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时，大卿监卒，皆辍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赠三品，皆不得谥，曾任三品官乃得谥。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陈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卒，始辍朝。赠尚书、节度使，许定谥。自后遵用其制，而《日历》、《实录》、《国史》皆遗其事。
尚父钱忠懿王，自太祖开基，贡献不绝。帝以其恭顺，待之甚厚。及讨江南，命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屡献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师，依前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又亲赴行营，帝益嘉之，诏令归国。江南平，亟请入觐，许之。既至，会太祖幸洛阳郊，西驾有日矣，诏趣其还。忠懿临别，面叙感恋，愿子孙世世奉藩。太祖谓曰：“尽吾一生，尽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赐重约，既得归，喜甚，以为大保其国矣。是岁永昌鼎成，后二年来朝，遂举版籍纳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太祖开宝元年，以中外无事，始诏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问圣体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犹对辅臣，至夕帝崩。李南阳永熙挽词曰：“朝冯玉几言犹在，夜启金滕事已非。”时称佳作。至真宗时，旬假辅臣始不入。宝元中，西事方兴，假日视事。庆历初，乃如旧。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写本，寄藏庐山东林寺，又藏龙门香山寺。高骈镇淮南，寄语江西廉使，取《东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置院之经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与今吴、蜀摹版无异。
夏郑公为宣徽使、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经许昌，时李邯郸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为知体。
凡公家文书之槁，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中崇政院书也。检，即州县通称焉。
祖宗时，宰相罢免，唯赵令得使相，余多本官归班，参、枢亦然。天禧中，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天圣中，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自庆历后，解罢率皆得职焉。
祖宗时，唯枢密直学士带出外任，李尚书维罢翰林为集贤院学士、知许州，刘中山子仪自翰林为台丞，李宪成以翰林权使三司，皆蕲出，并以枢密直学士，刘知颍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改龙图阁学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龙图而出藩，徭文忠始也。近岁，率带侍读及端明学士，邢公以侍读学士知曹州，孙宣公亦以侍讲知衮州，二公皆久奉劝讲，遂优以其职补外。自张文节以旧辅臣带侍读出守，至宝元中，梅公询始以侍读学士知许州，侍读带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后翰林出者，率皆换其职。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皇中，以资政殿学士；李少师公明，嘉中，以龙图阁直学士，并换集贤，判西台。近岁皆以禁职分台。
太宗命创方团球路带，亦名笏头带，以赐二府文臣。明道初，张徐公为枢密使兼侍中，独得赐之。皇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蕲赐，时王侍中贻永为枢密使，遂并赐之。其后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赐焉。
文穆王冀公，天圣初，再为相，既拜命谢恩，即请诣景灵宫奉真殿朝谢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场，托先公为斋文，其略曰：“奉讳之初，谢病于外，临西宫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遥。”失其本，余不尽记。自后二府初拜恩入谢，即诣景灵宫，盖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职入谢，多有对赐，拜官加勋封谢恩，虽二府亦无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判大名府召还，加邑封。时契丹方讲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谢，特命以衣带鞍马赐之。自后二府转官、加阶勋、封邑入谢，并有对赐。
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五年夏，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时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今赵少师判馆阁，张尚书、余尚书安道为修撰。又命编修官六人，曾鲁公、赵龙阁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阁不疑与予，而魏公为提举。魏公罢相，陈恭公不肯领，次当宋元宪，而以景文为嫌，乃用丁文简。丁公薨，刘丞相代之。刘公罢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鲁公代之，遂成书。初，景文修《庆历编敕》，未暇到局，而赵少师请守苏州，王文安丁母忧，张、杨皆出外，后遂景文独下笔。久之，欧少师领刊修，遂分作《纪》、《志》。鲁公始亦以编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尝至，后辞之。公南过开封幕，不疑以目疾辞去，遂命王忠简景彝补其缺。顷之，吕缙叔入局。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嘉五年六月，成书。鲁公以提举日浅，自辞赏典，唯赐器币。欧宋二公、范王与余，皆迁一官。缙叔直秘阁。仲更崇文院检讨，未谢而卒。圣俞先一月余卒，诏官其一子。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而卒不用，后求其本不获。缙叔欲作释音补，少遗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旧在三师之下，徭唐以来，以上公为重。李光弼自司空为太尉，薨，赠太保。郭子仪自司徒为太尉，薨，赠太师。李德裕自司徒为太尉，皆以超拜。李载义自司徒为太保，王智兴自司徒为太傅，二人卒，俱赠太尉。是以上公宠待宗臣，余虽有功可迁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躞蹀嘶鸣也。”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事也。
唐明皇以诸王从学，名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集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公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
二府旧以官相压，李文正自文明殿学士、工部尚书为参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迁刑部尚书，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与张文节公同参知政事，王转给事中，张转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颇不悦。乃复还贰卿之命，止以旧官优加阶、邑。自后第以先后入为次序。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各五十卷。书成，命赞宁为首坐，其书不传。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龟》，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亦世不传。
枢密院问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载朱梁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于方镇等处，其间有云：“宣头”、“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枢密院为宗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领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是李振为使。当时以宣传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枢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与中书“敕”并行。虽无所明见，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时。晋天福五年，改枢密院承旨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系日月姓名者，此所以为底。闻今尚仍旧名。（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问今之敕起何时？按蔡邕《独断》曰：“天子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从敕字。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故刘之云：“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庆历中，予与苏子美同在馆，子美尝携其远祖向唐时敕数本来观，与予家者一同。字书不载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皇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时守杭州，而杜正献致政居南都，蒋侍郎希鲁致政居苏州，皆年耆体康。范公建言：朝廷阔礼，宜召元老旧德陪位于廷。于是乃诏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帐都亭驿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赐衣带器币，赐一子出身。自后前两府致政者，大礼前，率有诏召之，然亦无至者。礼毕，皆赐衣带器币焉。
本朝两省清望官、尚书省郎官，并出入重戴。祖宗时，两制亦同之。王黄州罢翰林，《滁州谢上表》云“臣头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后，祥符、天禧间，两制并彻去之，非故事也。
祖宗时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转官，未满二载者不转官，例加五阶。王黄州自知制诰，未有勋便加柱国，在滁州为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阶。
宋，后唐明宗之外孙，汉太祖之驸马，历累镇节度、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开宝皇后最居长，韩枢密崇训、寇莱公、王武恭皆其婿也，多享国封。
张尚书安道言：尝收得旧本《道家奏章图》，其天门有三人守卫之，皆金甲状，谓葛将军掌旌，周将军掌节（其一忘记）。嘉初，仁宗梦至大野中，如迷错失道，左右侍卫皆不复见。既而，遥望天际，有幡幢车骑乘云而至，辍乘以奉帝，帝问：“何人？”答曰：“葛将军也。”以仪卫获送帝至宫阙，乃寤。后诏令宫观设像供事之，于道书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图》之详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谓“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并不见当生纪年。若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本年号。”令司天议之。司天请如上旨，印造新历颁行，可之。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种，自分等差。宗衮言：德音非可名制书，乃臣下奉行制书之名。天子自谓“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门，总谓之“德音”，盖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沈饮，听郑、卫之声与胡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舌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篦，沈醉<；身矢>；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系银器，言其中的。与俳优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猱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知当时刑政何如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得以纪录焉。
唐《日历》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十年十月，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魏志》：刘放、孙资劝明帝召司马宣王，帝纳其言。即以黄纸令放作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