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周作人君论海宁王静安先生之自沉，谓其晚年性情与学问环境相冲突，非出于自杀不可，其援理甚深，评事甚刻，虽然，未足以知先生也。感情与理智不可分者也。人之禀赋，有极强之理智，必有极强之感情；有极强之感情，必有极强之理智。有其一而不备其二者，则必非真理智真感情。卢梭欲屈理智于感情之下，则其理智之强可知。而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之所以成大科学家大哲学家者，岂不以其有强毅之精神乎？强毅之精神即感情之持久者耳。余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皆理智与感情极强之人，先生即其一也。理智与感情必有所寄而后可免空虚的痛苦，其尤强者则其寄之也尤深。先生少年寄之于哲学，中年寄之于文学，晚年寄之于经史之考证学，虽谓其精神一贯可也。故上古三代之所存、流沙绝域之所出、聱牙诘屈之语言、散漫放佚之史料，他人视之固干枯无味者，而先生摩挲之、整理之、考证之，日寝馈于其中，若有无穷之兴味存焉。及其所成就，规模大于程易畴，精博过于吴客心斋，识见超于钱竹汀，为承前启后之一代学者。冲突云乎哉？冲突云乎哉？
然则先生曷为而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之语而可以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年少，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反，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之时代中一无表现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故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也。
抑余谓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为哲学上之解脱。三纲六纪之说亦不过其解脱所寄者耳。先生抱悲天悯人之思，其早年精研哲学，受叔本华之影响尤深。即其诗词之所歌咏，亦徘徊于人生诸问题之间。虽晚年绝口天人之语，然吾知其必已建设一哲学之系统。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先生曰，人之生，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其作《红楼梦评论》时，已大彻大悟于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为一之理。唯其大彻大悟，故能泰然与世无竞，超出于生活之欲之外，而逞其势力于纯粹之学问，上稽上古三代之制度文物，下考辽金蒙古隐晦之史料，以有大发明大贡献。虽学问之有绝对价值与否，先生不自知，然而于现实之世界上，欲求精神之寄托与慰藉，则固舍此未由也。而知识弥广，则痛苦亦弥深，怀抱绝学，如孤行于沙漠之上，世无有能知先生者。即新式学校之聘先生为教授，亦不过如先生所自云，商彝周鼎，借饰观瞻而已。故一旦时机相逼，则最后之解脱，先生亦乐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何言之悲耶！Pling曰，自杀者，自然赋予人之最高之权利。先生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
解脱之道亦多端。先生素不主自杀。尝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为意志薄弱，而社会之铺张之者，可科以杀人之罪。其论《红楼梦》，谓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均非解脱。又岂知于二十余年以后，先生亦不得已而出此意志薄弱之举动耶？则世变逼之使然也，则世变逼之使然也。先生曰：“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将就床，此时不适于为学，非与人闲话，则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亦不适于为学，非枯坐终日，亦但可读杂记小说耳。”先生尝与人言，精力渐衰，饭力就减。夫先生之精力固未尝衰也，观于其于自沉前数日犹从容写蒙古札记、阅清华研究生之试卷而可知也。呜呼痛哉！
先生之自沉，迄于今一年。为冲突而自杀欤？为忠荩于前朝欤？为哲学上之解脱欤？奔逝而去者，昆明湖万顷之洪波，而默然无以应我也。然而学问思想文章道德四者不灭者，则先生亦永受后人之膜拜已。
（原载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十二期，署名“縠永”。）
（一九二八年七月《学衡》第六十四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