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韩非子则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就是说治理天下最高明的办法，是靠法度而不是靠人的智慧或德行。
人治还是法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正是古代儒家和法家的摹本分歧之一。
法治有其流弊，就如雍正所说的：如果用人不当，他歪曲法令，或者借用法令的名义办坏事，怎么办，而人治也有人治的弊端，“人亡政息”就是贤人政治的最大困局。
雍正是主张人治的，但是他并不排斥法治。因为他主张的人治是“一人治天下”，就是他的君主独裁专制，所以他的法治是从属于他的人治的，和我们今天讲的法制不是一个意思。但是雍正的人治又有他合理的一面，那就是强调对官吏的任用是否得当，强调对人才的知人善任。
在这一点上，雍正是儒、法合壁，王、霸并用的。
雍正在广纳贤士建议之后，也曾有过一系列大的举动，如他曾命专使王国栋去浙江观风整俗，雍正给他以种种实权，并设立相应位置，让其大胆放手去做一些事，王国栋一上任，就遍巡浙江各府县，并且具体做了三件大事：
这二件大事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具体如下：一是行文各府州县清查钱粮亏空，命各地方官催征赋税徭役，凡未按期完纳的，如系绅柠黎庶故意顽抗，则立即给予应有的惩戒；二是打击各州府强盗，清查各级官吏处理地方刑政案件的情况；三是参与整理军队，兴修水利，买粮备荒等具体事务。
由于王国栋到浙江后政绩突出，雍正对王国栋的行动大为赞赏，称赞道：“尔到浙江与巡抚李卫协衷任事，能推诚布公，宣明朕旨，风俗人心颇觉转移，朕闻智嘉悦之至。”
这就是说，雍正肯定了王国栋的上述行动。
此后，王国栋因功被升为湖南巡抚，由浙江粮道许容接任王国栋一职。到了雍正八年，雍正皇帝认为浙江风俗已渐移改，又有总督李卫善于训导，因此不再派出担任观风整俗专使这一职务的官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官职的设置，雍正是针对个别省份的特殊情况而灵活设置的。它的使命主要是惩治不法绅衿，改变当地风俗，强化对绅衿和当地百姓的统治，这一使命完成之后，观风整俗专使一职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智经22整顿旗务，满汉一视同仁
“秉公办事，爱民为上，不可偏顾满官情面，若少存袒护旗人，瞻顾满官情面，取悦于人，枉参爱民之属官，则不可也。”
——雍正
雍正做事一贯以铁面无私著称，特别是在吏治上更是毫不手软、一视同仁、唯习是举，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以爱民为亡。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
历代英明的封建君主都会用一些手段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皇位，对四十五岁登基前已经有长期丰富政治经验的雍正皇帝来说，更明白怎样才能加强君主专制。所以雍正继位后，就任用自己的亲信兄弟和王公去管理掌握着军政大权的八旗事务，使皇权在八旗中得以行使。雍正任用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的事务，任用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礼管理镶红旗事务。
起初，雍正自以为这样任用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就能平安无事，但是在他对八旗管土的使用中，很快就又发现管主和皇帝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而八旗内部官贝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份很高，影响皇帝对旗民直接统治的权力，而管主诸王又同都统等官员的职权难分，往往互相摩擦，不免常常耽误公事。为了解决矛盾，把旗务的控制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中，雍正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旗内的事务。满清的八旗兵制，起源于努尔哈赤，旗主和旗民是主从关系，是私属的。雍正皇帝自然不可能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而只能一步步地进行改革。
雍正皇帝以步步为营的方法进行改革，这也是当时一大举措。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由子侄分任各旗旗主，旗主与旗下有严格的主从关系，皇帝要调发旗下人员，必须通过旗主：旗下隶属于旗主，同皇帝是间接关系，也就是说旗下有两个主人，即旗主和皇帝。各旗内亲王、贝勒、公是世袭的，他们世代掌管所在旗。这样在对待旗民的统治上，皇帝要直接掌握旗民，加强皇权，旗主要维持对旗下的所有权，因而产生皇权与旗主权的矛盾。自清太宗起的清朝前几代皇帝都谋求削弱旗主时权力，太宗、顺治两朝使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成为上三旗，由天子自制，于是剩下其他五旗，即下五旗旗主问题。康熙在统治后期，派皇七于胤桔管理满洲、蒙古、汉军正蓝旗三旗旗务。当今皇帝的儿子到下五旗作主，代替原来的旗主，实际上削弱了旗主的权力。所以雍正以前，八旗旗主势力逐渐衰微，已无力与皇权抗衡，但是他们还拥有一部分权力，影响着皇权在八旗中的进一步行使。
雍正继位韧年，承袭乃父遗策，任用亲信弟兄和王公管理旗务，如以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礼管理镶红旗事。他在对管主的使用中，发现它和皇帝及八旗内官员的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分崇高，还影响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而管主同都统官员职权难分，往往互相磨擦，对于“公事，亦未免耽误”，雍正遂于六年（1728年）减少管主，取消崇安、锡保及信郡王德昭等的管理旗务，七年（1729年），雍正“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这个都统早巳不是旗主的意思，是一种职务，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
八旗都统，清文为“固山额真”，“额真”满语意为“主”。雍正元年，给事中硕塞条奏：“额真二字，所关甚巨，非臣下所可滥用”请加改定。雍正为正名分，崇君主，接受他的建议，命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的都统，又将”伊都额真”改为伊都章京意为领班整个迹象表明，全天下兵只能有一个主子，那就是皇帝——雍正。至此，雍正在文字上的改变，从意识形态上革除旗主的痕迹，从而也标志旗主权力的实际消失。
雍正在处事上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并不是因为自己是满人就大加嘉赏满族人士官位，而是一视同仁，这是他为人处世之策，也是博得天下人称颂的又一快举。事实上，他在旗主权力消失后，又向其它旗官进军。
旗员的官缺，可分旗缺、翼缺、公缺数种。旗缺，是某一官职例由某旗人员充任；八旗又分左右两翼，翼缺是专属于某一翼的人员的官缺；公缺是所有八旗人员的。旗缺、翼缺只在某旗某翼内进行拣选，旗主、管主可以把持这些缺位，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团结自固，但在八旗内，各旗人才不一，因而有的旗升转较快，有的则迟滞，也不公平。这一问题，康熙初年即着手解决，康熙八年（1669年）、十年（1671年），分别将各部堂主事、郎中改为公缺，通同论俸升转，但员外郎、主事仍按旗升转。雍正六年（1728年），以铨法划一为理由，将原属]：旗缺、翼缺的各部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监察御史、给事中、工部造库郎中，一律改为公缺。既解决铨法的不公平，亦不使旗主、管主干预旗缺中任何‘部分旗员的任用。对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雍正亦行更改，原来下五旗王公所谓公中佐领之缺，只在该王属下拣选，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认为这样做不易得到合适的人，命于该旗中拣选官员引见补授，若该王属下之人可用的当然也可以拣选。企图使诸王所用人员尽量少同诸王有密切关系。
雍正对削夺八旗事务的人员的职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从旗主到管主，从管主到宗室贵族管理都统事务。每一次变化，都是对旗内主从关系的进一步削弱，使旗主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内自主权，皇帝将旗主的权力剥夺得一千二净了，这一个过程使八旗的私属关系在不知不觉中结束，皇帝真正成丁八旗的丰人。
可以说，对于清八旗的权力，皇权与旗主权水火互不相容的改革具有进步意义。这不仅遏制了于公用旗主之权对旗下人民的敲诈勒索，并且打击了旗下官员的贪赃枉法，巩固了皇帝的地位，也为以后的施政奠定了基础。
雍正就是雍止，为了政权的巩固，在驭驾权术上他确实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用尽心机，终于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