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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长篇小说《一个分成两辦的女孩》里，有这样一句话：“做爱是一种舞蹈，更是一种哭泣。”既是一种哭泣就不会顾及姿态，哭泣是一种无法控制的行为，当我们想哭的时候，就一定要哭出来。对我而言，写作也是这样，当我非常想写作的时候，我无法控制我自己，我所能做的只有飞快地写下去。
2000一一2001年，我一口气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成为文坛和出版界的“传奇人物”。我的长篇小说《冷唇》三次再版，发行量已突破10万册以上，这在纯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在此之前长达五年的时间，我的《冷唇》曾经在国内多家出版社“旅行”过，因为它的文字很怪，故事异常妖娆诡异，所以没有人敢要，都估计这类纯文学类小说也就五六千册的量，没有出版社敢接，怕做赔了。
《冷唇》的书稿最后一次“旅行”回来，差点被我放把火烧了。要不是社科院文学所的孟繁华先生将这部书稿推荐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冷唇》现在大概已经变成灰烬了。我很感谢他。《冷唇》之后，我的所有书稿都成为各出版社你争我抢的“热门稿”，后面的小说《有毒的婚姻》、《妹妹梦去，姐姐梦来》、《狂野青春》和《离婚时代》都出版得极为顺利，并且每一本都很“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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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对我来说就像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据说天津某家书店出现了我的小说专柜，我一向是个备受冷遇的作家，对“赵凝小说专柜”这样的事，想来犹如梦境。我从1995年底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读者或者说销量问题。那时我已经写作并且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写作的势头非常好。
有一天，我看到小提琴家陈美在电视里拉小提琴，她那夸张的动作和姿态很是吸引我，从没看到过一个小提琴家像她那样如此激情又如此性感迷人的，当她拉一首标题叫做《红火》的曲子的时候，我内心的某种欲望被引诱出来：
我知道我将要写一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女主角的名字就叫红火，而她住的地方却叫“坟场”，这是一个突兀的对比，我酷爱极端的事物，我不邪恶，但我很极端。我曾在军事院校里生活过多年，饱受冷漠环境的折磨，我热爱戏剧，热爱电影、热爱文学、热爱舞蹈、热爱绘画，热爱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东西，可是这一切，在我原来的生活中都没有。
90年代以前，我一直沉睡着，真正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一年，我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香玉》（那篇小说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只记得标题和发表日期），从此我开始了职业写作生涯，我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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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相信现实与幻觉同时存在的人，在我眼里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我讨厌平庸的现实主义的小说，我在小说中追求一种“超现实”。《有毒的婚姻》是一部男主角缺席的小说，我让他在小说的第一页就不知去向，小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
我试图找到一种小说的新写法，试图让语言具有某种魔力，我每部小说都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对我来说“写什么”并不重要，“怎么写”比较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小说写作时那种语言飞离地面的快感？
是超经验写作？
是把玩语言、使文字达到某种极限的乐趣？
开拓小说写作新空间？
逆向思维？
怪诞舞蹈？
炫耀才华？
放纵自己的语言能力？
在虚构世界里销魂、忘我，以至于无法返回？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试图清理我在写作时的感受，但我发现它们是那样复杂、多变、神秘莫测，有个记者告诉我，我在网上被人称作文坛上的“天才魔女”，我喜欢这个称谓，这至少证明我的小说是复杂的，多义的，迷乱的，骚动的，热烈的，浑浊的，疯狂的，失控的。
我不喜欢四平八稳的东西。
在文学形象里，我第一讨厌的人物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这个爱使小性子、体弱多病的痨病鬼形象，让人感到男人笔下的女人是用纸糊出来的（没有旺盛的生命力的）。长期以来的男性叙述神话，使女性变形成比他们“小一号”的人物，她们是哭的、病的、弱的、无知的，其实，我们都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生活中又有几个女人真听男人的？
所以，我追求一种平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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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欲望没有居处，没有一种生活适合我，想来想去怎么选择都是错。”（赵凝《一个分成两辦的女孩》）如果没有写作，我可能始终处于“想来想去怎么选择都是错”的状态，干什么都没有意义，都很无聊，事务性的忙碌吸引不了我，物质上的享乐只能换来片刻快感，想想一个人如果成天泡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晒太阳也够无聊的，人生的所谓快乐，就是有一件喜欢做、并且值得去做的事情。
小说，对我来说就是这件事。
小说是呼吸，是冥想，是放纵，是收敛，是情人，是敌人，是疯狂，是恬静。是玩弄和被玩弄，是游戏和被游戏。
小说是阴天，是雨天，是玻璃，是水，是男人，是女人，是情人的手在我身体上游走，是我做为一个女人向最爱的人全面打开那一刻。我写作，我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