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文学
辽自耶律阿保机即位后,学习汉族文化,祭孔子,制文字,加速了文明化的进程。其后,景亲、圣宗、道宗几代,都尚文雅,对于汉文著作,多有翻译。文学亦随之得到了一定发展。辽代文学既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又具有本民族刚健质朴的特色。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如用“空车走峻坂”形容人说话随便,不知收敛;用“着靴行旷野射鸨”评论人说话言不及意;用“连毡裘上附着的苍耳子都要收取”来比喻人之贪婪。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十岁能诗,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常亲自命题诏宰相以下赋诗,并一一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道宗在辽朝诸帝中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文风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有诗文集《清宁集》。
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帝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也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真详衮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
辽人颇喜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
辽代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歌谣、俗讲等口头文学也很丰富,可惜几乎全部失传。较著名的青牛和白马的传说、黄龙的传说等,也只知其故事梗概。从尚存的几首民歌中,可以看出其朴质活泼的特色。现在可知的辽代文学的作者多为契丹贵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作品多反映贵族社会生活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些作品表达了希望南北两朝友好相处的诚挚愿望,描绘出北国人民的生活图景,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情调。契丹文学扩大了写作题材,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
■西夏文学
西夏文学是西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党项为主,兼有汉族、回鹘、吐蕃等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西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文学园林中的一朵奇葩。从体裁上看,西夏文学大致可分为公文、碑文、序文、民谣、谚语和诗歌等。其中最能代表西夏时期文学创作特征的是用西夏文创作的诗歌和谚语。西夏灭亡后,作为承载文学的书籍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出土的西夏文学作品,大都流落于异国他乡。
党项族早在吐蕃奴隶主王朝统治之时,就曾用藏文记录过有关本民族古老的传说。李元昊建国后,由于西夏统治者重视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注意尽量吸收周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从而将西夏文学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李元昊称帝时给宋所上表章,首先对其祖先歌功颂德,接着揭示其称帝建国的必然趋势,最后恳请仁宗予以册封,表示愿意同宋永远保持友好交往的睦邻关系。全文约380字,气势磅礴,文字洗练。
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由于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文学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1112年,崇宗规定在遴选官员审查资格时,对于精通文学的知识分子,优先提拔为官;其次,这一时期不仅散文佳作增多,而且产生了一些优秀的诗歌。1139年四月,大臣高守忠家生有灵芝,群臣认为是一种祥瑞征兆,上表向皇帝祝贺。“崇宗作《灵芝歌》,俾中书相李仁宗和之”,并将歌词刻在石碑上以资纪念。《灵芝歌》的全文不见记载,1975年清理西夏陵区仁孝陵碑亭遗址时,发现《灵芝颂》的部分内容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等语句。每句为4字,二句一韵,给人以文雅秀美的感觉。
除君臣互相酬和的宫廷诗外,还有大量老百姓创作的诗歌汇编成的诗歌集。如《新集金粹掌置文》是长达千字的五言诗;由文学家梁德育汇集的《新集锦合辞》是一本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在西夏诗歌集中,还有赞颂西夏祖先的《颂祖先诗》,颂扬野利仁荣的《颂师书》,以及劝导容忍的宗教诗《忍教搜(寻)颂》和劝善性的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贤智集》等等。
西夏谚语是西夏文学中的一份宝贵遗产,传世谚语集最集中的是仁宗时期,先后由学者梁德养、王仁收集整理刊印的西夏文《新锦集合道理》,共收谚语364条,每条谚语从三言到十八言不等,由字数相当的上下两联句子组成,一般对仗工整。谚语内容广泛涉及西夏社会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寓意深刻,极富哲理,具有民族特点并充满生活气息。
■金代文学
女真人的文化发展水平开始时虽落后于汉、渤海和契丹,但由于女真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急剧变化,军事行动、政权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在辽、宋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们的文化素质、文学修养迅速提高。在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取得突出成就的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
金朝前期,在文坛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汉、渤海、契丹作家有蔡松年、蔡、吴激、宇文虚中、郭长倩、萧永祺、高士谈、胡砺、赵可、郑子聃、杨伯仁等。后期有党怀英、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雷渊、元好问等。北魏宗室后裔元好问,号遗山,是金末诗文成就的集大成者,有“一代宗工”之称。在诗风上,元好问直承李、杜而不让苏、黄,吸取了唐宋以来众多诗人之长,创造出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其总体风格,可以用“清雄古雅”四字概括。在内容上,有描写山水景物之作,而大量的却是反映金末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的“丧乱诗”。正是这些杰出的诗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近人邵祖平评论说:“古今诗人学杜甫者多矣,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李义山、黄山谷、元遗山三人而已。李学杜得其雅,黄学杜得其变,元学杜得其全。……”
金代文学的繁盛,还表现在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需要的院本杂剧和诸宫调上。早在金太宗灭亡北宋的时候,金人就把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伶官乐器收拾北归。世宗、章宗之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院本杂剧已经勃兴。它用若干宫调的套曲联成长篇来演唱各种故事,所以称“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现存惟一完整而又代表诸宫调兴盛期艺术水平的作品。董解元所作《西厢记诸宫调》从根本上改变了元稹原作《莺莺传》的主题,作品歌颂崔、张爱情,认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以君瑞、莺莺美满团圆为结局。董氏《西厢记》充分发挥了诸宫调说白与歌唱相间的艺术特点,将叙述与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张生为情所迷时的憨傻、莺莺的矜持和红娘的机灵等各种人物形态,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以纯朴清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对北曲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元代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金代文学,以多种形式比较成功地反映了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半部中国的社会现实。其中金诗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诗歌的一些影响,但由于社会生活环境的不同,诗作一般显得质朴遒劲。中期以后,特别是贞南渡以后,北宋诗人、特别是苏轼的影响仍然继续;但也有一些诗人提倡性情,“以唐人为指归”,对于纠正宋诗的某些流弊起了一定作用,开元明两代诗风转变、弃宋学唐的先河。金词和金文则在北宋词和北宋散文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并取得了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