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到中国。
中国士大夫阶级无论他们相不相信，没有不读佛书的，所以佛教影响很深。年轻时血气方刚，成见极深，一般很难接受佛教，但有很多在自己晚年时都欣然接受了。最具代表的人物，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文学家韩愈，且有与大颠禅师交游而传为千秋佳话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长安西北凤翔县的法门寺，有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佛指骨。塔“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喜佛的唐宪宗李纯遣使者杜英奇往凤翔县的法门寺奉迎佛骨至京师，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乃送诸寺”赡仰膜拜。轰动了整个京师，“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旧唐书·本传》）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写出了震撼世人的反佛檄——韩愈与大颠文《论佛骨表》而谏诤，斥佛为夷狄触怒了宪宗皇帝，被定死罪。后因得到裴度、崔群乃至国戚诸贵代韩愈哀请，才贬官为潮州刺史。这就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缘起。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底，韩愈莅潮后，发现“此州学废日久”，读书人少之又少，“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潮州请置乡校牒》）。“问左右：‘此间有何道德高行禅流？’左右对曰：‘有大颠和尚。’”
（《祖堂集》卷五·大颠）又因“远地无可与语者”（《与孟尚书书》），“久闻道德，切思见颜”（《与大颠书》），闻说大颠禅师之名，特邀请大颠禅师相晤。韩愈曾派人三请，皆不赴。大颠禅师听说韩愈谏佛骨之事，便不请自往，谈论十数日。韩愈《与大颠书》（书三）中说大颠禅师“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论甚宏博”
（《与大颠书》）等，到底韩愈与大颠禅师谈了些什么，《祖堂集》卷五记述二人谈“佛光”（佛骨能否放光）问题，而在《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详细记载了二人谈论儒学与佛法等问题，这都是后人的揣测而已。大颠禅师回灵山时，给韩愈留下一偈：“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萝对月宫。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经过一番谈话，韩愈称大颠禅师“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外物侵乱”。此后对人提及此事，韩愈自己对守潮时交游大颠禅师之事也并不讳言，“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
（《与孟尚书书》）。
莅潮后不久，驻锡潮州的韩愈初谒大颠禅师问道：“请问和尚春秋多少？”
大颠禅师不急不缓以手拈着一串念珠答：“会么？”
韩愈不解其意，只得实话相告：“不会！”
“昼夜一百八。”大颠禅师便不再理会。
韩愈仍百思不得其解，遂回衙门。翌日，韩愈再来请教，适值在门口巧遇首座和尚，拿昨日之话请问首座和尚意旨如何，首座和尚于是叩齿三下。韩愈见大颠禅师，提起昨日之问话，大颠禅师也叩齿三下。
韩文公道：“原来佛法无两般，都是一样的。”
大颠禅师道：“是什么道理？”
韩文公道：“刚才我问首座和尚，他也是如此。”
大颠禅师于是召来首座：“是你这样对答的吗？”
首座道：“正是。”
大颠禅师便将首座和尚打出院子。
韩愈问春秋有多少？是立足于常人常识经验，想对时间做一番的核算。殊不知，时间永无停息，无始无终，岂能谈多少呢？在无限的时间、空间中，生命不断地轮回，叩齿三下，表示在无尽的生命中，我们不应只逞口舌之能，除了语言、文字外，我们应该从实际生活中去体证佛法，认识自己无限的生命，见到自己本来的面目，寻找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永恒存在，不是么？
时隔不久，驻锡潮州的韩愈，有一天特到灵山再次拜访大颠禅师，是因他心中疑团仍不得其解。韩愈对大颠禅师道：“弟子军州事繁，关于佛法的要点，乞师一句话指明。”大颠禅师很久不说话，韩文公手足无措，不知所从，由此苦等良久。侍者三平看出韩愈心躁不安，于是在背后禅床边敲了三下，大颠禅师问道：“你做什么？”侍者三平轻声地对大颠禅师道，“先以定力制止躁动，然后以智能提示”，意思是说禅师的禅定已打动了韩愈傲慢之心，现在你应该用智慧来拔除他的执著。《涅槃经》云：“定多慧少，增长无明；慧多定少，增加邪见。”宋欧阳修在《韩愈别传跋》中则曰“反复读之，知大颠果非常僧也”、“若非深达先王之法言者，莫之能为也”。侍郎韩愈在旁边听到侍者三平所说，知道大颠禅师原来是故意以禅定来挫伤自己的傲气，并且还要用智能点拨，所以觉得自己不如主动告辞，以免自讨没趣。但回头一想，感到自己平时确有对佛教狂言谩语之举，心里不由生出自责之情。“大和尚的门风巍峨高峻，弟子罔措，今幸于侍者口边得个消息。”韩文公毕恭毕敬地向大颠禅师告退。虚云和尚有偈赞曰：“彻证至理，岂拘正偏。扬眉瞬目，一任风颠。语默动静，妙阐幽玄。昌黎拜倒，衣书记传。”
他们此次见面答辩录备受瞩目，在《五灯会元》中有完好的记载，双方的言语符合各自的学识、思想和性格。诚然，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教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教。中国正统文化从来就是“儒表佛里”或“儒表道里”的，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教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教著名，曾巩在《〈梁书〉目录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韩愈在《与大颠师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又谓，大颠禅师“颇聪明，识道理”，“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
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赞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白居易也以“香山居士”自号。
明清以后，自号“居士”的大家更是不计其数，可见他们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菜园院佛殿记》）之叹。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竞相为惠能做《碑铭》。韩愈莅潮后，与大颠禅师成了好朋友。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在京城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皇帝，三月末被贬到地处边陲的潮洲任刺史。十月底，韩愈即将离潮州改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时，因至海边祭神，便专程到灵山寺看望大颠禅师，向他辞行，时年大颠八十八岁，韩愈五十二岁。经过一番畅谈后，仍依依不舍，大颠禅师亲自送韩愈到寺院门外的小桥边，韩愈深为感动，随手脱下官袍，并“留衣服为别”以作留念。后人就在赠衣之处建“留衣亭”纪念俩人的友谊，此亭及碑至今尚存，于是在禅门中留下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大文豪韩愈与大颠禅师交游而传为“道迹贤踪”的千古佳话，尤为人所乐道。韩愈给大颠禅师“刺史留衣”这则公案，至今耐人寻味。
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就曾两次与大颠互访晤谈。韩愈虽然攘斥佛老，却终究因为“远地无可与语者”，与“颇聪明、识道理”的潮阳灵山寺住持大颠禅师交情甚笃的态度，不妨借学者之笔试着解析：
韩愈与王通一样，反佛只斥教理，却颇尊重个人。
故刺史友高僧大颠，“乃人之情”，两人皆破门户之见。至于临别留衣，实取“见衣如见人”之义，非“正欲大颠人其人，服吾服”之意。（陈香白《韩愈治潮述评》)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谈的是儒家之道，留的是“俗人”之衣，待之以“人情”之常，体现的仍然是《原道》一文中“其人”的精神和主张，与对待其他僧人的态度是一致的。《谢上表》一文虽有哀告乞怜之情，并无改变操守之意。（庄青《韩愈果真是“三贬三变”吗？》)
但读韩愈《与孟尚书书》：“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仅说明是“人之情”，并没有其他用意。再读《论佛骨表》：“夫佛夷狄之人……身不服先王之法服。……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他别无赠送，只赐衣一袭给大颠和尚，难道是因为佛教徒不服先王之法服，特赐一衣，要他也服先王之法服，此所谓“不识灵山一句子，留衣作别也徒然”
（王云轩诗），“我欲收敛加冠巾”（《送僧澄观诗》），非也。如果韩愈结交大颠和尚的目的，想作皈依佛门姿态，向好佛的皇帝表示“悔改”，那么，近在咫尺的潮州开元寺他是否有去顶礼膜拜，但没有文字查考，又何必舍近求远呢？韩愈以后的诗文乃至于史志和潮汕地区众多的传说故事中，至始至终与潮州开元寺“无缘”，又作何解释呢？再者，韩愈结交大颠禅师后，他再也没有亲近过或赞叹过哪位高僧。由此及彼，韩愈未皈依佛门，只不过他接触大颠禅师后，对佛教有了另一种诠释。
由此观之，韩愈爱大颠禅师应是他的操琴技艺，敬大颠禅师应是他的学问修养。韩愈并没有因与大颠禅师的私谊而改变其排佛的初衷。但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对此甚不了解，才提出“不知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题大颠堂壁》）的疑问。印光大师在《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中也说：“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韩之《原道》，只‘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颠禅师启迪，遂不谤佛。”（《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只要自己有向佛之心，为善之本，就会像韩愈离潮赠大颠禅师诗所说的那样：“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宋代黄庭坚也曾说：“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词亦少沮。”佛法感人力量之深入，移情化性之真切，虽顽石也会点头，更何况是一代古文大家的韩昌黎？赵朴初《访灵山大颠禅师塔有作》诗云：“禅师能智又能悲，肯下灵山访退之。不是辩才兼定力，怎教文伯为留衣？”诚然。
韩愈在震撼世人的反佛檄文《论佛骨表》中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而责问佛教乃是“夷狄”之法，妄言生死轮回，蛊惑世人，僧徒不耕作而食，违仁义孝亲之圣教，破先王的治世之道，指佛老为异端等等，言辞尖锐刻薄。然而，“韩愈的辟佛，正像柳宗元所说的，只是辟了佛的‘迹’，没有真正接触到它所宣传的教义”（黄云眉《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至韩愈遇大颠禅师后，才消除他对佛教存有严重偏见，可谓“柳暗花明”。大颠禅师给韩文公以极大的教益，使韩文公心悦诚服，对其倾心不已，从而确定了他和大颠禅师的交情甚笃，以致离潮前有留衣为别之举。在潮短短八个月，韩文公屡次致意召见，情意甚殷切。而韩公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又直接引起世人对大颠禅师的关注，使这位幽隐之僧得以进入学人的眼界。从上述文字中，我们既可了解到韩文公与大颠禅师论辩的情形和内容，又能从中管窥大颠禅师的学究及禅风。
大颠禅师的禅法可以说是屹立于天南的一枝独秀的法苑奇葩，而大颠禅师折服文公，更是成为中国禅宗史、思想史上的千古佳话，为教内外人士所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