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碑碣拓本
在明代，天一阁藏书，除范氏子孙外无人过问。清康熙初，黄宗羲破例登阁，并撰藏书记，始为学术界所注意，于是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继踵而至，争相抄读。然而他们都没有涉及金石拓本。直至乾隆三年，史学家全祖望再次登阁时，始“清而出之”。
据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当时天一阁所藏碑拓本单独放在一只书架里，“皆散乱，未及装轴，如棼丝之难理”。拓本上有范钦“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全祖望以为这许多拓片“足以补史氏之阙”，有证史，补史的作用，“今不烦搜索，坐拥古欢，而乃听其日湮月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于是力挟笔砚，检阅款识，编录碑目。可惜这部碑目早已失传。后五十年钱大昕说：“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碑目传诸世，岂非阙事。”
乾隆四十八年，史学家钱大昕访阁。“启香厨而出之，浩如烟海，未遑竟读”。乾隆五十二年，再次登阁，即与金石家张燕昌和范钦八世孙范懋敏共同编定了《天一阁碑目》一卷。后来附刻在文选楼本《天一阁书目》之后。钱氏在序文中说：“拂尘祛蠹，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讫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明碑亦有字画可喜者，以近不著录，仿欧赵之例也。”可惜编者拘于故习，将明碑弃而不录，这样，后人虽见其目，却无从了解天一阁入藏的全貌。
碑目著录周秦碑三种，汉碑二十九种，魏晋南北朝碑二十二种，隋碑五种，唐碑一百四十四种，五代碑五种，宋碑二百零二种，金碑四十一种，元碑二百五十七种，年代不详者二种。目成后，范懋敏又续录九十四种，附在卷末。这样，碑目实际著录数为八百余种。
天一阁原藏碑碣拓本均为明代或明以前所捶拓，弥足珍贵。嘉庆七年，金石学家孙星衍编纂《寰宇访碑录》，从中获益良多。冯登府以为“孙渊如《访碑录》，取鄞县范氏拓本，自汉至宋元几二百种，皆天下无双本也”。经复核，《寰宇访碑录》中注明采自“鄞县范氏藏本”或“鄞县范氏拓本”的有二百零四种，在当时已属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
石鼓发现于隋朝，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组刻石，出土于天兴县三时原（今陕西省宝鸡市）的草莽之中。原石共十枚，各高约三尺，直径约二尺许，作鼓形，四周刻字，全文七百余字，传至唐代，字多漫漶，宋拓本尚存四百多字。今原石保存在北京，只有二百数十字。《石鼓文》字画比小篆更繁，世称大篆，据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是秦始皇整理文字以前之物，内容记载某王狩猎于岐山山麓之事，因而，自唐宋以来为考古家所珍重。据记载，宋苏轼收藏过七百零二字的拓本，后失传。“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传师跋”。全祖望《宋拓石鼓文跋》云：“天一阁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吴兴沈仲说家物。……其后归于松雪王孙，明中叶归于吾乡丰吏部，已而归范氏。古香苍然，盖六百余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拓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余年矣，予尝过天一阁，幸获展观，摩挲不忍释手。”清乾嘉以来，金石家视为瑰奇之物，以为“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石鼓脱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本为最古”。乾隆五十四年，张燕昌摹刻于海盐，有阮元、张廷济题诗，张诗云：“韩苏歌本无人持，范司马本今瑰奇，天一高阁岿然在，谁与模取加镌治。”后来，阮元重抚上石，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两壁。
《秦封泰山碑》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丰碑巨碣，立于公元前二百十九年，记载着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原石在山东泰山之顶，高约四尺，形状似方非方，宽窄不等，四面环刻，共二百二十二字。至宋代，石已严重残损，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桓东巡封泰山时，衮州太守仅献了四十余字的拓本。明初存二十九字，清代遭火灾，后移置于山下岱庙，现仅存九个半字。碑文为秦丞相李斯所书。秦统一文字，李斯作小篆，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此碑文字为李斯书法艺术的代表，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天一阁藏本相传为宋拓本，但所存仅二十九字，或为明初所拓。乾隆五十二年编《天一阁碑目》时，张燕昌钩摹上石。冯登府说：“泰山秦刻世无石本，宋庆历间江陵几宋莒公曾翻刻，亦少流传。……今阅《天一阁碑目》有此种，暇日至阁，遍查不得。”可知原本此时已散出。摹本于一九三四年嵌入阁前围墙之上，因石质较粗，今已剥蚀。
《西岳华山庙碑》亦是天一阁所藏碑拓本中的瓌宝。原石在陕西华阴县华山，立于东汉延熹八年，郭香察隶书，苏长工刻石，全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二行六字。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石全毁，传世拓本极稀，仅有四本，其中长垣本、华阴本、玲珑山馆本均经裱装，唯天一阁本为全拓整幅，未经裁割。“碑额两旁有李赞皇题名一通，碑文空处亦有宋人题名，金石家皆未之见也。”其优点非他本所及。旧藏四明丰道生家，后归范氏，故又称四明本。冯登府《石经阁经石跋文》称：“西岳华山碑为钱东壁携去，后归竹汀詹事，詹事赠仪征阮元，有唐太和、宋元丰王子文、李卫公题跋，为各本所无，阮元曾翻刻于扬州。”今“传四明本最后归潘复氏，全家携去台湾”。
天一阁所藏碑拓善本，除上述三种外，如汉《冀州刺史王纯碑》、《酸枣令刘熊碑》、《圉令赵君碑》、梁《旧馆坛碑》等，均见于金石家的题记。唐以后具有历史艺术价值者更不胜枚举，均为世所共珍。翁方纲曾说：“若能双钩《旧馆坛碑》，虽一半不全，皆妙，伫想之至。”
明代好金石者世称都穆、杨慎、郭宗昌、赵子函四家，而钱大昕、钱维乔、沈子惇均认为“较其目录，皆不及范氏之富”。可惜三百年后散佚殆尽。全祖望《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文中说：“范氏书帖大半万卷楼故物，而是本独不知得之何人，观坊所题可见也。石刻所传仅有其半，而手书精赅，更为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见予之嗜之也，以其副为赠焉。”可知天一阁所藏，在清代中叶已有流出。当时归全祖望的还有《唐开元泰山摩崖》和《元揭文安公天一池记》等，跋见《鲒埼亭集》。至咸丰年间，天一阁遭受到了空前浩劫。赵之谦《刘熊碑跋》云：“咸丰辛酉，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烂以造纸，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墨矣。”这次兵燹之后，光绪间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仅存二十余通。现除《刘熊碑》今藏故宫博物院，其他均下落不明。
天一阁主人范钦遗留下来的明代丛帖刻石有《天一阁帖》八种，《万卷楼帖》三种，《义瑞堂帖》十一种。共存二十六方，除几方残损外，剥蚀不多，字体清晰，保存了明代书法家文徵明、丰坊、薛晨、薛选等人的法书，及范钦自己的题跋二通，是我们研究明代书法艺术的宝贵材料。
现存的丛帖里，丰坊书写的有十二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有古篆文《祝殇子鎜生净土序论》，草书《底柱行》、《千字文》、《改生字之义辨》，正书《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悲呪》、《大慧礼拜观音文》，行书《临兰亭集序》、《与霞川文学契家启》、《与霞川先生启》、《送子旂游吴》、《子旂西游濒行漫书以赠诗启》、《与子旂即元契家启》，此外，还有《大士像》图一幅，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合刻。明范大澈《碑帖纪证》云：“国朝能书者虽众，惟宋仲珩（璲）、端木孝思（智）、祝希哲（允明）、丰存叔（坊）四人得三昩之妙，入右军之室。仲珩早年被戮，孝思亦早亡，流传颇稀，存叔生吾宁僻处，刻石亦鲜。……”作为一个四百年前的书法家的作品，像这样篆、草、正、行，各体具备的刻石，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实在难得。
丰坊字存礼，一字存叔、人叔，号人翁，后改名道生，称南禺外史，鄞县人，正德十四年乡试第一名，嘉靖二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授礼部主事，后改南考功主事。次年，因大礼议之争，触犯了嘉靖皇帝。丰坊被谪为通州同知，不久去职回家。他博学工文，尤精书法，家有万卷楼，藏书数万卷，更负郭田千余亩，尽鬻以购法书名帖，常常夜以继日，心摹手追，因此书学极博，五体并能，所临古碑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他在《千字文跋》中说：“春雨初晴，僻居无事，乘兴效右军书法，虽未足造古人万一，然其点横布置之间，不敢有毫发差谬。”可见他对习书抱一丝不苟的态度。长洲文徵明曾对人说：“丰先生无一点一画不自古人中来。”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以为：“丰考功、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也。”
丰坊由于怀才而得不到重用，便埋头于书淫墨癖之中，从而恃才傲物，目空古今，滑稽玩世，徜徉自恣，甚至“一习古篆隶之文，而即欣然技痒，伪作邯郸淳辈文字以欺世”。世人重视他的书法艺术。黄宗羲有《丰南禺别传》，记其轶事甚详，说：“坊有书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夸示。”周世绪《枌社剩》亦记其趣事，谓：一令遣吏索药方，考功曰：‘大枫子去了仁，无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颗。’令览之笑曰：“丰公嘲尔，此四语一夥滑吏耳！”由于他滑稽玩世，得罪了一些人，因此，妒喙交张，竞掩其长，往往诬以漫语。
范钦与丰坊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可以从丰坊手书《底柱行》一诗中得到证实。嘉靖二十三年，范钦升任江西按察使，丰坊撰此诗赠之，写得很有气势，末曰：“行行江西旬月耳，天下望公如底柱。……狂夫乐此期没齿，为君湖旁先洗耳。”长篇草书，善用枯笔，大有腕力，一气呵成，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是丰坊书法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万历八年，范钦摹刻上石，题跋说：“先生精研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迨殁而名乃大起，断缣敝楮，被以重购。”丰坊晚年得心疾，万卷楼又遭火灾，穷困潦倒，寄居萧寺，死在僧舍。万卷楼残存图书和帖石均归天一阁。
万卷楼现存石刻中，除丰坊临智永草书《千字文》外，有两种是《兰亭》，即嘉靖五年丰坊临本和摹刻神龙本。《神龙兰亭》因有“神龙”半印而得名，此本首题“唐模兰亭”四字，并有“洗玉池”、“米芾”诸印，在十三行与十四行之间有“贞观”、“褚氏”、“绍兴”三印，文末又有“褚氏”印，次行即“丰氏存礼”、“南禺外史”、“审定真迹”等印，全石共有三十五印。专家们对于它的祖本问题历来都有争论。翁方纲认为：“四明天一阁兰亭，海内褚临本之冠”，嘉庆十八年特书诗“寄题阁壁，以纪墨缘”。诗云：“唐临绢本极纷拿，始信朱铅态莫加。漫执神龙凭诸印，不虚乌镇说文嘉。书楼带草盟兰渚，玉版晴虹起墨花。今日四明传拓出，压低三米鉴藏家。”但冯登府认为：“天一阁唐摹《兰亭》本乃丰道生伪刻，后有印记可验。《神龙兰亭》有南渡诸公题字墨迹，藏天籁阁，后付之石，为竹垞检讨所得，今不知流落谁氏矣。阁本即从此本出，而仅留‘熙宁许将’一行。翁覃溪认为其神龙本，误矣。”而周世绪《枌社剩》却说：“天一阁所藏丰考功上石兰亭记，相传褚河南摹本，余审之当是米南宫临者，今海内推为第一妙刻。”自一九三六年故宫博物院发现了清高宗内府所藏兰亭八柱帖的原迹以来，又有人认为其中第三种冯承素摹《兰亭》便是丰刻天一阁本的祖本。原迹后面有嘉靖五年李廷相题跋，跋云：“《兰亭》石刻往往人间见之，余家亦藏有善本，至于唐摹真迹，则仅见此耳。存礼考功偶出示，为题其后而归之。嘉靖丙戌春三月望日濮阳李廷相观于金陵寓舍。”可证此件当时藏在丰坊处，只是翻刻时印章有裁割。文嘉为项子京作跋，说：“嘉靖初，丰考功存礼曾手摹，使章正甫刊石于乌镇王氏。”今唐兰先生认为《神龙兰亭》是南宋末年时伪造的，在元代就有翻刻本，丰坊刻石本是从旧刻《神龙兰亭》的拓本上钩摹下来的，而所谓冯承素摹本则是丰氏刻石以后重新伪造的。
总之，丰刻《神龙兰亭》的祖本问题尚待深入研究，而搞清冯承素摹本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关键。
《义瑞堂帖》由明代书法家薛晨摹刻。薛晨字子熙，一字子旂，号霞川，鄞县人，诸生，少学智永《千字文》，后从长洲文徵明游，得其书法。自谓：“欲追古人，妙在精悟，自知笔诀使轨度弗滞，点画藏锋，结构古雅。……”文徵明称其“作楷专黄庭，行草出入二王，用正锋，圆转遒劲。此刻字字合作，观者爽心忘倦，亦可谓浙中一名家矣”。其子薛选，字直甫，“下笔能脱去时俗”。《义瑞堂法帖》中，除丰坊和薛氏父子法书外，尚有文徵明正书《薛文时甫墓志铭》，为世所珍重。又据薛冈《天爵堂文集》，在《义瑞堂法帖》中，原有丰坊《笔诀》一种，为考功得意之作，惜早已散佚。
五十年代后，天一阁续增清代刻石《三忠遗墨》和《老易斋法帖》。
《三忠遗墨》刻于嘉庆十九年，集明朝忠臣陈良谟和明末抗清将领钱肃乐、张苍水的信札和遗嘱。原件四札，藏鄞县范峨亭家，遗命其子付之贞石，并摹刻三人遗像于前。次年，同里周世绪题眉，嵌于鄞县旌忠庙殿后。共四方，一九五六年移藏天一阁。
《老易斋法帖》共十种，慈溪姜宸英书，多其自撰诗文，有《饮汤编修同用退之赠张秘书韵》、《五台山歌送方明府》、《西兴登舟次日渡曹娥江纪行》、《都中酬赠诸诗》、《赵进士诗集序》、《白燕栖诗集序》、《太学生殿侯谢君墓志铭》、《与三弟家书二通》八种，此外为《临二王杂帖》和《书万言撰谢天愚诗稿序》。原石三十方，今存二十九方，缺《五台山歌送方明府》前半部分一方。姜宸英字西溟，是清初的文学大家。康熙二十一年应诏入馆，参与修《明史》，次年又兼修《大清一统志》。二十八年，总裁徐乾学告假，奉命即家纂修。姜宸英与黄虞稷偕行，设局于洞庭东山。三十二年中顺天乡试，三十六年丁丑科会魁，殿试一甲第三名，此时，年已七十岁了。姜宸英在《白燕栖诗集序》文末盖有“白衣太史公”白文长方印，意即曾以诸生入明史馆，充纂修官。他主编《明史》刑法志三卷，列传四卷，土司传二卷，《大清一统志》总论、江防、海防共六卷，著有《湛园未定稿》十卷，《苇间诗集》三卷。他的书法也为世所珍重，曾刻入《湖海阁藏帖》、《国朝名人小楷》、《寄畼园法帖》、《望云楼集帖》、《天香楼续刻》等法帖之中。而《老易斋法帖》是搜罗最多的一部单帖，钱大昕、梁同书、胡绍曾、钱维乔、王曰升等人均有题跋，称其书法得力于晋唐大家，痛扫圆熟一派，秀挺之中弥具古趣，更有一种清俊拔俗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