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切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外交家，曾担任苏维埃政府第二任外交部长，为新生政权争取国际承认、提高国际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十月革命前，契切林长期在欧洲各国从事革命活动，因此他被许多国家反动政府驱逐出境。他先后辗转于普鲁士、德国、瑞士、法国和比利时，最后以比利时记者的身份来到伦敦。在伦敦，契切林积极从事国际和平活动，在无产阶级中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民主和平的讲话。英国政府十分恐惧和不满，1917年8月，英国政府逮捕了契切林，将他囚禁在布赖顿监狱。
不久，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坚决要求英国立即释放契切林。但英国劳合·乔治政府却不予理睬，继续扣押契切林和他的同事们。苏维埃政府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1917年11月28日，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滞留在彼得格勒的英国前驻沙俄大使乔治·比尤肯宁向英国递交照会。照会指出，苏维埃俄国在无辜的契切林和其他俄国革命者被继续监禁在英国监狱的情况下，绝不允许从事反革命宣传的不列颠臣民不受制裁地离开俄国。
英国政府仍然非法拘留契切林。12月3日比尤肯宁又被告知，在契切林获释之前，包括大使本人在内的一切不列颠臣民不得离开俄国。同时，苏俄政府警告英国，如拒不释放契切林，苏维埃政府就要被迫扣留拘捕若干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不列颠臣民。
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断然措施，英国劳合·乔治政府不得不在12月10日召开专门的俄国局势会议，讨论了关于释放契切林和另一名革命者彼得罗夫的问题。未能出席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向内阁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我本人认为，内阁应改变不久前通过的决定，将两名受到扣留的俄国公民（契切林和彼得罗夫）遣送回俄国。看来俄国统治者们十分关心他们的命运。”英国政府终于屈服了。很快，契切林等得到自由，回到了故乡苏俄的土地。
扣留人质，是国与国外交活动中一个常用的手法。当对方首先采用这一不光彩手段时，自己就应该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迫使对方屈服，从而达到解救自己人员的目的。
罗斯福与丘吉尔建立友谊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
1937年秋季，欧洲形势急剧恶化，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他的绥靖政策陷于破产后，于9月3日被迫邀请强烈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丘吉尔人阁。10月1日，罗斯福即致函祝贺丘吉尔重任海军大臣（丘吉尔曾在1911年到1915年期间担任此职）。为了与这位前程远大、声名显赫的英国国务家建立密切关系，罗斯福在信中写道：“因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联系。你可以经常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丘吉尔接到信后，十分激动，立即回信表示感谢，并根据罗斯福来信中所谈到的情谊，署名“海军人员”，从此开始了他们的长期通讯。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后，信上的署名便改为“前海军人员”。丘吉尔曾说：“在我们两人的通信中，整个大战期间我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爱的这个称号。”据丘吉尔统计：“我总大约有800份。”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天罗斯福逝世为止。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同罗斯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晤，一同相处的时间合计多达120天。两国政府首脑如此密切的接触，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人们在交往中是很重视相似性的，如果两个人背景相似，则极有可能成为好朋友。物以类聚也是这个道理。
丘吉尔联苏抗德
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间引起一片恐惧。英法等国采取了扶持德国的政策，当德国复仇主义日益升起，不断威胁到欧洲和平时，英法等国为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所谓“扩张”，竟一再对德国的侵略行为姑息纵容。苏联建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挫败希特勒德国的侵略扩张计划，但英国顽固地进行破坏，始终不渝地想把德国的扩张矛头引向苏联。这一政策的顶峰是慕尼黑协定，其目的是要将祸水东引，怂恿德国去攻打苏联。但是，到头来德国并没有先进攻苏联，而是拿西欧的英法国家开了刀。绥靖政策宣告破产，西欧舆论大哗，执行绥靖政策的人在国内外都受到了严厉谴责。丘吉尔正是在此危急的形势下，受命组建了英国的战时内阁。
丘吉尔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极其反共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诞生之日起，他就极力主张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妄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于摇篮之中。遏制共产主义的思想一直在他的头脑中占着主导地位。而且终其一生。但是，丘吉尔先生又是一位很讲现实的人。从他临危受命之时开始，他就认识到，当前的更大威胁不是苏联，而是希特勒德国，如果希特勒赢得战争，不仅英国要蒙受史无前例的投降耻辱，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将不再存在，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这是一场压倒一切的战争，必首先打垮希特勒，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丘吉尔认为，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是几乎同美国一样可靠的潜在的盟友。与希特勒相比，苏联的危险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为了能够早日打败希特勒，应该与苏联结成同盟。基于这种认识，丘吉尔作出了明智而正确的抉择。当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消息传来时，丘吉尔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向苏联这个新盟国表示欢迎，并表示英国将坚定地与苏联站在一起，共同抗德，直到彻底打败希特勒为止。正是丘吉尔的这一外交战略，使丘吉尔与斯大林这对宿敌坐到了一起，全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也在苏、英、美的周围结成了牢固的联盟，最后终于将法西斯国家彻底打败。
“两利相衡从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高明的指挥员，必须学会全局在胸，善于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或趋小害而避大害。
走“边缘”弄巧成拙
所谓走“边缘”是指在外交事务中故意使事态向着危险的方向发展，以至于整个关系好像濒临绝境，甚至会发生剧烈冲突。但实际上并不打算走到那一步，而是到了绝境边缘即停止。这是一种冒险的策略，目的在于迫使对手让步。
但是，“边缘”并不好走，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就曾“画虎不成反类犬”，碰了一鼻子灰。1947年，威尔逊作为对外贸易大臣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他每天都同苏联方面的对手米高扬谈判到深夜，在错综复杂的细节上苦斗。他摆出一副愈来愈不耐烦、苏联再不让步就中断谈判的样子，命令他的专机待命起飞，并有意将这消息透露给苏联官员。他还指示代表团的成员几次三番地收拾行李，佯装准备离开旅馆。他甚至命令专机驾驶员把飞机马达都发动起来。这一切都无非是打算逼迫苏联方面作出让步，然而，所有这些走“边缘”的做法都没有奏效，米高扬并未为其所动，最后威尔逊不得不中断谈判，打道回国。
史密斯向周恩来表示友好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是位美国将军，曾任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1954年，他随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当时，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除非是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在这种冷森森的气氛中，人们传说杜勒斯在国联大厦休息室里无意中碰到中国总理时拒绝同他握手。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体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惟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间里那条长长的卷简毛巾。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星期里，史密斯将军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攀谈。虽然这种交谈是随随便便的，但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意义。周恩来总理决定直接同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问，看见史密斯正在柜台前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朝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之后，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周恩来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伸出手来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原来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他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周恩来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见面时用肘碰了一下周恩来的胳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