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甘与苦
一、值得骄傲的特色
一九三三年九月，杨振声与沈从文两先生所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蚕》。不出两年，也即是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念完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进了天津《大公报》。先编一个娱乐性的《小公园》。两个月后，遂接手编《文艺》。转年，上海《大公报》出版，我被调往上海，同时负责沪津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全面抗战打响后，我曾短期离开《大公报》；其间，还曾从昆明为武汉《大公报》遥编过一阵子《文艺》。一九三八年，香港《大公报》出版了，《文艺》也随之而复刊。我一直编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赴英后，刊物由杨刚接编。一九四六年夏，我由欧返沪，《大公报》派给我的职务之一，仍是编《文艺》。不过，那时我的主要职务是撰写国际社评。《文艺》的许多具体工作是由刘北汜负责的。一九四八年香港《大公报》复刊时，《文艺》最初还是由我编，后来交给了袁水拍。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创刊文艺版（报社内通称“八版”）。我曾当过一阵子顾问，直到转年被扣上****帽子为止。打那以后，我不但告别了报纸副刊，而且在一个时期内，甚至与文学工作也绝了缘。
以上是我一生同报纸副刊的瓜葛。说起来，时间不算短，而且跨越了抗战前夕、全面抗战展开后以及胜利初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刊物都是在洋人鼻子底下编的：天津的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香港那个英国殖民地。由于刊物登了不顺他们眼的文章，天津法租界的黄毛巡捕曾到编辑部来兴师问罪；在上海，曾受过工部局法院的传讯；在香港，刊物多次开过天窗。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没有了工部局，可是仍然有“书报审查处”，动辄就挨黄牌警告。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艺界的是非之地，仅仅两个口号问题，就论战得热火朝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方面急于把刊物编得热闹活泼，同时又在知友巴金的指引下，坚决避免卷入文艺界内部纷争，只当个逍遥派。
“副”刊也好，“附”刊也好，顾名思义，不外乎是“报屁股”。它在报馆内的地位，也许还不及体育版，因为它缺乏新闻性。然而，我一进天津《大公报》，就发现这家报纸懂得：读者要看的不仅仅是新闻，还得多方面充实版面，以满足知识界，使报纸在报道新闻的同时，还能传播知识。《大公报》那时出有不下十一种学术周刊，如司徒乔编的《艺术》，张其昀编的《地理》，张申府编的《哲学》，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这些刊物的编者和作者，大多是当时平津各大学的教授。再加上《大公报》所举办的“星期论文”，它与高校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分密切，从而也使它成为学术界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一道桥梁。通过与高等学府的合作，报纸本身的格调和价值均有所提高。
一九三三年以前，《大公报》的《文学》副刊是由已故诗人及著名学者吴宓主编的。他登过不少珍品，我很希望有人去认真研究一下。我料想《大公报》老板嫌他编得太“文绉绉”了，就交由杨、沈二位接手，改名《文艺》。由于这个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我至今把它看作是自己在文学上的摇篮。
每逢在国外谈起中国报纸的特色，我总首先提到文艺副刊。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辟一章。西方报纸自然也有文艺副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或美国的《纽约时报》，但他们主要登书评。而中国报纸副刊的特点则主要是刊登创作，并且首先是新人的创作。这样，它就具有了育苗的作用。报纸文艺副刊不但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它还影响到东南亚以至全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文学杂志寥寥无几的地方，报纸文艺副刊还成为当地的作家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我认为品评一个文学刊物的成就，主要不是看它发表过多少资深作家的文章，而是看它登过多少无名的。我编《大公报·文艺》期间，确实曾得到多位文艺界先辈的大力支持。这从李辉编的那本《书评面面观》以及林徽因所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可以看出。然而一接手这刊物，我思想里就很明确：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为新人新作提供园地。因此，我才以“文学保姆”自诩。
现在连我自己也难以想象当年我在天津的工作量了。眼下报社文艺部动辄二三十人，而那时非但只有我这个孤家寡人，没个助手，而且除了《文艺》版之外，最初老板要我兼管那十一种学术周刊：发排，校对，通读清样，同主编保持联系，以及寄奉稿酬等等。当时《大公报》还办有一个综合性周刊《国闻周刊》，它的文艺栏也由我兼管。在这情形下，我还能预编出若干期，以便挤出时间赴各地旅行，从事通讯特写。
至于环境，那更会使今天坐在高楼大厦，冬有暖气、夏有风扇的当代同行大吃一惊。当时报社编辑部就设在一间三米宽、三十几米长的大屋子里。一进门就是个长条案子，供国内及国际版合用，其他各版的编辑各占一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楼下是咣当咣当的机器房，对面是日夜喷乌烟和煤屑的法租界发电厂。
开头，所有不合用的来稿我不但一一退还，并且一律附一封信——有的还写得颇长。这种做法终于证明是力不从心的。有些带共同性的问题，后来就写入《答辞》了。一九三六年，巴金把我的《答辞》中的一部分，与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合编成一个集子，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我热爱这份“文学保姆”的工作。首先，它使我步入同辈青年朋友的精神世界，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苦恼与向往。他们寄来的文章，但凡能用的，即便还需要修修补补，我也千方百计让它们见天日。这给予我莫大的快乐。画版样时，我总想把版面设计得既严肃又热闹。上午发稿，下午就能看上大样。第二天黑早，机器房里报纸就像流水般地淌了出来。拿起头天自己设计的刊物，嗅着那未干的油墨气味，其喜悦几乎不亚于一个产妇搂抱自己那刚生下的婴儿。
在副标题上，我用了“甘与苦”。其实，我认为当“文学保姆”的甘，远多于苦。我是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来写这段回忆的。
二、从《小公园》到《文艺》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我戴着一顶黑绸方帽，身披黑袍，在燕京大学的大礼堂（当时称作贝公楼）领到了毕业文凭。春间我已由杨振声、沈从文两位先生推荐，在来今雨轩的茶会上，同《大公报》社长胡霖约好：学业一结束，即赴津上班。工作也谈妥了：编报纸的《小公园》，兼发包括《文艺》在内的其他副刊。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才由英文系转到新闻系的。那纯粹是为了混个新闻记者的资格。我经常旷新闻系的课去外文系旁听，但我渴望有一天能像美国老师斯诺那样跑遍世界各地，直接采访人生。
当胡霖社长要我坐在办公室里编刊物，而且还是个消遣性刊物时，只觉得身子仿佛冷了半截。然而我老早就意识到，在生活中一方面自己要有个鹄的，另一方面又得懂得通过妥协，一步步地争取。所以我丝毫也未露出难色，更没去讨价还价。如果有，那就是向他要求，在我完成编副刊的职责之余，准许我外出采访一下。既然我要求的是“额外”的工作，胡社长当然也立即欣然首肯了。
记得我是七月一日进的报馆。最近翻阅一下李辉编的《红毛长谈》，当月四****就在《小公园》上发表了一篇《园例》，足足占了一整版，副标题是“致文艺生产者”。我对这篇文章的背景记忆犹新：它来自我同胡霖社长的一次谈话。
接编一个刊物，总是首先看看它原来是个什么样子，特别得翻翻它的家底——存稿。这一翻，可吓了我一跳！有谈京剧的，有谈昆曲、谈木偶戏的。另外，还有大量的旧诗词。天哪，我对这些简直一窍不通，可怎么来编呢？
这当儿，胡社长恰好从我桌边走过。他喜欢抽空在编辑部里转悠。看到我的狼狈相，就问我怎么啦。我向他无可奈何地摊一摊手。他邀我到他那只有六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小公园》这个刊物和我的路子太对不上了。他笑了笑说：“如果对路子，我就不必请你来了。这一版原是何心冷编的，登的全是些茶余酒后的小品。老年读者还爱看，可是青年们对它不大感兴趣。他们要看新文艺作品。你就放手干吧，照你的理想去编。报馆内外的闲言闲语你都别管，反正我完全支持你。”
多么幸运！刚刚走上社会就碰上一位对我如此信任的老板。我立即表示，凡是不便退的稿子，我还是统统把它们登完。只是今后我要另起炉灶了。
翻看一下过渡时期（一九三五年七、六两月）的《小公园》，一定感到十分不和谐，可也奇特有趣。芦焚的小说，缪崇群的散文，李健吾、张庚的评论旁边，却登着齐如山的《论皮黄》和刘澹云的《论昆曲》。魏深介绍路卜洵的《灰色马》，旁边刊着《思凡曲调考》和《清宫之月全承应戏》。
确定了方针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来稿的质量问题。天津爱好文艺的青年得知《大公报》的《小公园》改了方向，成为新文艺的园地，当然很高兴。于是，各方稿件，纷纷投来。我那办公桌所有的抽屉都塞满了，每天还源源不断地涌来。然而来稿大多思想幼稚，病句连篇，即便作为中学生的作文也属次等的。
在《园例》中，我首先设身处地地为投稿者着想：“天气是这样热，别人都寻凉快去了，他（投稿者）得独自躲在屋子的一角，对着一叠白纸发愁。（在那上面，一个建筑师不用砖瓦就盖起一所经得住风雨的房屋！）”声明自己昨天是个投稿人，既没当过屠夫，也不是善于挥斧的砍柴手。编者也有一颗绵软的心，他不甘心把来稿丢进黑暗所在，编者只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埋没可贵的贡献。只要印出来对读者多少有些好处，他永远不会埋没来稿。
第二天，我在刊物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流》的答辞，宣布我们将努力克服对名家的盲目崇拜。“我们的光荣将不在于曾刊登了某位‘老作家’的稿子。”我坚决反对把作家或作品分作几流，然而对于每篇文章得要求它在文字通顺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我在《园例》里还举了一个极为浅显的例子。“当一个地方通讯员踏访一座名塔时，他不可把塔的石阶的级数记错。但一个文艺者……重要的是记下自己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塔的印象’与生活另外的片段联系起来，选择、剪裁、编排，使它成为一完整的独立经验。”
《园例》发表后，果然引起各方面的反响。有的嫌刊物水准太高，有的要求还是刊登旧体诗，但也有不少来信对《园例》表示支持。七月九日，我开辟了一个“读者与编者”栏，就刊物内容和文学观点展开了讨论。与此同时，我又通过《答辞》（如《理发师·市场·典型》等文），一再强调要提高来稿的质量。
接着，我就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设计起刊物的内容来了。
当我编《大公报·文艺》的时候，靳以正在编着大型的《文学季刊》。每逢我抓耳挠腮地安排副刊版面时，对他的羡慕之情便油然而生。只觉得就手中掌握的篇幅而言，他简直像一位阔少，只消计算一下页码，而我则是个穷小子，得一行一行地算。编杂志有如在大圆桌上摆宴席，编副刊则好比在小托盘上拼凑快餐。最初，排字房师傅拼版时，我总站在旁边。有时少若干字，我当场就凑几句《答辞》来填补。最怕的是他说：“多出了几行！”怎么办？总不能砍人家的稿子呀。于是，只好临时另换上一篇。后来我才学会用短诗和版画来调整篇幅——后者尤其便当，因为制锌版时，尺寸大小可以灵活掌握。
编杂志当然也有长短结合的问题，然而五六千字也可作为“短”稿。在副刊上，那就有可能占去半版篇幅。我又是学过新闻的，懂得报纸副刊必须既要有分量，又得多样化。这就要求经常搭配些短诗。另外，我决定在刊物上，辟些专栏。
首先开辟的自然是书评专栏。
两年新闻系的教育，除了激发出我对旅行通讯的兴趣，还使我认识到书评的重要性。那也正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我认为书评最适宜刊登在报纸副刊上，因为又快又及时。既涉及文学，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我先从文艺界友人及投稿者中寻找肯干并擅长写书评的人。最早参加这个书评队伍的有黄照、李影心、宗珏、杨刚、刘荣恩、常风几位。根据他们各人所长，大致有个分工，比如洋书大多请杨刚或刘荣恩来评。有些评论既及时又有分量，例如，李影心评老舍的《离婚》，以及杨刚评斯诺的《活的中国》。
同时开辟的尚有《文艺新闻》。当时报刊上常登些“文坛消息”，谈的大多是一些私人琐事，其中也不乏捏造的谣言。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声明：这一栏中要摒除作家的私事，只报道与文艺有关的活动。今天，倘若有人关心三十年代各地文艺界的动态，诸如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刊以及文艺团体的情况，不妨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大公报·文艺》的这一栏。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小公园》，确实颇为热闹，既有严文井、张秀亚、田涛、蔺风萼（柳杞）等北方新秀，又刊登着南方知名作家叶圣陶、巴金、张天翼的近作。版面上各种专栏之间，夹着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和我那署名编者的《答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