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在探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时，曾考虑了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但是却忽略了另一重要环境特征变量，即环境的竞争性的调节作用。同时，鲜有学者曾建立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更很少有人讨论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协同调节效应。本文同时考虑了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的协同调节效应，发现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会因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程度不同而所有差异：在动态性高而竞争性低的外部环境中，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提升探索式技术创新水平，然而在动态性低而竞争性高的外部环境中，变革型领导行为却不利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实现。本文的额外发现在于，在动态性和竞争性程度“双高”和“双低”的外部环境中，变革型领导行为都能够增强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并且在“双高”的情境中影响程度最大。从变革型领导者涌现过程中的对危机的适应和创造两个角度出发，本文将变革型CEO分为危机情境下被动涌现的“危机诱始” 型领导，将打破危机主动创造危机感的变革型CEO叫做“危机创造”型领导。
另外，作为额外分析，我们也发现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财务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因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与其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类似的影响效果，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也丰富和补充了当前西方学者对不同环境条件下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认识。但是本文发现，CEO的交易型领导行为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所处环境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具体解释已在研究结果讨论中做过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CEO的二元领导行为能够提升市场绩效，但是却不能提升财务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论证并验证CEO的二元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缺乏可资借鉴的比较对象。虽然Tushman et al（2007）提出二元领导行为可能是形成两栖型组织的一个前因，但是并没有探讨是否这种领导行为能够提升组织绩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CEO的二元领导行为对不同类型的组织绩效存在不同的影响关系，它对于市场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是对于财务绩效地提升却没有显著的影响。具体原因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第五，CEO的二元领导行为通过协同式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市场绩效。
协同式技术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二元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的“黑箱子”，明晰了二元领导行为对市场绩效的中介影响机制。同时，从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实现方式来看，二元领导行为对协同式技术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为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第六，在国有企业中，CEO的中庸思维有利于其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它却不利于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
现有的研究很少讨论二元领导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从高层领导者解决悖论需要具备分化和整合的思维框架入手，认为CEO在驾驭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必然面临着如何平衡和协调两种行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悖论问题，从而引出具备中庸思维的CEO能够同时多方思考（分化思维）来全面分析矛盾的多个方面，再通过整合性与和谐性（整合思维）来有机平衡所面临的矛盾。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CEO的中庸思维与其二元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会因企业所有制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国有企业中，他的中庸思维有利于其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它却不利于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
表8-1本文的研究假设关系验证结果汇总表
序号假设关系验证结果
假设1假设1a：CEO交易型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正相关假设1b：CEO交易型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正相关假设1c：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正相关假设1d：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正相关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假设2假设2a：利用式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假设2b：利用式技术创新与市场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假设2c：探索式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假设2d：探索式技术创新与市场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支持不支持支持不支持
假设3假设3a：利用式技术创新在CEO交易型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3b：利用式技术创新在CEO交易型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支持假设3c：探索式技术创新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3d：探索式技术创新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支持部分支持支持部分支持
假设4假设4a：在环境竞争性高而环境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中，CEO交易型领导行为会增强对利用式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程度假设4b：在环境动态性高而环境竞争性低的外部环境中，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会增强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不支持支持
序号假设关系验证结果
假设5假设5a：二元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正相关假设5b：二元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正相关不支持支持
假设6假设6a：协同式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正相关假设6b：协同式技术创新与市场绩效正相关不支持支持
假设7假设7：二元领导行为与协同式技术创新正相关支持
假设8假设8a：协同式技术创新在二元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承担中介作用假设8b：协同式技术创新在二元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承担中介作用不支持支持
假设9假设9a：中庸思维与二元领导行为正相关假设9b：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在国有企业中，中庸思维会增强对二元领导行为的正向影响程度不支持支持
8.2创新之处与研究意义
8.2.1本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在借鉴战略管理领域中的高层决策理论、组织行为学（OB）中的领导理论、技术创新领域中的技术创新理论和组织理论（OT）中的组织两栖性（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在对文献进行回顾和归纳的基础上，发现了当前相关理论研究的缺口和不足，确定了本文的研究主题。在对所研究的问题没有清晰认知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案例分析明确了本文主要CEO在实践中对技术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影响方式和过程，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其中间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机理性解释，并且通过逻辑推演的过程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运用中国境内297家企业样本对本文的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多学科的交叉和应用容易带来理论创新，但是可资借鉴的资料稀少也是本文研究中的主要难点。尽管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战略管理领域、组织行为学领域、技术创新领域和组织理论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做了进一步的扩展、补充和创新。
第一，本文从高层决策和远距离领导两个视角分析了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
与中基层领导者的行为不同，高层领导者的行为不仅会对其直接下属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基层员工和整个组织产生战略性的影响，即CEO的领导行为不仅会影响到领导和下属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其行为方式还会影响到基层员工的行为以及整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现有文献对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中，大多是从组织行为学领域出发，从CEO对其直接下属的影响过程（近距离领导过程）来论述其影响机理，即存在着将中基层领导行为的研究范式“生搬硬套”到高层领导行为研究之嫌，对CEO的领导行为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机理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则从组织行为学和战略管理两个研究领域出发，从高层决策和远距离领导两个视角来探讨CEO的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在高层决策方面，我们从决策的全过程，即高层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两个过程来论述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如何通过影响决策方案的多样性和决策质量，以提高决策制定过程的有效性，其交易型领导行为如何通过保证决策方案的执行过程与决策目标的一致性来保证决策的执行力，进而提升组织绩效。在远距离领导过程方面，我们讨论了CEO的两种领导行为如何通过领导网络的作用来实现其行为所蕴涵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和扩散以影响到基层员工的创造性和工作效率，进而基层员工的这两种行为如何通过知识的聚合方式实现从基层到高层的跨层次影响过程。因此，同时从两个视角进行分析，有利于从更开阔的思路和角度来了解CEO的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
第二，本文比较并区分了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不同中介影响机制。
针对CEO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的相互冲突的结论，现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缺乏对其中介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原因，因为从高层领导行为直接到组织绩效的关系链条可能太长，所以导致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之处。尽管最近有学者（Garcia-Morales et al， 2007； Aragon-Cprrea et al， 2007）尝试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研究其中介影响机制，但是只是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构念，而没有分析其各个维度的不同影响，即没有将技术创新进行分类。而当前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组织绩效所起到的不同影响作用，表现在实证研究中就是对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分别进行讨论。本文将技术创新分为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两个维度，分别论述并验证了其在CEO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所起到的不同中介作用，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其中介机制的认识。
第三，本文不仅考虑了环境动态性的权变影响因素，而且还考虑了环境竞争性因素对CEO变革型、交易型领导行为与技术创新、组织绩效之间的协同调节效应。
现有学者对CEO变革型、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中，曾经考虑到了环境动态性或者环境不确定性对其关系的调节效应（Waldman et al，2001； Tosi et al， 2004； Ensley et al， 2006），但是却忽略了对企业造成完全不同压力的另一环境特征，即环境竞争性对其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则不仅同时考虑了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对变革型、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而且还分析了两个环境变量之间的协同调节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在这个整合框架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涵盖和进一步验证了之前学者的观点，而且还拓展和补充了已有的研究结论。另外，在此过程中还额外发现了不仅危机的情境可以诱发变革型领导者的涌现，而且还发现了变革型领导者能够通过创造危机来实现途径突破，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变革型领导者涌现条件的认识。
第四，本文在拓展二元领导行为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为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从目前对协同式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已经从组织结构、组织情境和发展战略三个角度探讨过其对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影响，但是却忽略了高层领导者在协同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Tushman et al（2002，2007）虽然在案例分析中曾提到过管理者的二元领导行为可能有利于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实现，但是其主要落脚点在于从多个前因影响因素来分析，而专门针对二元型领导行为对协同式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则缺乏深入的分析。从其后续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就二元领导行为如何影响协同式技术创新进行专门的理论探讨和实证验证，本文在重新界定和拓展二元领导行为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扩展或延续了他们的研究，并对其与协同式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继而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该假设，从而为协同式技术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第五，本文首次将中庸思维应用于高层领导行为研究之中。
中庸思维是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心理学构念，与传统性（traditionality）、关系（guan-xi）等其他中国本土特色构念类似，中庸思维近年来也经历了从定性描述阶段到实证操作阶段的过程，近年来在本土心理学者的努力下，中庸思维开始初步应用于员工个体层面的实证研究当中，但是鲜有学者将其应用于领导理论研究当中以探讨领导者的中庸思维对其领导效能的影响。本文不仅将中庸思维应用于领导理论当中，而且将其上升到高层领导理论之中，从而对于CEO中庸思维的研究，不仅需要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学者们的推动，还需要从战略管理领域内学者们的视角研究。本文的研究只是初步开启了中庸思维的研究之门，后续的研究中仍需要从多视角、多范式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
8.2.2本文的理论意义
（1）本研究为打开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黑箱子”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思路和视角。
相对于中基层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的研究而言，目前关于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不多且缺乏系统性，从为数不多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研究成果还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结论，导致了目前对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能否提升组织绩效在理论上尚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导致这种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