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以上论述厘清了说话、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用语言工具进行说话的研讨了。语言工具是人在应用，人是说话的主人。我们说过，语言（或语法）系统只是一种交际工具，无论你研究得多么精透，还需要有使用这个工具的人用好工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使用这个工具的人就是说话的主人。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一套关系网。认清说话人在这套关系网中处于什么地位，这是用好语言工具、说好话的关键。
客：社会关系很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不知有没有简捷的办法来处理好这种关系？
主：社会如舞台，人生如演戏。演员总是随着角色的变换而改变技艺，但每次出场的角色都是定位定性的。就人际关系来说，有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长幼关系、贵贱关系等。但在特定交往场合总有一个说话关系的立足点，即说话人是以什么身份说话。比如说“请吃饭了”，这是一句常用话，符合汉语规则。如果是儿子对父亲说，则表现出这个儿子有教养、有礼貌，说话得体；如果是父亲对儿子说，则反映出父亲对儿子缺少管教，惯养儿子，养成了“儿皇帝”。这里说话不当，问题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使用工具的人。简单地说，你在社会人际关系中是什么身份，按照身份老老实实说话，就不会出问题。我们可举些文学作品用例来分析。
①曾思懿：（软里透硬）不是这么说，姑老爷，我没有敢说不收拾，不过我听说爹要卖房子，做买卖，所以——
曾皓：（挺身不悦）卖房子？
曾思懿：卖给隔壁杜家。
曾皓：（微怒）哪个说的？这是哪个人说的？
曾思懿：（眼向江泰一瞟，冷笑）谁知是谁说的？
江泰：（贸然）我说的！（望着曾皓，轻蔑的神色）也不知是哪个说话不算话的人对我说的。
曾皓：（在自己家里，当着自己的儿媳受这样抢白，实在有些忍不住）江泰，你这不是对长辈说话的样子。
（曹禺《北京人》）
例①中江泰是曾皓的女婿，按照常理，晚辈对长辈说话更应该有礼貌，可是江泰却“望着曾皓，轻蔑的神色”，揭穿他是个“说话不算话的人”。所以曾皓“实在有些忍不住”，斥责江泰“不是对长辈说话的样子”。这说明江泰失礼，是他言语失体。这从另一方面表现出江泰蛮横无赖的个性。
②鲁四凤：您就直说吧，究竟要多少钱用？
鲁贵：不多，三十块钱就成了。
鲁四凤：哦，那您就跟您那个大少爷要去吧。
鲁贵：（恼羞）那孩子，你以为我真糊涂，不知道你同那混账大少爷做的事么？
鲁四凤：（压住怒气）您是父亲么？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
（曹禺《雷雨》）
例②中鲁贵贪婪地想从他女儿鲁四凤身上刮钱，竟不顾廉耻地以揭女儿的隐私相要挟，已经不配父亲的身份了，理所当然地该受到女儿的抢白“您是父亲么？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这说明鲁贵失去父亲身份说话的卑劣行径。
③李恒盛是小户人家，跟人家三个人凑到一起，本来不相称，可是时时总想跟人家往一处凑；见人家说得很热闹，早就想凑几句，只是一时想不起说句什么话合适——顺着王海说吧，怕赵永福不满意；奉承赵永福几句吧，又不合王光祖和王海的意思；不说这个另说别的什么吧，又跟人家两个人的话连不起来。他猛一下想起一句合适的话来正要去说，可是已经冷了场，人家都又吃起菜来，话误了菜可不敢误了，他赶紧也跟着去夹了一块海参送进嘴里。吃了一口菜之后，他又觉着费很大劲想好的那句合适话，不说一说实在可惜，就拿了一拿劲说：“永福老哥虽然没有枉花过钱……”可巧遇着王光祖开了口，把这句得意的“合适话”碰散了。原来王光祖没有心思听李恒盛说什么……李恒盛直到吃了几碗菜以后还觉着可惜。
（《赵树里选集·刘二和与王继盛》）
例③说明，李恒盛本是一个“小户人家”，还时想跟有地位的人“凑到一起”说几句话，不顾自己身份，结果被王光祖的话“碰散了”，自讨没趣。
其实，注重说话身份，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孔夫子就教导他的弟子说，侍奉有道德地位的人，当他还未说话，你就抢先说话，是急躁失礼；他已经说到了，你还不开口附和，就是隐瞒自己的思想；不看说话人的脸色而突然说话，就是瞎子。（“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客：看来，从作家作品对人物的描写就可以窥见不同人物的生活情景及其社会地位，这就可以作为研究说话的借鉴。
主：是的，文学就是人学，是反映社会人际关系的生活记录。阅读文学大家的优秀作品，不仅是研究说话的借鉴，而且是映射社会历史侧面的镜子，其中真善丑恶的人物交相登场亮相，使人学会做人做事的真谛。单从研究语言的角度来说，文学是由文学语言写成的，是作家从自然语言中加工提炼出来的精华，通过对作品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的分析，有利于对语言结构本身和使用是否得当进行更全面的认识。下面，我们再举一些名家名著的人物对话来分析。
鲁迅在小说《故乡》里，写了一个“我”和分别三十年的儿时挚友闰土再次见面的情景。“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时，对故乡的变化感觉“悲凉”，故乡“没有一些活气”。当“母亲”提到闰土要来看望“我”时，“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部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少年闰土的形象，闰土“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大雪天捕鸟，夏天到海边拾贝壳，晚上到地里看瓜，月下捏着胡叉刺猹，潮汛来时到沙地里抓跳鱼儿，等等。他讲的事情全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他说话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少儿语言特点，带有浓郁的海边农村的生活气息。请看：
④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拾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鲁迅《呐喊》）
少年闰土说话简洁明快，没有承上启下、转弯抹角的连接语词；把他过去的生活、未来的希望一概当成现实叙述，仿佛说话的当时他们正在月下看到“猹在咬瓜”一样，这表现出儿时的闰土是一个活泼、机灵的“少年英雄形象”。
中年以后的闰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与“我”见面，“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把他在少年时期亲切称呼的“迅哥儿”也改叫成“老爷”。谈话的内容，再不是“角鸡、跳鱼儿”之类的稀奇事，而是“多子、饥荒、苛税”的沉重生活负担和“兵、匪、官绅”的压榨剥削。闰土变了，这一切苦难的生活经历，他却又“形容不出”，使他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这不同时期的闰土形象从人物个性语言中表现得玲珑剔透，与人物的处境、身份相吻合。
⑤我们再来看一下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先看《狂人日记》里的第一则：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鲁迅《呐喊》）
这则日记很简短，不分行距，也没分段落，语句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句与句之间以及整则日记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使读者不知所云，无法理解其大意。如果整部日记都是这样，那有什么阅读研究价值呢？可喜的是，整部日记前有一篇类似指导阅读的序言文字，说日记记录者所患的是“迫害狂”之类的精神病，所记的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按照这个思路去阅读，就可以逐步理解，进而最终揭露四千年封建礼教隐含着“人吃人”的罪恶主题。这就是说，第一则日记语句之间没有连贯，不合逻辑，表示狂人思维混乱，因而“语颇错杂无伦次”，正符合狂人的身份。后面日记里相继出现的“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了，堆在我身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在？救救孩子”等语句不通的“荒唐之言”，这完全符合“狂人”的个性心理状态，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
再从语言应用角度看，《狂人日记》里出现不合逻辑、语句不通的话是“狂人”的言语行为。我们说过，言语行为是个人对语言的具体应用，常常出现个人特殊用法以致误用，这就产生了语言变体。如果误用产生了奇妙效果，变成了佳话，就是出奇制胜，成为说话的艺术。我们举一例证来说。《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孙子荆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孙子荆认为当时社会腐浊黑暗，想去当隐士，做个“枕石漱流”的清白之人，却对王武子说快了，误说成“漱石枕流”。按照生活逻辑，石头不可以漱口，流水不可以枕头，所以王武子反问孙子荆：“流可枕石可漱乎？”这从逻辑看，是不合事理；从语法看，是语词搭配不当。这也就是说，从语言能力角度看，这是由于违背逻辑而导致不合语法。可是孙子荆将错就错，顺势发挥：“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这从语言应用角度看，用语新颖，表意切贴，成为千古佳话。“狂人”的胡说乱语有如隐士孙子荆妙用“漱石枕流”一样。
鲁迅小说《祝福》描写祥林嫂遭遇丈夫病死、孩子被狼吃的悲惨命运后，逢人就说“我真傻，真的”的故事：
⑥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厌烦的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头说。
“真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刻打断了她的话，走开去了。
（鲁迅《彷徨》）
例⑥的描写，用祥林嫂日常挂在口边的话“我真傻，真的”表达她精神失常的悲惨身世，非常简洁、得体。这句话的效果，最初听到的人都要陪着她掉几滴眼泪，叹息一番。可是，不久，大家一听到她说就“厌烦的头痛”，“打断了她的话，走开去了”。这是为什么？说话是传递信息，人们普遍心理都是对新奇的事感兴趣，如果说话没有新内容，尽管说破了嘴，反而会惹人厌烦，这是说话人应当注意的。
言语个性化是作家塑造人物性格特征的手法，它不仅是表现人物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符号，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钥匙，也是作家艺术风格的显现。例如，鲁迅小说《幸福的家庭》描写一对“幸福”夫妻吃“龙虎斗”时的对话：
⑦“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于是他们同时伸下筷子去，同时夹出一块蛇肉来，——蛇肉究竟太奇怪，还不如说是鳝鱼罢。
（鲁迅《彷徨》）
这写的是中国籍的“幸福”夫妻，但为什么要说“洋话”呢？因为人物的身份已经设定为西洋留学生，受过高等教育，讲究平等，夫妻都用英语说话，才显得文雅高尚、幸福和谐，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又如《鸭的喜剧》里描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养的蝌蚪被小鸭吃光了后，房东小孩向爱罗先珂报告消息说：
⑧“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
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这是“最小的一个”孩子说的话，他把“蝌蚪”叫做“虾蟆的儿子”，甚至连“爱罗先珂”这个名字的一长串音也念不准，似是而非地叫做“伊和希珂先”。这正是作者的匠心，妙笔传神，用儿童语言把这“最小的一个”写活了。
当然，在某些说话场合也有些程式化的应答，如赵树里的《登记》里描写农村结婚登记情况：
⑨正月天，亲戚们彼此来往得多，说成了的亲事也特别多，王助员的办公室挤满了领结婚证的人，累得王助员满头大汗。屋子小，他们进去站在门边，只能挨着次序往桌边挤。看见别人办的手续，跟五婶说的一样，很简单：助理看了介绍信，“你叫什么名？”叫什么。“多大了？”多大了。“自愿吗？”“自愿！”“为什么愿嫁他？”或者“为什么愿娶她？”“因为他能劳动！”这一套，听起来好象背书，可是谁也只好那么背着，背完就发给一张红纸片叫男女双方和介绍人都盖指印。
例⑨这种程式化应答语言，属于公文体，包括公安政法部门规定的问答程式，不管说话人的身份地位和他的言语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