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汉明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浦江清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父亲名嘉乐，字虞臣，母徐氏，原籍都是浙江嘉善，婚后才迁到松江落户。浦家祖上世代读书，但因祖父过世早，父亲没能读多少书，年纪轻轻就不得不出外做小生意谋生。到松江后起先经营帽子手工业，后在县立布厂当了职员。薪给微薄，子女又多，入不敷出，家境贫寒。他为人清正，后因揭发同事贪污而遭冷遇，自此郁郁成病，年仅四十二岁就不幸辞世。那时江清先生大学还未毕业。
清寒苦读
浦先生兄弟四人，他是长子，自幼承受着家庭所寄予的厚望。松江地处江南经济富庶之区，自古文化发达，元明清三代更产生过许多杰出人物。家乡优秀的人文传统，赋予他灵秀之气，更激励他刻苦求学。他七岁上私塾，八岁进小学，直接插入二年级。从这年的下学期起，一直到中学毕业，他都没有交过学费。这是因为他每学期都考第一名，连升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的入学考试也是如此，所以学校准予免交学费，以示奖励。他天资聪颖，上小学后感到功课太浅，父亲便请房东沈柬之先生给他补习古文和英文。沈先生是松江府中学堂毕业生，又在宋教仁所办农林大学读过书，有新思想、新知识。新式的启蒙教育不但使浦先生学业优秀，比同龄的孩子更有见地，而且为他开启了智慧之窗，激发了他穷究事理的求知欲，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免交学费减去了家庭沉重的负担，使他得以不间断地求学，但即便如此，书簿费也常常没有着落。他体谅家中困难，每本练习簿都先用铅笔、再用毛笔，总要写三四遍，直到字迹无法辨认才作罢。买不起课本，就自己抄。抄写不但加深了对课文的印象，还让他练出了一笔好字。后来，他甚至接了一些抄写的活计，得到一点收入来帮补家用。冬夜，寒风凛冽，家人都已入睡，他仍披着母亲的旧棉袄，聚精会神地抄写。酷夏，热浪袭人，人们都在户外乘凉，他却凑在油灯前孜孜不倦地读书。他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且，只要一进入书中的世界，他就如鱼得水，其乐无穷，身外的一切都忘却了。
一九二二年，不满十八岁的浦先生从中学毕业了。此时，父亲已处于半失业状态，以家况而论，是无力供他上大学的，幸而松江教育界的前辈有志为家乡培养人才，愿以私人贷款方式，支持他上大学。那么报考什么学校好呢？在中学，他数理学得很好，尤其喜欢化学，曾想学医，但因学习年限长，母亲不同意，而当时的理工课程，在他看来，是太简单了，满足不了探求知识的愿望。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他阅读了《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和一些翻译小说，又对文学和哲学产生了兴趣。松江的中学毕业生，本来都以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为最高升学目标，但到了他毕业时，南京高等师范改办东南大学已有一年，声望甚高，俨然与北京大学相抗衡。沈柬之先生曾去那里读过暑期讲习班，回乡后大为鼓吹。于是，浦先生报考了北京大学、南洋大学和东南大学。在三所大学都录取的情况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课程的新鲜吸引了他，于是决定学文学。
东南大学有梅光迪、吴宓（雨僧）、吴梅（瞿安）、柳诒徵（翼谋）、杨诠（杏佛）等一批知名学者，校内学术空气很浓，也注重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学校实施通才教育，学生可以跨系选课。浦先生便主修西洋文学，辅修国文和哲学。西洋文学系教授都是留美学生，提倡人文主义，崇尚古典。因而他的精力，主要花在阅读西方文学名著上。为了学习外语，四年中写作全用英语，还翻译了一些短篇。系里常组织英语演讲比赛，他总是积极参加，所以口语也相当纯熟。国文系教授不是国学专家便是“南社”词章人物，训练学生作校勘、训诂，虽有复古倾向，但使他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至于赋诗填词唱曲，他本有此擅长，并深得国文系师生的赞赏，课余时好友相邀、吟咏唱和则更是赏心乐事了。
课外，他还要做家庭教师，帮助教员批改卷子等，换取少量报酬，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不久，父亲逝世，供养母亲、培植三个弟弟的重担完全落到了他的肩上。有时一天只能靠一碗光面充饥。清贫磨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终身俭朴克己。后来在抗战时期，他也是带着一两个烧饼钻进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闭馆了不知出来，被人锁在馆内的事，是常有的。这不足奇，在他，生活再困难，只要学习、工作起来，就进了浑然无我的境界。
当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江南正处在大革命前夕，工农运动日益高涨，时代的激流，在先生心中引起了波澜。为了了解革命理论，他选修了杨诠的“社会主义”和“劳动问题”两门课。暑假回乡，他加入了共产党人侯绍裘、钱江春等组织的“新松江社”，参与了一些改造家乡的社会活动（“新松江社”以团结有志青年、改良地方事业、打倒土豪劣绅为宗旨。发起人侯绍裘，一九二六年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成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在南京被捕，旋即被反动派装进麻袋里杀害）。
初放奇葩
一九二六年夏，先生从东南大学毕业，由吴宓教授推荐到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工作。其时清华尚称“学校”，属外交部管辖，原有留美预备班，此时又增设了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先设国学门，由吴宓主持，聘请了五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浦先生被分配做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他毕业于西洋文学系，原本志趣在外文翻译，现在要转而研究国学，深感根底不足。陈先生学识渊博，精通多种外语，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造诣极深。为适应工作需要，他发挥自己精通英语的优势，努力学习他种语言文字。首先补习法语和德语，再攻希腊文、拉丁文、日语和梵文。梵文是印度古代的书面语，相当难学，但是古代佛经都是用它写的，陈先生开设“佛经考订”一门课，他必须尽快掌握梵文。经过努力，他不但很快学会，还帮助陈先生编了一本梵文文法。不久，他又学会了满文，并负责为清华图书馆选购满文书籍。那时，日本汉学相当发达，青年中出现了纷纷东渡日本去学习中国文史的现象。陈先生认为这是神州文史工作者的耻辱，写了《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并特意寄给他，中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等句。他感于导师的期望，深知自己责任之重，用超人的精力钻研大量国学要籍，又读了许多西方的“东方学”文献，研究方向也从文学转向史学，尤其对考古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二九年夏，国学门取消，先生转入文学院中文系，此后，便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研究院虽然只有三年，但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可谓受益终生。一九二八年，天津《大公报》增设《文学》副刊，请吴宓任主编，吴宓转邀他和赵斐云、张荫麟、王以中四人为编辑。在吴宓休假的一年中，他曾代任主编。一九三一年，又任《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编辑。因此，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多数发表在这两种报刊上，如《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近顷逝世之德国戏剧家兼小说家苏德曼评传》、《〈千夜一夜〉（即足本〈天方夜谭〉》）等。当时的清华，有着浓厚的中西兼容、贯通古今的风气，提倡博采中西文化之长，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所以先生始终有明确的中西方文化相互参照研究、以振兴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的意识。为此，他着意评介中国以及英、德、法、美、瑞典、加拿大、日本、阿拉伯等东西方学术文化界的最新成就，内容涉及文学、艺术、语言、地理、历史、考古、宗教、民俗等各方面。虽非专业论文，但已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和非凡的洞察力，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由于中西兼通，又广泛涉猎文、史、哲等各科典籍，他善于将中外文化进行比较，熔各科知识于一炉，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考察、思索和判定每一文化现象的价值和应有的地位。即便是短短的一篇书评，眼光也并非局限于一书，而能高屋建瓴，以进步的哲学、美学思想、文艺理论、文化史观等作指导，对具体的文化现象作多角度的审视，并进行深刻透辟的理论阐释，甚至对该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设想，因而至今仍具生命力。
一九三三年，先生在清华服务满七年，依例可休假一年，便申请半官费赴欧洲留学。得到批准后，八月与冯友兰等先生同船赴欧，游学意大利、法国，再转英国。因费用不足，未正式入学，长时间在伦敦博物院抄录并研究敦煌手卷。一九三四年夏回国，仍在清华任教。
休假的主要收获，是《八仙考》（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提起八仙，可谓家喻户晓，绘画、瓷器、戏曲、小说常以他们为主题。但是，他们的真实历史究竟怎样？八仙以何因缘而会合？会合于何时？为何其传说在民间如此之盛？这些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提出，更谈不上认真探究了，而且研究虚无缥缈的神仙，在常人看来，不仅烦难，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先生却敏锐地在人们熟视无睹之处发现了问题，并决心穷根究底，把这些与中国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文化现象弄个明明白白。他以极严谨的态度，将有关材料搜集殆尽，面对各不相同乃至互相矛盾、缠夹不清的记载传说，剔抉爬梳，正本清源，撰写成《八仙考》，对上述疑难问题作了原原本本、详尽无遗的回答。论文涉及领域很广，举证富赡翔实，阐释严密清晰。其考证功力，令人折服，并自此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论文完成时，他方届而立之年。他喜欢将取得成果称为开花，那么，在同辈的青年学者中，他是花开得早的。
《八仙考》发表后，先生利用春假回乡。四月二十六日，与通信将近两年的张企罗女士在“新松江社”喜结连理，婚后即携妻返回清华。岳父张琢成，是松江的金石书画家，曾在南京、上海等地执教，国学根底甚深，与他原在“新松江社”熟识的。
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小家，又到了在学术上开花结果的时候，如果能有安定的环境，该会有怎样的成就啊。然而此时，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年之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以校为家
日寇的入侵破坏了和平、宁静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华北局势紧张，清华准备南迁。但此时妻子产期将近，先生只得将她送回松江老家，谁知八一三上海战事又起，松江遭到轰炸，便又避居乡下。女儿汉明便在逃难中诞生了。不久，他得知学校已迁到长沙，急于赶去上课，而妻子产后不便远行，于是，他们只能在炸得面目全非的杭州车站匆匆分手。妻子怀抱刚满月的孩子去萧山投奔自己的老父和姐妹，而他则由此踏上去湖南的途程。从此，两人天各一方。他只身由杭徽公路到芜湖，再搭轮船到汉口，转至长沙。当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中文系在山上，饭后要爬三百多级台阶回宿舍，先生从此得了胃病。战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师友同舟共济，精神是乐观的，偶尔还结伴游赏南岳风光，相互唱和，如一九三八年元日，曾与六七人出游，就留下了与朱自清的长篇纪游联句。不久，学校又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大。他随校越走离家越远了，而妻子则带着多病的孩子辗转江、浙、沪一带逃难，担惊受怕，颠沛流离，虽也多次想去昆明与他团聚，终因关山阻隔，又有孩子的拖累而未能成行。在思念亲人的时候，他不免感到歉疚，一九四三年曾写有一首《鹦鹉曲·寄内》：“送君且向家乡住，相依还有个阿父。叹当初贫贱夫妻，可正值忧愁风雨。七年间鸳聚匆匆，万里天涯人去。想娇儿啼罢灯昏，最应是念着我处。”当时，正是这样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毫不犹豫地追随学校，撤到后方。一时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云集，人才荟萃，大家怀着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忧国忧民之心，团结合作，各显神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其中不乏著名专家、学者。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战时兴办的西南联大，竟创造了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九四〇年夏，先生利用休假经安南取道香港回乡，和家人同住在上海。次年，儿子汉昕出生了。休假期满时，日军占领了安南，回滇道路已断。郑振铎先生邀他到暨南大学任教，他便向联大请假暂留上海。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他不愿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封锁线，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国民党节节败退，等他到安徽屯溪时，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先生都记在日记（一九八七年已由三联书店出版，题名为《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中。他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水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飞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胃病发作，又染上了疟疾，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小言之，为了不负西南联大之约；大言之，则是为了青年，为了学术，为了国家。在上海时他曾以《辛巳岁除大雪，独坐寓楼，用东坡除夕诗韵》一诗表明过自己的心志：“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明年我西行，万里寻旧贯。丈夫厉壮志，未肯谢衰。安能坐困此，日数米与炭。”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他曾遇到挚友，也有东南联大、暨大、厦大等校的校长坚请他留下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上说：“我们都有一种观念，就是爱护国家，爱护学校。而且是以学校为家。一个学术机关，看成一个大家庭似的，这是清华特别的优点，别个学校就差一点。”的确，自毕业后到清华任教时起，他的命运就和清华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以学校为家，在学校与小家难以兼顾的时刻，宁愿舍弃小家。有了这种观念，万水千山也就难以阻挡了。
抗战期间，先生除在中文系任教外，还兼着联大师范学院的教职。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使他对提高青年的国文程度最为关心，并每以普及文化、奖掖后学为己任。一九四〇年，经他倡议，与朱自清先生等一起创办了《国文月刊》，他担任第一任主编，并负责诗文选读栏。刊物以“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为宗旨（《国文月刊》创刊号《卷首语》）。为它撰稿的，多数是知名学者，也有一些后起之秀。在战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大家在这片处女地上悉心耕耘，使之成为有志青年的良师益友和培养青年学者的园地，在大后方赢得了很高声誉。先生在《国文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词的讲解》、《古文选读》、《俗言偶抄》、《论中学国文》等。在多年的教学中，他感到词最难为学生所领会，讲课时受时间限制，不能讲得很详尽，《词的讲解》便是为了弥补上课的不足而写的。原计划从五代到南宋选若干代表作品，一面逐句讲解，一面阐明词的体制声律的源流演变。后来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只刊载了八期，写到温庭筠便中止了。鸿篇巨制，可惜未能完成，但仅就发表部分，已足窥全貌。他不是就词论词，而是将广博的学识，尤其是中西方文论渗透在一词一句的讲解之中，仔细剖析，娓娓讲来，有如与学生亲切的面谈，使读者在领略词的意境、感受其魅力的同时得到系统的理性的认识。其行文融会贯通，绵密精微，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这也正是他教学一贯的风格。这一水平，是后起仿效的古诗文讲解、赏析类读物所难以企及的。《古文选读》（两篇）体例与此类似。在注解中，他引用了不少史料。当时，为开“唐宋文”一课，他研读了新旧《唐书》、《宋史》和大量宋人笔记。在他眼中，历史有着无比的生动性，所以在读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后说：“如读一篇长篇小说。”（清华大学档案馆存浦江清《研究报告书》）对于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他有着偏爱，说：“此文不但详清照夫妇之身世，并详南渡之际乱离状况，可作文章读，亦可当历史读也。”（《研究报告书》）在亲历战乱之后，他对古代文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史料、文学作品便通过自身感受而融为一体，选讲此文，显然寄托了他无限家国兴亡、世事沧桑的感慨。真可谓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了。
在上海休假期间，先生的主要成果，是完成了《花蕊夫人宫词考证》（此稿改定后，因《清华学报》印刷困难，延迟未刊，一九四七年才收入《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而发表）。这篇论文，纠正了文学史上的一桩错案。自北宋以来，研究者一直以为宫词作者是后蜀主孟昶之妃花蕊夫人。但夫人事迹既不载于正史，各家笔记又多疑误，各本所载宫词也颠倒错乱，真伪混淆。先生以史学家的眼光发现了《宫词》连用近百首七绝、“以小诗之体制，发挥长诗之作用”、“寓史家纪事之笔墨”的特色，在研究了新旧《五代史》、《十国春秋》及五代蜀国之传世史料的基础上，由“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一绝入手，据以考求，又证之以史料所载前蜀宫苑馆池之名，论定《宫词》为前蜀主王衍时之作。作者为前蜀开国主王建之小徐妃、王衍之生母、亦号花蕊夫人者，间或杂有其姊大徐妃与后主王衍诸人之作。同时，又考《宫词》流传始末，证其原本为九十八首，并排定顺序，比勘诸本为定本，于是《宫词》之真伪始明。问题的澄清，不仅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宫词》的内容与价值，而且对史学研究也具有借鉴作用。
桃李满天下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了。一九四六年夏，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复员。七月，先生回松江准备接家眷北上。到家后见二弟肺病垂危，老母年迈操劳，颇为焦虑，恰巧杭州之江大学又来相聘，他几乎想留居南方。正在此时，闻一多先生遇刺的噩耗传来，接着便收到了朱自清先生催他返校的书信。他说：“闻先生遇害，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满腔悲愤化为责任感，他再次作出了无悔的选择，决定北上。十月，先生携妻儿坐海船经秦皇岛回到清华园。战时不安定的生活和郁闷的心情，已摧垮了他的健康，胃病时时发作，但为了继承亡友的遗志，返校后，他马上接过闻先生的工作，开了“楚辞”课，并与朱自清先生等一起整理闻先生遗著。为准备授课，研究兴趣又旁及古史和古代天文。然而，时局使他不能再埋头于书斋了。一九四七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后，他在清华、北大两校教授的《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上签了名。也曾参加过罢教活动。一九四八年七月，朱自清先生依例可休假一年，委托他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不料八月十二日，朱先生因胃溃疡开刀，不幸病殁。他受到极大震动，痛感“清华中国文学系再遭受一大打击”，不顾自身的病弱，在教学、料理系务的同时，又承担了主持编辑《朱自清全集》的重任，以更加兢兢业业的工作，作为对亡友最好的纪念。
此时已临近解放，局势动荡，物价飞涨，少数师生设法南迁或出国。先生接触了进步思想，相信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决心留下，迎接解放，并去挽留过几位教授。无奈对方去意已坚，挽留无效，仅只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而已。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清华园先于北平城而解放。他怀着愉快的心情迎接新时代，以小学生般的热忱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一九五一年夏，他有机会参加土改参观团，到郿县、长安、临潼等地参观，虽为时不过月余，但接触实际，接触人民，思想收获很大。
抗美援朝期间，清华中文系教师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决定集体编写《祖国十二诗人》，并将稿费全部捐献给志愿军。先生承担了《屈原》一文的撰写工作。自开设“楚辞”课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屈原，考证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诗人的生年月日。对此正史没有提供材料，唯一的依据是《离骚》开头的两句。他发现前人据此研究的结果有误，原因是战国时所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而非干支纪年法，而岁星纪年法有超辰。这需要对战国秦汉间的岁星纪年作通盘考虑，进行精确计算。为此，他凭着青少年时良好的数理基础自学了微积分。深入钻研现代天文学和古天文历法，常常忘却寒冷与疲倦，后半夜起床看星象，反复进行计算，终于得出了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庚寅，即阳历二月二十三日的结论。这一重要成果，公布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文中（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从此，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生辰之谜被解开了，而论文的意义却不止于此，它广泛涉及了岁星纪年的各个方面。这些问题，牵涉多种学科，本需各科专家协作，才能解决，而他竟独力完成，其文理兼通的造诣之深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亦是罕见的。
一九五二年秋，全国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工科大学，其文理科与燕京一起并入北大。先生从此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一九五四年秋，文化部委托先生为《杜甫诗选》作注。常见的诗文注释读物，往往避难就易，有现成资料的词句详加解释，费解之处却避而不注，而这有时恰是读者阅读的困难之所在。这种做法，为先生所不取。他根据平时学生的疑难，从确定注释条目到释文的推敲，处处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宁肯自己多费力，也绝不马虎。约稿时间紧，胃病又频繁发作，他担心因体力不支影响任务的完成，特邀浙江师院中文系讲师吴天五（鹭山）合作。两人一南一北，素未谋面，为注杜诗商榷疑义，往来书信上百封，近六万字，结下了一段翰墨因缘。一九五五年八月，在参加肃反运动每天开会的紧张情况下，杜诗注脱稿（《杜甫诗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诗注稿交出后，先生胃病大发，卧旬日后仍照常上课。不久，再次发病，为不误教课，勉力支持。一九五六年三月，终致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并发腹膜炎。因身体虚弱不宜手术，用保守疗法。出院后按医嘱应休息两月，他怕耽误功课，只休息了二十天。上课后又立即赶课，以求完成进度。先生身体更加衰弱，只能靠流质半流质维持，体重不足四十五公斤。当时实行口试，到期末考试时，他只能躺在床上，把学生一个个叫上楼在病榻前进行。一九五七年四月，北大安排先生到北戴河疗养。八月三十一日，新学期即将开始，疗养结束，正在准备启程返京之际，十二指肠溃疡再次穿孔。当即施行手术抢救，但当地缺乏手术条件，氧气不能及时运到，先生的心脏，在手术台上就停止了跳动。时年仅五十二岁。噩耗传出，亲友师生，无不痛悼。九月八日，追悼会在北京嘉兴寺举行。先生遗骨葬在万安公墓。
先生一生执教，满腔心血，都灌注在莘莘学子身上。他的学生遍布文化教育界，不少已成为知名专家，正如北大为庆祝他从教三十年赠送的锦旗上所写：“桃李满天下”，这是最令他感到快慰的。他常说，教书好比唱戏，一上讲台就要拿出浑身解数。晚年身体不好，常常是上课前躺在床上无力动弹，一进课堂却精神抖擞，不显病容，甚至忘记按时下课。人们只知他讲课声情并茂、旁征博引、酣畅自如而又周密严谨，哪能想到他为此所耗费的精力是常人的许多倍。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琴棋书画、吟诗作赋、填词唱曲等等，在他看来，不只是业余爱好，更是教师应有的修养。从现存的近百首诗词曲作便可见他于此道之精，所以能从诗人的角度引导学生鉴赏文学作品，训练他们的多种能力。他精通音律，尤其喜爱昆曲，讲到戏曲，总要唱上一段。不少人回忆他上课情形，都提到这一点，可见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之深。
先生博及群书，学贯中西，其学识之渊博为人所公认，恰如吕叔湘先生对他的评价：“在同辈以渊博称。”（见吕先生为《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一书所撰《浦江清小传》）。他治学范围很广，文、史、哲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尤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著。不了解的人只注意到他的精于考据，这是不全面的。由于熟习东西方文化典籍，没有语言隔阂而能自如地驾驭各种中外资料，又有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为指导，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着不同于国学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既有古今中外的纵向、横向的比较，又有文史互证，而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现象，严密的考证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越是博学，他越是谦虚谨慎，治学态度更为严谨，不轻易下笔。虽生平积累了许多研究资料，但发表的著述不多。他曾有志于撰写《中国文学简史》与俗言词典，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如愿，令人为之痛惜。他逝世后，部分论文由吕叔湘先生主持而汇集成《浦江清文录》（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重印时，又附入《诗词》部分）。一九八七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部分日记（《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一九九三年，在发现了他一批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浦江清文史杂文集》。
（原载《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