”，分析这正是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家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又引其孙蒲立德在《聊斋·书跋》所记：“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进而论证其材料来自民间。她选取蒲氏《聊斋志异》书中86篇作品，一一梳理其“口头来源”。她这部论著架设了“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研究文人创作”的金桥。
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有两章格外吸引民俗学界的关注：一是《论聊斋俚曲》，二是《从民俗学角度看蒲松龄的著作》。“俚曲”是在山东民歌小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鼓词和地方戏曲，不登大雅之堂，却为农民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一般蒲学研究家着重研究《聊斋志异》，民俗学家汪玢玲则重视探索《聊斋俚曲》，她言人之所未言：“当时用白话和俚曲形式写作，意味着失去文人身份。但蒲松龄却排除世俗看法……大量俗曲同样写得酣畅淋漓，相当成功。这数以百万字计的俚曲，是蒲松龄学习民间文学，向通俗化、大众化迈进的质的飞跃；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奇迹。”她着重分析蒲氏《墙头记》等14部俚曲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及其民间素材的来源，俚曲曲牌及其民间音乐源流，考证蒲氏中年写《聊斋志异》，老年写《聊斋俚曲》，放弃典丽的文言之特长，探索白话文学的新路，非有为人民写作的巨大动力和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和决心不可，这在古代作家身上是“很了不起的革命行动”。
在《从民俗学角度看蒲松龄的著作》一章中，她探索《聊斋志异》中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鬼、狐仙、蛙神、五通神、跳神、禁忌）、民俗心理（鬼神报应）、祀神活动、民间节日，通过蒲氏作品的个案分析，为文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精到的实例。她还分析蒲氏的《日用俗字》在民俗、文化普及方面的作用，《农桑经》的经济民俗价值，从而凸现了蒲松龄的民俗学贡献。汪玢玲这部著作，挖掘、论证了中国民俗学史上一位为人忽视的民俗学家蒲松龄，这部著作本身也是中国民俗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中国虎文化研究》是汪玢玲民俗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她探索中国虎文化之源。北京周口店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同时伴有虎骨化石。河南濮阳市发掘六七千年前的古墓，有以蚌壳精心摆塑的虎图案（位于人骨架左侧）、龙图案（右侧），古人崇左，虎崇拜高于龙。黑龙江沿岸有岩画虎（公元前三千至四千年，最古公元前七千年），为女真、赫哲、鄂伦春等族先民之作。河南安阳、湖南宁乡出土商代青铜器有虎饰。甲骨文、金文有“虎”字，是虎的象形字，读音为虎啸象声。春秋战国时“虎节”为使节的信物；“虎符”为古代帝王授武将兵权，调动军队的信物；陕西黄帝陵地形为龙盘虎踞；神话有母虎女神西王母派九天玄女助黄帝战胜蚩尤，又献地图要黄帝择吉地建国。彝族学者刘尧汉、杨和森等提出伏羲氏虎图腾、女娲龙图腾构成中国龙虎文明传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龙虎文化渊源于远古虎图腾（西北羌民族先民）。古羌族后裔彝族创世史诗《梅葛》说，宇宙由虎尸解创造。她进而论道教的崇虎与役虎，佛教的舍身饲虎与禅虎，北方满、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族萨满教的跳虎与虎医神，虎为守护神、山神爷。虎文化深深渗入人为宗教与民族原始宗教及民族深层文化之中。
她畅论古今各民族民间崇虎习俗。如彝族、赫哲族、朝鲜族以虎为图腾；历代王朝以龙虎将军衔赐武官，最有代表性的是元代，用虎符及虎贲将军称勋爵及军职；两广民众喜欢在门上画虎头像，使家宅平安；彝、纳西等族祖宗牌位上画虎头，象征祖灵保佑；东北三省农村过年门侧悬两盏冰灯，称“虎眼”，强调虎神之监视威力；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希望生子如虎；云南楚雄彝族过“虎节”，跳“虎舞”，敬虎神，等等。
她总结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有崇虎→伏虎→护虎三大历史阶段。她专章论东北地域虎文化，将名闻中外的东北虎及东北区域各民族原始遗存信仰的虎祭、虎神、崇虎伏虎史话、虎典故等进行系统梳理、阐述，并揭示东北地域虎文化与中原虎文化（中华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渊源，为全书华彩乐章之一，也体现了她对地域文化与中华整体文化辩证统一关系之把握。同时，她又指出，虎文化来源于狩猎时代，龙文化来源于农耕时代，虎文化当早于龙文化。论证了虎文化当有万年历史。
汪玢玲对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有一系列论文，如对东北虎与虎民俗，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与三宝民俗，以及鹿与鹿民俗、东北民族的萨满教等，都有深刻的阐述、论证。在这基础上，主编了已出版的《吉林省志民俗志》、《长春市志民俗志》，以及待出版的《中华民俗大典·吉林卷》。
汪玢玲从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走向全国民俗文化研究——她团结全国200多位民俗学家，采录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比较稳定而有特色的古今民俗事象及研究成果，汇成350万字巨著《中国民俗文化大观》。她任主编，组稿、统稿并写序。一族一地一俗写成一文，分21类，近3000篇文章，蔚为大观。这是一部民族民俗微型研究、立体描写研究之作。其序，乃汪玢玲民俗学理论之最新、最成熟的理论精华。她说：“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是伴随着人类历史而产生、传播的，它是千百年来人们相沿成习、精神趋同的文化意识的综合表现。”她以深、广、活、新四字概括《大观》的风格。“深”指某些民俗可以作为“剖析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某些民俗可以“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到万年前”。“广”指搜罗之广，门类之齐全。“活”与“新”指知识性、科学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也指某些民俗领域的开拓，为一般民俗书籍所罕见，是新而活的现实资料。她说：“民俗现象是一泓汩汩的活水，它常流常新，永不枯竭。”“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它最能反映每个时期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心理特征。”
汪玢玲教授对她所指导的研究生，则要求他们“敏求，博览，深思，勤撰”。她也以此自律。破坚冰之文《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和《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中国虎文化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大观》等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她“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使她在中国民俗学史上，闪烁着特有的光芒。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