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高尔基
您最近的那封信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再次，我要向您表达我由衷的谢意。《万尼亚舅舅》是很久以前的作品，我从未见它被搬上舞台；而近年来，以其命名的戏剧经常在省内剧场上演。也许是因为我现阶段已经失去了写戏剧的热望，于是对自己的戏剧已没有什么热情了。
您问我对您笔下的短篇文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当然毋庸置疑，您具有非凡的才能——一种真正的、无与伦比的才能。举例为证：在一篇名为《草原》的文章中，彰显了一种非凡的魅力，令我无比钦羡。我为自己没能写出这种好文章而自愧不如。您是艺术家，一个睿智的人，您善于感悟生活、刻画生活。当您描述一样东西时，您不但用眼看，还会用手去感受。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
这便是我对您的看法，我对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向您倾诉的机会而深感荣幸，如果我们能够面对面谈上几个小时的话，您就会明白在我的内心之中你处在多么高的位置上，而我又对您抱有多大的期望了。
现在，请允许我对您作品中的瑕疵做一番评论。指出天才作品中的瑕疵，就好比说花园中的大树有缺点一样。事实上，主要问题不在于树本身，而在于观者的趣味所在，不是吗？
就从您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无法收放自如说起吧。您就像一个在戏院里不能抑制自己的喜悦，打扰了周围观众的人一样。这一缺陷在您插在对话里的自然描写中尤为突出。当读者读到这些章节时，往往希望您能够写的简短些，只需两三行就可以了。而对那些温柔的甜言蜜语、细腻情感等反复地叙述，则会使这种描写显得有些乏味，使读者兴致索然——这一缺陷在《金钱》、《木筏上》等作品中较为突出，尤其在描写女人和恋爱场景的过程中。这不是一种活力，也不是笔触宽广，完全是一种无法将情绪收放自如的表现。“演奏”、“录制”、“调和”——这类语言没有一点好处，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会给人一种紧张、过度的感觉。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您对知识分子的观察不够，相反，您是了解他们的。可是，您却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描写入手。
我不知道您的年龄，也并不了解您，我甚至不知道您是哪里人、以前从事哪一行。不过，我觉得趁您现在还年轻，您快点离开尼士尼，用两三年的时间好好与文学界的人接触接触。这并不是说让您完全照搬他人的写作方式，去锻炼您的文笔；而是让您在文学的海洋中努力学习，用心去爱它。除此之外，与省内人士交流往往可以使人变得成熟。柯罗连科、勃勃泰宾柯、玛敏、叶尔台莉等等，都是优秀人士。与他们在一起，起初也许会使您感到乏味，但经过一两年之后，您就会从中看到他们的长处了，而且在他们的社会里，您可以摆脱在首都生活中必须承受的一切不便……
契诃夫
1898年12月3日于雅尔塔
契诃夫小传
契诃夫（1860—1904），俄国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辈是农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年破产迁居莫斯科。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是“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不辞辛苦到政府放逐犯人的库页岛，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月回到莫斯科。这次8个月的远东之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中断了同反动报刊的合作，认识到一个作家不应不问政治。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俄国****统治的凶残。1890至1900年间，曾出国到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后因身染严重的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结婚。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0—1886年，用笔名“东沙·契洪特”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一个官员之死》和《英国女子》、《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哀伤》、《苦恼》和《万卡》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普通劳动者和穷人孩子难以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1886—1892年，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好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如《仇敌》、《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爵夫人》、《哥萨克》和《灯光》、《没有意思的故事》、《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最后一篇，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为1892年以后。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做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取“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