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吕留良个人，虽去世多年仍开棺戮尸，足以见雍正恨之甚切。此外，他还数次降密旨于浙江总督李卫：“倘吕留良子孙或有隐匿漏纵者，在卿干系非轻，此旨不可宜露，逆贼吕留良剁尸旨天，若留寸骨于世，亦使不得，不可草率办理，密大之。”“将逆贼吕留良子孙察访根究，勿使隐匿漏网，不令逆贼寸骨留得人间”，并强调“此人乃朕君父宗杜之仇傩也”。这就是说，雍正对吕门中人采取了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政策。其所以不留吕留良寸骨于世，在于他以宗教为鉴，生恐汉人奉为至宝，崇拜敬仰之故。雍正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与满清为敌的汉人似乎是杀不绝的，于是，他采用了主动和解这一心智。为此他在对吕尸进行疯狂屠戮的同时，也对满州贵族及其官僚势力排挤敌视汉人的做法予以打击，试图安抚汉人，以此来平衡满汉关系，维护其满清王朝的统治地位。
雍正六年十二月，镶黄旗副都统满珠西尔向雍正建议，称：“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参用满州人，不宜用汉人。”非常明显，满珠西尔的这个建议是从扩大满州官僚对现有武装力量的控制着眼的。但是雍正非但没采纳这个建议，而且还就此谴责了？、傅鼐等旗人官僚歧视汉人的行为，并阐明了自己“满汉一理，汉满一家”的思想。
雍正说：“从来为治之道，必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
若因满汉存分别彼此之见，则是有意猜疑，互相膜视，岂可以为治乎？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乃人情之常事。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洲，为汉人也。自我太祖开国之初，即兼用满汉之人，是以规模宏远，中外归心。盖汉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变乱之际，汉人中能奋勇效力以及捐躯殉节者颇不乏人，岂町谓汉人不当用乎？满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贪赃枉法、罔上行私之辈，岂亦可因其为满洲而用之乎？且满洲人数本少，今只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尚觉足以办理，若将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补用，则人数甚为不敷，势必有虽缺尤而无补授之人，成何理也？联屡谕在延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勿各存私见而分彼此，在满洲当礼重汉人，勿有意以相轻；在汉人当亲满爱满洲，勿有意以相远，始为存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聪明颇众，此惟不必强同，亦且可相济而为理者也。至若语言嗜好之间、服食起居之末，从俗从宜，各得其适。此则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亦不同，岂但满洲与汉人而相异乎？其实人之所以为人者，事君当忠，事亲当孝，臣子之职当公而忘私，国尔忘家，则其理本无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长、相笑以所短、相悦以所同、相憎以所异也？”
他还在给蔡？、傅鼎二人的批示上说：“向来为此言者亦有其人，蔡？、傅鼐等皆屡陈奏。联思为此说之故有二：
一则识见卑鄙、毫无所知之人，故有此区别之情；二则怀挟私邪思、欲扰乱国政之人，故为此谬亡之论也。联御以来，惟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之际，必期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故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虽疏远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已坏法乱政，虽亲近之人而必黜，总无分别满汉之见，惟知天下为公，凡中外诸臣皆宜深体联怀，共为和协，股肱手足交相为济，则国家深有倚赖，久安长治之道，当必由于此也。”
通过上述论证严密、论说有力的言词，可以看出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统治者，有敏锐洞察力，同时又有渊博知识的政治家，雍正深晓笼络汉人、信任汉人对巩固大清帝业的重要。因此他既有防范镇压反抗的高招，也有禁止满州贵族排挤汉官的诚意。他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位高明的魔术师，即面对满汉两根钢丝绳，精心玩弄着平衡游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满汉两族人民接受“天下共主”。使四海之内，满汉一家，—缓和了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以利万世基业长治久安，四海清平。
智经92留心为人，小心处事
“不留心为人，必误应办之事。”
——雍正
雍正在位期间，作了一个自我评价：“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
是他大言不渐还是事实使然。至少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勤政”是一般帝王所不及的。而且，记忆力惊人，处理事务非常仔细认真，即使是细微之处，都能明察秋毫，过目不忘，一发现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之处便会立即予以教训。
雍正元年，年羹尧上一奏折，大学士已经议论回复；后蔡廷有同样内容的折子上奏，大学士没有察觉，呈交雍正，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
六年，署理浙江总督蔡桂上奏折说明侦稽甘凤池之事，雍正阅后批示：“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眷渎奏，是何意见耶？”具体上奏人忘了这是重复奏报，但日理万机的对其前折倒是印象很深。
雍正办事之小心处处可见。
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惮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可见，他不是挑大臣们的刺，而是他本身办事认真精细的习惯使然，并不断以此要臣下和他一样紧张忙碌。
雍正不许官员设立戏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们贪污腐化，耽于朝政，败坏风俗，则是首先考虑的。担心“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驰”。
由于有些官员办事拖沓，因循迟延，加上个别怠惰早退，使雍正极为恼火，于是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就要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
雍正每日召见大臣，议决事情。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日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也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非常认真，处理及时。当天的事当天处理是雍正的风格。
如三年四月十七日在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折上殊批，询问年羹尧向河南运送资财的去向和河北镇总兵纪成斌的为人。
五月初六日田文镜回奏报告说已派人了解年的问题，并谈了对纪的印象。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初六日，头尾算上才20天，他们君臣的笔谈，就进行了一个来回。
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镜进一步上奏说明年、纪二人的情况。雍正阅后，在？批中又问及道员佟世饼的为人。同一天，田文镜还进呈了一谢恩折，雍正也写了？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镜就见到这份？批了。田文镜随后于二十一日向雍正奏报了佟世鳞的问题。这其中总共16天。
开封到北京的路程是1600里，来回3200里。这些奏折，都由田文镜家人呈递，不可能像驿站传送公文那样，可以日行达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这16天，主要是路上来回占用了，雍正一收到奏折马上批阅，随即发出。他常常通宵达旦地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因为是些平常的事情而拖延，可见其行政效率之高。
对雍正事无巨细均亲自处理的作风，有些大臣不以为然。认为雍正胡子眉毛一把抓，太“烦苛琐细”，希望人君不要亲理庶务。
雍正对此辩解说，他是效法康熙六十余年的勤政精神，并且强调自己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不可稍图暇逸。
他说，如果大家都效忠为国，努力做事。奏章再多，我个人也乐于浏览，并不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如果众人都苟且颓唐，导致政务废驰，一天没有一份奏章，我心里倒是忐忑不安。
雍正二年七月，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把反对他躬理细务的人归之朋党，认为他们担心当今君主英明，只是想方设法蒙蔽君主来谋取个人的私利，实在可恶。
话都这么说了，谁还敢非议雍正亲理庶务？
朝乾夕惕，励精图治，雍正是当之无愧的。
正是因为雍正的以身作则，带动了身边的臣民，开创了“振百年之颓风”的局面。
智经93责任在身，怎能不勤
“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及至今日如何图得安闲？既有责任在身，非勤不可。”
——雍正
雍正自幼在父兄的影响下受过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和汉文，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并有自己的见地，不象章句腐儒咬文嚼字，在儒家圣贤的字句里转悠，做为统治以汉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雍正的学识在治国方面是有相当造诣的。
他认为：“仁义道德之理见于词章者为文，见于躬行者为行，实有诸己则为忠，诚孚于物则为信。分之固为四端，合之则此一理，圣人四教，即谓之一教亦可。”他把仁义道德的观念贯穿于文行忠信之中，即以仁义道德解释文行忠信，使它们凝为一体，就比那些章句经师讲解高明了。雍正又说，在书经讲义里，谓人君以天之心为心，臣下则以君主之心为心，他认为这同君臣一德一心观念不合，君臣都要以天心为心。臣下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本来就是要忠君，现在以天心为心，要对天负责，对臣子的要求更高了。对于儒家讲的智、仁、勇，雍正也有他的理解，他说：
圣人统言智、仁、勇，乃一贯之义，如遇有益于民应行之善政，见得透彻，即毅然行之，则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尝非一事，若将三字误会，恐涉于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反将圣人之言误解矣。他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联系，以其之智，认识教和刑的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无论是来自哪个民族，作为，不懂中国史自然要惹笑话。如元朝的不懂中国历史，甚至，不愿到北京处理朝政，只是天冷了才到北京，天热了又回蒙古。所以最后又骑着马儿离开了北京。雍正像清朝其他一样吸取了历史教训，认真学习，所以才这样懂史。懂史的目的也在于汲取历朝历代的治国经验，用于改善和强化统治地位。这是必然的。
在清朝以前，历代中国帝王的崇祀纪念，只是对开国的二十一名而言，其他的只是顺便从祀，也即捎带着纪念一下。从祀的功臣也只有三十九人。雍正据此则认为，那些非开国创业的继位之君，也有许多的统治经验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也许是怕人看不起继位的，他才这样说的吧。但由此可以说：不怕说不到，就怕想不到，既然能说到，必然能想到。说明雍正是很想有所作为的，这一点无可怀疑。
雍正不但说不是开国君主也值得祟尊，而对历代开国的大臣也很称赞，说：“亦皆川岳钟灵，为时辅佐继位的大臣，比那些跟着打天下的大臣也不差什么。”此话说得并非无道理，所谓得江山易，守江山难。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破坏到底容易些，建设则殊非易事。雍正这种说法，使得那些跟着他治理天下的文武大臣听着特顺耳，心理感觉上也会有一点飘飘然。
因此，雍正增祀守成（继承王位垂手可得天下的皇帝）的帝王一百四十三人，功臣四十人。也就是在可祭礼的历代开国中的“花名册”上，增加了一百多个继位的，和几十名功臣，与此同时，雍正并作（历代帝王庙碑文），以记其事雍正的确博学，对历代功臣知道得很多，尤其是他对唐朝的魏征大加赞赏。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魏征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谏议大夫、秘书临、侍中，封为郑国公。魏征曾进谏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君王知足自戒，止兴作以安民，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去谗邪，慎刑法。雍正认为，魏征的君臣论治，很值得本朝吸取，于是亲书魏征的“十思疏”，置于屏风，朝夕诵读观鉴。又亲书多幅，颁赐给田文镜等宠臣，以便君臣共勉。
雍正评论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用以训诲大臣的事很多。譬如他曾赠给户部一幅“九式经邦”刻匾额，并赐文要求户部要以周制忠于职守，他认为，户部若按《周礼》九式之法施行用财的节度，对当朝的经济财政定会有利。
由此看来雍正自然不是无学之君，对中国的史学及经学是很通的。同时，他以史为镜，以史为师，所学的东西也无不是正面的。
雍正文思敏捷，于日理万机之中，往往亲自书写殊谕（给大臣的指示）、？批（在大臣奏折上的批语），少则精简十字，多则上千言，都是一挥而就。他的？谕，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人曾见到过，连书写都很工整，文字也流畅而且间有口语，卷面一字一字地写得十分整洁，很少涂抹。？批也是如此。
举一例子。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殊谕中说：“使臣中佛保回来所奏之折，抄来发于你看。未出尔之所（料）略。但你临行之奏，待他来人轻淡之论，朕少不然。朕意仍如前番相待，何也？今换人来矣，想策旺（准噶尔都蒙古领袖策旺阿拉布）疑根敦（根敦是策旺阿拉布遣去北京讲和的使臣），与事无益，二者朕总是在推心置腹，不因彼变迁而随之转移，总以无知小儿之辈待之，体理复彰，你意为何如？再其所请求之事，逐款当（如）何处，将你意见写来联看。他如（此）待留罗卜藏丹津（青海叛乱首领）之意，你竟如何？
他的人来，一路上仍加意令其足感激，可速谕一路应事官员知悉。再他又向藏之论，此信未必也。可速速详悉逐条写奏以闻。特谕。”
一见到这个原件的人说，完整百余字中，只抹去一个“料”字，改为“略”字，再则加了个“如”、“此”二字，别无涂画。
另有一？谕，原文是：“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闻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种愚顽总不论是非情理，迷惑于此无理之道者，实不可解。并拉什、特古特等闻之，皆为之辨（变）色，虽，中挫争云是，光景甚属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实超出于此辈庸僧，时将正经佛法开异他们众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几次矣。然皆有貌感而。
不然之景。虽然你知道了，北边一带蒙古之众心亦不可不照顾，朕借此机会亦欲言明正经佛法，严敕喇嘛护教，当端其本，敬僧必择其人，连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严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但再若如有如前当行处，亦不可因此姑容。
善后之策，甚属紧要，不可因小而误大，图缓而略急。联之闻见，全谕你来，你知道后只管相时度机而行，你的见识再不得错的，朕信得及。”
一全谕约三百言，只涂改一字，添增十余字。可见雍正皇帝文思敏捷，往往一气呵成，下笔且准，是清朝前历代不能比的。
雍正以前的帝王，很少有能成文的，或者有，但也很少见之于经典文著中。《古文观止》录名文二百多篇，帝王文仅见有汉朝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四位诏文，就连的语录也难以找到。《高帝求贤诏》是《古文观止》上录的汉朝开国君王刘邦文辞：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朝周文王姬昌），伯者（诸侯的领袖）莫高于齐桓（春秋五霸之霸首），皆待贤而成名。
今天下贤者智能，岂持占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平定，打杖之意）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也。”
刘邦之文，言简意赅，文理清晰，语言流畅，求贤心雍正是比不上。可是雍正之文，大都是在言谈抄批之中，文多口语，无暇修饰，成文于日理万机之中，也无可指评，这——点，清朝以前的是很难比得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