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鱼
小龙房间里的鱼
其实你从没有看过我的身体
其实它和灵魂一样一样美丽
一、为什么要在冬天唱歌
冬天快到时，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乐队。你知道，在北京城，是个人都会有乐队，而且多数还是朋克。所以说，有一支乐队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耐心的等待并没有落空，我有了一个吉他，一个鼓，一个贝司，另一把节奏吉他我自己弹——那是乐队中唯一的非电声乐器，由于我的无能，它的声音总会被电声的噪音无情地吞没。
下午，我要骑车两个小时，穿过几个高校和立交桥，路越来越偏，桥越来越窄，到三环边上一个名叫八里庄的地方，有一个租下的地下室，我们和外地的商人、民工、妓女一起排练。晚上我还要一个人骑车回去。我还要在学校里上课，偶尔到某个电脑公司混事儿。和所有的无产阶级一样，我自力更生，然而并不为此自豪。我穿过城市的地铁站时总是由衷地感到虚弱。到了周末我常常摄取大量的面包，一直吃到要呕吐为止，从而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这和一个风流的小报记者从他的女同事硕大的乳房上得到安慰的原理是一样的。
当我在主干道上逆流狂奔的时候，我知道这与我想象的糜烂生活相差甚远。这个冬天我在奋发图强地看旧书，村上春树、杜拉斯、马尔克斯和张爱玲，一切色彩艳丽和凄凉的故事，都和一个末路穷途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情暗中谋合。我还想写风月小说，这回不要那么生硬和阴森，应该是温暖和艳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士大夫和一个南方的獠族女子，一个房地产记者，一个拯救地球的女博士，看起来很庸俗，实际上也可能很庸俗，什么东西到我手里都会变得难以置信地庸俗。今年我终于发现自己毫无写作的天分，想象力枯竭，词汇贫乏，一到男主人公和不同的女人做爱时我就卡壳，因为我不知道肉体的差别是不是类似一只橘子和一只苹果的差别，还是一只南方橘子和北方橘子的差别。这个城市的所有单身汉几乎都有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和成打的避孕套，可是他们都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不知出何居心。所以我处处卡壳。
我只好唱歌，不停地唱歌。
我是杀人的人/我是被杀的人/我是杀人者的妻子/我是他的帮凶
事实上，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传达自己的意图时，我总是胆怯和犹豫不决。我们在《现场》这首歌卡壳了。我羞于提及我的企图，可能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漫无目的的，是任性和徒劳的。“开始是阴森的、若有若无的哼鸣……自言自语，然后‘啪’一声全打开，噪，紧张、恐怖……在杀人；然后是民间送葬的嘹亮、高昂的唢呐，喜庆的，然后是温柔的小调，抚慰死者……”我徒劳地打着手势。
我们面面相觑。
送葬是什么样子的？
我曾经在清晨听过。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有人死了，是个有钱人，吹了三天三夜。很高兴。人死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中国人的生死观很奇特，然而庄子的鼓盆而歌业已失传。
本土的，热烈的送葬。美丽和欢快。这样的冬天。
“要用七和弦。”贝司说。可是这与和弦无关。
我和贝司打了一架。
他不知说了句什么，我骂了他，他骂了我。我拖着吉他扑了上去，被他在头上打了一记。
我哭了起来，很大声。眼泪掉在地上。我没想到眼泪这么巨大，大得让我充满了好奇。
最后我抬头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你老婆。
鼓手年龄最小，业务最好，所以被我们宠爱。他失恋后迅速堕入了另一场恋爱。我帮他买来素雅而美丽的信纸，我们一起为它的第一封情书出谋划策，一起对那个年方十七的女主角进行严密的心理分析。一个地下室的女人总喜欢跑过来，在吉他手的身上摸来摸去，并大惊小怪地尖叫。
其实早已经不是恋爱的季节了。E-mail里总是写着：新邮件0封。夏天女孩子的蓝色长裙，地铁站里昙花一现的拥吻，公共汽车上透明的阳光，情人头发里残余的香波气味。总是到了秋天我才会明白，幸福是永远的乌托邦。我总是来不及对幸福做出规划，包括做饭、洗衣、购物、做爱。清晨我像一个民工一样穿过凄冷的街，那条街的名字叫幸福大街，我因为对幸福心怀鬼胎而神色仓皇。
偶尔，排练回来我会经过一个教徒的家。他有黑泽明、伯格曼、阿莫多瓦以及数不清的CD。他完全可以活在一个色彩绚丽的充满声音和颜色的世界里。锅里欢快地煮着白粥，他坐在我对面，默默地递来一本小小的箴言录。第三十八条，他说。
第三十八条是主对我们千篇一律的告诫，不要沉迷于欲望之中。
我想，为什么他不站起来，邀请我和他一起上床呢？屋里这么温暖，床这么洁净，而我又那么寂寞，那么地需要安慰，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然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堕落也是需要资本的，必须有一点姿色，一个丰满的胸部和一点点廉价的香水。而我只能面无表情，用干巴巴的声音唱歌。
没有人看到你所说的那种更为美好的生活，我说。
大一的时候，我想嫁给一个摊煎饼的人；大二的时候，我想和一个修自行车的人结婚。
现在，我只是希望每个周末都有巧克力吃。
你看，我并不是那种有很多奢望的人。
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其实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我唯一的信仰是巧克力。在灯火通明的超级市场，我常常被这些过于丰厚的物质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犯了所有的过错：贪、嗔、痴，但从来不思悔改。
临走前，我给他留下一块廉价的巧克力。
同事在我对面吃饭，我很少见到他，因为我很少上班。大大的圆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埋头吃饭。突然他说，我很想念女友的身体。
我说，你可以去找她，
我找不到她，他说。
为什么？我心不在焉地吞下一块排骨。
因为她死了。
我尖锐地笑起来，不要这样嘛，这样很好笑的。
我们一起去坐地铁，路过繁华的琉璃厂，华灯初上，大街上轰鸣着当下流行的歌，还有主持人甜得流蜜的嗓音。
请你为我唱一首歌，他说，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
我一直没有唱。地铁里很拥挤，有人在看报，有人盯着我的帽子。
到站了，我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下车。没有回头。
不可以为别人悲伤。
你要站着弹琴，站着唱。
我说为什么要站着？
因为你在演出。
那柯本为什么坐着？
那是UNPLUGE。
为什么不是UNPLUGE就不可以坐着唱？
那就是民谣了。
民谣又怎么了？
总不能大家站着你一个人坐着吧？
那鼓手为什么不站着？
除非你们坐着撒尿我就站着唱。
我只是不想站在台上，不想站在那里让别人看着我。我不想表演，我只想蜷缩起来，唱歌。
事实上我想我并不热爱摇滚。一九九八年的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在“忙蜂”酒吧。台上有很多乐队，乱哄哄的，热火朝天。我站在那里，心里又害怕又孤单。我谁也不认识。我也不要和他们一样。
半夜四点我爬起来打电话，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苍老而疲惫：喂，请说话。
我突然锐起了嗓子，唱了一首欢快的儿歌：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
二、白糖饼的往事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摇滚歌手。在T大这所工科大学里，我的名字叫阿飞，学号是0302。老师们在我的学号下面打分，但我不可以。和所有十七岁的入校新生一样，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长为什么样子。我是那种最普通的学生之一：考试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好，但都没有要补考的，所以并不让教授们操心。绝非学生干部、积极分子或者文艺骨干之类，所以也不容易遭人讨厌。偶尔无伤大雅地逃一两节课，学校里组织什么活动，也不怎么热心。我不孤僻，然而绝不是大众情人那一款。每天看看专业书，到实验室做一整天的实验，听听随身听的点播节目。不会化妆，不会扭屁股，不会抽烟，不会喝酒，连摇滚乐都很少听，是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学院女子。长得不丑，但没有人对我惊艳。周末偶尔跳跳舞，认识一些男孩，却都没有兴趣继续约会。多年来，我一直无所事事、虚度华年。我的志向无非如此：做一个端坐在写字楼里衣着整洁的白领，学会发传真、打打字，和男同事或者男上司谈谈恋爱，最后把自己嫁出去，成为一个洗尽铅华、烧水做饭的小妇人，等有了足够的钱财，我要买一辆通体艳红的天津大发，穿有网洞的黑色丝袜去上班，做美容，不定期翻检老公的口袋，偶尔骂骂邻居的猫。随着时间流逝，年事渐长，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我只能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没有出息的。
早在幼儿园的时候，一个天才儿童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因为经常被当地的小孩子孤立，我比别的孩子会写更多的字，我会用加法做减法，会用加法做乘法，会背英文字母，会唱简谱，会在纸上画钢琴的黑白键自己弹，会自编歌曲打发漫长的下午时光。这几乎都是自己学会的。所以说，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儿童。不仅如此，我曾经还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小孩。因为那时当教师很光荣，所以我立志当小学教师；后来好像清洁工人也很光荣，所以我又立志当清洁工人。当我说出后一个志向的时候，我的工人妈妈简直是怒不可遏。但是她又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清洁工人不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因为我不知道长大了当歌唱家好还是当舞蹈家好。后来我终于忍痛舍弃了当歌唱家，因为当舞蹈家可以穿金光闪闪的大蓬长裙。但事实是，我既不唱歌，也不跳舞，因为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小孩。
小时候我喜欢到垃圾堆里捡垃圾：一个玻璃瓶、一个瓶盖、一段小绳、一张铝箔或者糖纸。我以为只要持之以恒地到垃圾堆里找，就一定会找到我想要的一套塑料小餐具。但是会有干净的当地小女孩嘲笑我，说我是“邋遢猫”，那是形容小孩子的最恶毒的词，一般是指尿床和流鼻涕的小男孩。奇异的自尊心简直让我感到痛苦极了，这种痛苦是隐秘的：我不能说出去，又不敢哭。在那一个时期的儿童生涯里，有一个叫邹秋雁的女孩子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她也喜欢到垃圾堆里捡垃圾，而且她比我邋遢得多。我从来不嘲笑她，因为只有她从来不会让我感到自惭形秽。我妈妈时常发现我捡到的小东西，她会毫不犹豫地扔掉它们。我只能默不作声地看她扔。所以，当我还一个很小的小孩的时候，就和妈妈有代沟了。
早在三岁多一点的时候，我就梦见我穿着大红的衣服戴着凤冠嫁给了小儿班最好看的男孩子了。我很高兴地把这个梦告诉了我的堂姐和妈妈，虽然她们都是女人，但她们一点也不尊重一个三岁女人的隐秘的愿望，所以她们就大声嘲笑我，只要想起来，就笑我，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她们忘记。所以，我变成了一个不轻易诉说自己愿望的小孩。当想吃五分钱的白糖饼时，我隔着玻璃柜子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注视着它们，决不会说出来。我对白糖饼的感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几乎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糖。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个小女孩的目光，穿过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无语的白糖饼上。在我的青春期，我就用爱白糖饼的方式爱一个男孩子，我只是无休无止地在心里注视他，决不吐露分毫。
我是一个非常乖的女孩子，因为我上课不讲话，不乱动，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考试，我总是考得非常好，好得老师都懒得表扬我了。男孩子们特别喜欢欺负我，因为我梳着长长的小辫子。而且我从来不告诉老师说有人扯我辫子，也不告诉大人。因为即使告诉了大人也不会管。所以男孩子很喜欢欺负我。但是我经常给那些顽劣的男孩子补习功课，我讲功课的水平几乎和老师一样好，我总是非常耐心，谆谆善诱。其实我只是希望他们会因此不再欺负我了。这个方法果然有效，他们果然不欺负我了。所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如果想别人不欺负你，你就得对别人好。因为他们被你帮助过了，就不会欺负你了。这个经验后来在成人的世界里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以为你对别人好，你很耐心，很隐忍，别人就会不欺负你。根本不是这样的。
九岁的时候我开始暗恋班上的一个黑脸小男生，在整个高中时代，我对学校男生的情书一概不予理睬，只是保持和那个小男生长时间的通信，严肃地讨论永动机的设计。尽管我已经竭尽所能，它还是因为无法克服空气的摩擦力而宣告失败。因为爱他，我决定做一个忠贞的女人，一直到十九岁为止，我发现我暗恋的男生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地胖，完全不适合做一个梦中情人的形象，我想可能也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渐渐地不爱他了。那个男生在变胖之后给我看了他小学五年级的日记，大概是这么写的：今天阿飞打了我一拳，过了一会儿，她又打我一拳。我没有还手，后来她哭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终于到了高三。我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种失眠的病。吃什么维生素、太阳神，打什么针，做什么思想工作都不管用。后来我不停地看安徒生童话——非常忧郁的童话，就好了。反正没有耽误高考。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当尼姑，第二条是考作曲系，第三条是上大学。第一条是因为我想每天早上起来熬一大锅粥，然后白天去打羽毛球，饿了就吃粥，晚上念经，这显然是很不现实的；对于第二条我的班主任非常恼火，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在宿舍里养小鸡，在男生抽屉里放老鼠，在英语老师背后贴“kiss me”的条子，这种选择无疑也是捣蛋的结果，所以他给我做了思想工作。他问我，你会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确实什么也不会，甚至胆小到不肯开口唱歌。我只好去考大学了。
在T大我终于成长为一名平庸的女子。我的智商开始下降，无论是学什么，我都学不会，就连吉他也是半瓶子醋。我曾经立志做一个诗人的，但我确实没有多少写诗的天分。小学四年级，我反复地寻找的一章故事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十二岁之前，我看完了盗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且迷恋着香港警匪片火光枪声中的情与仇。后来看了川端康成和萨德，我立志写最黄色的小说，结果连屋里最纯情的女生看了都觉得非常纯情。后来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死人小说，就是一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的主人公就会翘辫子，通常是最快捷的方式：跳楼或者被车撞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