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现在有三台电视，再不用一家人为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而争抢摇控器了。母亲春节来过年时，看着我们客厅里42寸的液晶电视说，这样看电视跟看电影似的，真好。
那是1979年夏天吧，正是暑假，听小伙伴说，晚上闫庄（临村）放《霍元甲》。我们相约好吃完晚饭去看。吃完饭，我对母亲说，娘，我和连常他们去闫庄看电视。母亲说，什么是电视？我想了想说，就像小电影。母亲说，路不好走，你们路上小心点。早点回来，别和人家打架啊。我们几上来到约定的地点，就出发了。月光下我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是开心。一路上，我们碰上了三三两两的好几拨人。到了闫庄，我们还不知在什么地方放，停下来等了一会，看人家向哪儿走，我们就跟着人家走。到了闫庄大队部，那儿已经有很多人。不一会就开始放了。那是一台黑白的14寸电视，里边有人演戏，打打杀杀，我们都看的很专注，很兴奋。那时农村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一年也看不上几场电影。有时听出门的人回来说哪儿有电影，我们晚上曾到离村15里路的地方去看。去时兴冲冲的，回来时几乎累的走不动了，有时甚至想哭。但再累也不敢停下来，你若跟不上人群，一会想追也追不上了，一个人走夜路太可怕了。有时听到的消息不准确，去了村里静悄悄的，根本没有放电影，只能白跑一趟。每天放三集《霍元甲》，我们总是看的意犹未尽。放完《霍元甲》，又开始放《陈真》。虽然白天去生产队里干活，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但那段时间因为晚上有电视看，我们感觉过得特别充实。
那时我想，长大了当一名放映员多好，可以天天看电影啊。我们想，我们村要是谁家有一台电视该多好啊，晚上去看电视就不用出村了。
等《陈真》放完，闫庄就不放电视了，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我们的心情失落了好长一阵子。
后来听说村里有一户在外当工人的人家，买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每天不到天黑就关了门，只有几家门当户对的有资格被邀请去看。
1980年我没考上大学，怕被村里的“光棍协会”收走，下决心去当兵。可天不随人愿，头一年验兵，从公社就被验了下来，说我是沙眼。那几天我都有些绝望了。后来听说，沙眼能治好。我就去看眼，人家医生说，点眼药膏或眼药水就行。我点了一年眼药膏眼药水，一天没停过，第二年果然验上了。
到了北京的新兵连，每个星期都能看上一部电影，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可三个月后，新兵分配时我被分到了山西的一个部队煤矿，那是雁北地区的一个山沟，五六月份了土山上还有未化完的雪，11月不到又开始下雪。虽然艰苦，但下井回来可以看电视，那电视虽然是18寸的，但像当地的天气，时常漂着满屏幕的雪花，只能影影绰绰看见人影。
1986年我调到北京工作，两年后我花二千八百元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视，18寸，昆仑牌的。1998年又换了一台北京牌的，21寸。这年回山东老家，我和妻子给父母买了一台熊猫牌的18寸黑白电视。三年后，二姐用自己的18寸彩电把父母的黑白电视换走了，二姐说，我们看黑白的，让父母先享受享受。
2000年我们家还住在胡同里，晚上，儿子要看动画片，我要看足球比赛，两个人就抢夺摇控器。最后我想了个计策，儿子不和我抢了，乖乖的回自己小屋去了。妻子下班回来，我听到儿子在院里小声跟他妈说，妈，我刚才和我爸抢摇控器，把他的脸抓破了，你快去看看吧。妻子进屋，说，你的脸让你儿子给抓破了，让我看看。停了下又说，你也真是的，和儿子抢电视看。我捂着脸不让她看，说，没事。她说要看电视剧。我说，这是我付出血的代价争来的摇控器，再说，足球比赛一会就完了。妻子看我的可怜样，没有再跟我争。足球比赛完后，我说，不看了，你看吧。妻子说，我给你上点药吧。我偷笑着说，不用了，你看，好了。妻子上来看，我脸上果然没一点“伤”了。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刚才和儿子抢摇控器时，我把你的口红抹脸上了一点。
现在多好，愿看电影，中央台六频道天天放。
现在再有足球比赛转播，我在客厅自己看，妻子回卧室看电视剧，儿子在他屋看他自己喜欢的节目，大家相安无事，皆大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