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名人皆有其人所耒及的性格魁力，其人格魁力何在？
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
显然重在修养，雍正一生推崇修身养性，形成一种心态端正，气量高雅，志在忘我的人生至境，令满朝叹服。
智经99处世基石，孝为第一
“朕生平居心行事，仁慈厚爱，奉行‘实，诚’
二字。”
——雍正
雍正自登基以来，以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为心愿，对人对事，没有一点不是出于至诚至实，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勤政爱民，每一件事竭力使其处理周详，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都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她不想参予政事，雍正却说“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以慰慈怀，并非干预政事也厂母后听了十分欣慰，勉励雍正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来告慰先皇在天之灵，造福天下亿万苍生。
雍正做皇子时常侍从父皇读书学习，游历四方，接理说这个位置和他无缘，因为他即不是老大，也不是正宫皇后亲生。可是一场废立太子风波，搅得诸王子为争权夺位，以至发展到手足相残的程度，老康熙面对如此局面伤痛过度，一病不起。
有史料记载当时状况：康熙病倒后，拒不服药，但求速死。并且严令任何人陈谏，违者重训，此时雍正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兄弟的至诚至孝，会同三阿哥允祉来到康熙病榻前，冒死苦劝：“父皇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取药饵。徒自勉强耽延，万国何所依赖。”他们的意思是说：
父皇你这么消瘦，又不看医生吃药，只这样耽搁下去，一国臣民百姓往后可依赖谁呢？
康熙被他们的话打动了，之后两人又进一步说：“臣等虽不知医理，愿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这句话就带有强制性的意思了，意思是说我们虽然不通医术，却愿意冒着被杀的危险请求您看病，这病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当然，这种强制是康熙最乐于接受的，因为他从中看到了雍正、允祉的一番孝心。
恰恰就是这一份孝心，使雍正和允祉受到康熙的赏识。
康熙病好后，立即为雍正和允祉加官进爵。并当着满朝文武表扬了他们。在对待太子问题上，他所表现的胸怀大度，八面玲珑的风范更是让其他皇子望尘莫及。
允扔第一次被废时，大阿哥允？、八阿哥允？是夺储派实力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雍正根本无力与老大、老八抗衡。同时，假如老大、老八中任何一人被立为太子，对雍正都是不利的。因为他们一旦被立为太子后，就再难被扳倒了。因此，雍正暗中采取支持允扔的立场。
支持允扔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康熙是在盛怒之下废除允扔的。因此，废除允扔不久康熙就有了反悔之意。雍正摸透了康熙的心思，采取了支持允扔的策略。这样，他就不露痕迹地获得了康熙的好感。另外，由于当时太子成了众矢之的，除雍正之外，几乎所有皇子都对允扔落井下石。而雍正支持允扔，必然会使允扔感激涕零。
事实果然如此，康熙在囚禁允扔之后，开始着手起草“废太子告天文书”，并将告天文书给被拘禁的允扔观看。允？循后说：“我的太子位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何必告天？”
此时，大阿哥允提、九阿哥允糖以及雍正负责看押允扔急于夺取储位的大阿哥当即就把允扔的话回报了康熙。致使康熙木怒，并传口谕：“做乃是受天之命，如此大事，岂不告天之理，允扔悖逆，以后他的话不必奏闻了。”于是，允？将康熙谕旨传达给允扔，允扔担心被诸兄弟陷害，因此再求告：“父皇若说我别样不是，事事皆有，唯弑君一事，我绝无此心，须代我奏明。”
众皇子对允扔的求告多半无动于衷，唯独雍正力排众议，极力坚持替允扔回奏，而康熙听了回奏，非但没怪罪雍正，反而认为他这样做是顾念父子手足亲情，因此对雍正加深了好感。
这就是雍正过人的心智，他既不像大阿哥允？、八阿哥允棋那样公然地谋取储位，同时也不像二阿哥允祉那样釜底拆老大、老八的台。相反，他表面上曾一度向大阿哥、八阿哥靠拢，另外，他也知道八阿哥允棋等人企图行刺太子，但他也并没向康熙揭发这个阴谋。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当时诸子争位互不相让的气氛中，雍正的这种大度作风，顾念父子手足亲情，再次让康熙感觉到雍正的深明大义、性量过人、注重手足亲情的胸怀。
雍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善于从做人的基本道理启发一个大臣的行为品性，而不是仅仅从专权的角度去命令大臣，这一点似乎与我们理解的有所不同。但是真正拥有雄才大略的。人并不是靠权势去制服别人，而是靠“诚实”去感动身边的人，靠智慧去启迪别人，雍正在这方面修为可是让后人有口皆碑的。
智经100礼代之邦，尊佛、儒、道
“世言儒、佛、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虽殊，而其体则一，盖古近只此一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雍正
历代帝王为了维护其一统江山，使四海臣服，第一是人心归服，雍正明白治世必先治心的道理，所以在他在位的十几年间，时时不忘教导天下臣民，崇尚佛、儒、道，修心养性。
雍正倾心仙佛，崇拜神明，他认为：“从来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响，凡地方水旱灾害，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失阙失，或督抚大吏不修其职，或郡守县令不得其人，或乡邑之中人心诈伪，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而召灾枝！”
“凡兴一役，举一事，必先尽其心，殚其力。谋之人，听之天，而后冀有成功。能如是，将见人事尽于下，天道威于上，不期其应而无不应矣。”督抚大臣果能公忠体国，实心爱民，必能感召天和，赐嘉祥于其所辖之地。”等等言论，不一而足。由于雍正性喜祥瑞，并以此作为衡量地方官吏优劣的标准，所以外官朝臣，多用欺骗手段假报祥瑞，以换得雍正帝的欢心和赏识。雍正本人也往往以此为荣，以炫耀自己的功德。自雍正朝始，臣工报奏的祥瑞便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什么瑞雪降、庆云现、珍兽出、异禽见、黄河清、甘泉涌等，无非阿谀奉迎，欺上瞒下。如雍正元年八月，大学士等上言：“江西、山东所产麦谷，皆两只双穗；蜀麦一秆四穗；内池莲房同茎分蒂。诸瑞叠呈，实皆皇上圣德之所感召。”雍正听了很高兴，当即宣付史馆，记人史册。
可世事难料，有些不法之徒为了骗取宠信，瞎编乱盖，搞得乌烟瘴气，庸俗不堪，连雍正有时也难以接受。如松花江提督高其位报：“飞鸦食虫，秋禾丰茂”，并要求宣付史馆。雍正对此不以为然，在谕旨中对宣付史馆一事只是漫不经心地批了三个字：“不必行”。直隶总督李卫，曾多次奏报衙署所在地保定出现祥瑞，使雍正产生了怀疑：“保郡相离不过三百余里，何都中竟不见之耶？”还有的官报嘉禾，说一茎多至十余穗或二十四穗，也被雍正帝识破，指出那是多穗谷，又名“龙爪谷”，别拿来冒充。
当然这些阿谀奉承之辈，得到的回报是失去了对其的好感，也失去了官位的安全感，更别说借此高升了。
雍正年轻时曾找人代已出家，建立了京师大觉寺招揽佛子，自号“园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
亲自撰写佛学著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干预梵宫事务。雍正二年七月初二，他在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奏折上竟自喻为和尚，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不是真出世，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他曾作一首题为《自疑》的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僧”，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是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佛爷。从他同佛教禅僧极为密切的关系来看，从他自称是教主，晚年在宫中举行法会，讲说佛法，供佛施僧的行为来看，虽远不及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但确是自认为在家修道的佛徒。
雍正主张三教同源，“世言儒、佛、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虽殊，而其体则一，盖古近只此一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其中以佛治心、同归于善是此论中心。他鼓吹圣主高明论，“其立教者大抵皆生知上哲超越等伦之人”，目的是肯定自己。他提出了华夷无殊类的主张，在其所撰《大义觉迷录》中言道：“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为天下君……我朝既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溪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规？”主观上以此维护满洲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强调他自身为“德者”而专制天下，客观上也有加强国家统一、缓和民族矛盾的积极作用。他以帝王之尊，又兼禅门宗师，曾亲自开堂授徒，为王公大臣讲佛说法，著名弟子有八人，即皇十六弟庄亲王允禄，号“爱月居士”；皇十七弟果亲王允礼，号“自得居士”；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号“长春居士”；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号“旭日居士”；多罗郡王福彭，号“如心居士”；大学士鄂尔泰，号“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号“澄怀居士”；右都御史张照，号“得意居士”。他汇总上述八人的佛学著作，又加上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和大僧超善、若水等人的著述，编辑刊刻了一本“大全”式的书，名曰《当今法令》，并亲自为这本书作序，可谓笃信至深，不遗余力。
雍正在崇尚佛教的同时，大力推行儒教为国教。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追封孔子先世为王。
他说：天地君亲师是人人所至为尊重的，而阐明天地君亲大义的则是教育，教育又以孔子为最优，所以自幼读书，就极其崇敬他，但孔子既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已脱离人臣的封号，没有办法再尊称了，因此决定追封孔子五世光人。
把他们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为王爵。二年（1724年），雍正将“幸学”改称“诣学”。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谕告礼部，过去帝王去学宫，称做“幸学”，尊帝王之巡幸，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后凡去太学，一应奏章记住，“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同年六月，曲阜孔庙火灾，烧了大成殿及两庑，雍正命工部堂官赶去兴修。
雍正还对孔子的名讳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如“丘”都改成“邱”读“期”音等。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亲书“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于天下学宫。为曲阜孔庙书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对联，并书大成殿榜额，还应衍圣公孔传铎之情，为《圣迹图像》作序文，亲自书写。又亲祭孔子。过去帝王在奠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礼，雍正径行下跪，事后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他不按照仪注所定行礼没有错误，因“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他是把孔子真正当作老师来对待了。雍正五年（1727年），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其典礼规格同于康熙圣诞节，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诚斋肃。孔子诞辰祀典，过去本为中祀，至此改为大祀了。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以圣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不足以光祀典，因特设执事官，三品的二员，四品的四员。
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拣选，报礼部备案。同年十月，曲阜孔庙大成殿修成，“黄瓦画栋，悉访宫殿制”，所用器皿，也由宫中颁出，用银一百一十五万两。雍正命五皇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参加落成告祭典礼，弘昼回京复命，奏报孔林围墙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孔，自有他的认识。他说：“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他又说：“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他直言不讳，讲君主从孔子学说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极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一实现，没有犯上作乱的，君主的统治就安稳，当然是帝王从中受益最多了。过去的人们只讲遵循孔子名教，使风俗端淳，于民有益，不懂得对君主的好处更大。
他体察到了，公开地讲出来，这有他坦白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比大多数统治者要认识得深刻。更懂得治国之道和儒教之玄相互感应的万古不易之法，他说：“儒学之礼在于熟识洞知乃能立心行事。”
智经101三学并举，致君泽民
“崇佛、信道、尊孔，吸其精华，求其共性，不怕你不解经。”
——雍正
雍正举三教的根本所在，在于教化臣民尊经守法，便于天下大治。
儒家的五常百引，“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导人于善，都是劝导人们弃恶扬善，循规蹈矩做个好臣民的绝好教材，雍正认为：“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劝善，共同起着“致君泽民’’的作用，儒家天人感应说警戒人们省修过愆，雍正认为求佛也是如此，他说：“天人感应之理无他，日诚敬而已。”当人诚心拜佛，不管那人的身份贵贱智商的高低，他同样会弓起神明的怜悯而给予拯救和惠泽。
雍正还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他在编选佛家语录时，把道家紫阳真人从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赠张伯端为“大慈园通禅仙紫阳真人”。
推崇道家著作《悟真篇》。
雍正尊懦，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信佛辩解。他把道家的著作归入佛家典籍，使佛经驳杂了，但却是把道儒入于佛，含有扬佛的意思。所以雍正揉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于提倡佛教。当然，揉合了三教，更可以全面利用它们，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五年，青年时做过和尚的沈近思升任左部御史，雍正问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陈说一些。”沈近思答道：“臣少年潦倒时逃于佛门，特到进入学宫，专心于经世之学，以报效国家，哪有闲情顾及佛学。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之学，但是万机庶务，系于圣躬一身，是以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臣就懂得佛学，也不敢向主上妄陈，以分圣虑。”雍正改容正色称是。
沈近思的回答有理有据，深显大义，可见真是忠臣啊。
孔子云：“以直报怨。”沈近思以直报乖，不与皇上逢场做戏，显示了与其他一些逢迎之臣不同的耿骨之气，这就是位真君子。随君王问什么，以直陈言，不谄媚，不曲意，虽帝王也莫奈之何，可见雍正选这样的人作御史，专门从事督察和弹颏。上谏工作，是选用得很准的。这样的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
雍正也是位本真的帝王，正容而不动怒，即能知过而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