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并不发达的封建礼会，雍正能把一件利国富民的举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推行下去，是很值得人们称道的。
智经82农业为本，粮食第一
“导民务农为第一要政，若只纸上空文，何益也？”
——雍正
雍正贯彻的基本国策是“导民务农为第要政”，句话把“农业”在国家众多事务中推上首位，高度肯定了农业是国家强盛根本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农业，才能振兴国民。
康熙束年，由于康熙主张宽仁政治，同时也因为康熙晚年时倦于政务，致使吏治不清、官员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出现了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经济萎靡十振的现象，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为继承者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也促使一代改革雍正，在一个似乎还不至于一闭糟的国家里，开始了皇朝的“中兴”
试验。留下了许许多多给人启迪的辉煌之举，让今人评说。
雍正即位不久，就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宰天下农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宁止，治不可得”。他较清楚地看到人口繁多、垦田有限而食粮不足的问题，还有，他也很清楚的认识到康熙来年，清政府出现了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经济萎靡不振的现象。
为此雍正提出了重农务本，裕国安民的重要治国方略。
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能在当政的十三年间，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这种政治方针，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兼之幅亘辽阔，人口众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历来就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看不到这一点，不懂养民，便是误国昏君。因此，雍正一上台就说：“稼穑为生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庄稼是生命的关键，农业是君主们按天意养活百姓、安邦定国的根本之所在，离开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它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入就是受上苍之命，指点老百姓种田养家，以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思想，雍正实施了以下几项措施。
大力推行垦田：雍正充分认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所造成的地少人多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大力推广和奖励垦田。
以扩大耕地面积的计划。雍正二年，雍正说开垦能够解决民食问题，“于百姓最有裨益。”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垦荒中的一些难题：过去民间报垦，官员勒索费用，以致垦荒之费比买田价格还高，故而农民不愿报垦。雍正下令，允许民人因地制宜，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挠。从前报垦，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命水田照旧，旱田推迟为十年，并着为定例。山西、河南、山东闲旷土地，民人无力开垦的，官给牛具，起科后官给执照，永为世业。垦荒令下达后，各地陆续推行，而以田文镜在河南实行最有力。据记载，他严饬垦荒，在雍正元年至八年的八年中，垦荒和自首的隐田共五万四千一百顷，而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的五十三年中，报垦和首隐的为十二万六千九百顷。这就是说康熙年间河南每年平均增加垦首田近二千四百顷。雍正间为四千六百多顷，后者比前者增长速度高出一点六七倍。记载又说，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税田为六十二万九千多顷，以八年的首垦出论，它占到垦田总数的盲分之八点二，可见河南垦首田增加的速度快，幅度大。在这报垦荒田中也有弄虚作假的。有的地方官为显示政绩而谎报垦田数字，“以虚粮累民”。有的按现耕田加赋，以多征之税，虚报垦田：当王士俊接任河东总督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雍正在晚年也意识到事情的乖张，他说，地方上报垦荒，有的以多报少，有的以少报多，或将已垦之地重报，荒熟地亩不分混行造报，要给予不同的处分。他死后，反对虚报垦荒的人很多，乾隆带头指责王士俊的垦荒是“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见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大学十朱轼“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监察御史金溶要求“开垦之地，缓其升科”。给事中曹一士请禁州县捏报垦荒，勿使“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他说得很好，雍正号召垦荒，原想增加生产，虽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在垦荒中，雍正有组织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搞直隶营田。三年（1725年）春天，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在保定挖沟渠、兴水利的事，雍正责怪他孟浪，说：“此事必通盘将地之高下，水之去来，明白绘画审视，斟酌而后可定”。他赞成修水利，但主张审慎，先作考察，了解河水来龙去脉，地形高低，以便设计优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预期效果。李维钧想干就干，因而不合他的心意。这一年直隶大水灾，促仙雍正下决心早日经营畿辅地区的水利，当即派怡亲上允柞、大学士朱轼率员考察，经过他们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制成水域图进呈。雍正见到，大为欣赏，赞扬他们“于直隶地方东西南二面数十里之广，俱身履其地，不惮顿劳，凡巨川细流，莫不穷究竟委，相度周详，皿因地制宜，准今酌占，曲尽筹画，以期有益寸：民生”。于是设立营田水利府，下辖四个营田局，委派允样、朱轼董理其事，兴办直隶水利田为加速工程的进度，朱轼提出四项建议：一是民人自行营田，照亩积多寡，给予九晶以上、五品以下的顶戴，鼓励人垦辟；二是到水利府工程处效力的民人，视其包干完成的亿程量的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三是降级、革职的官员赴工程处效力者，工成准予开复；四是流徙以上的罪犯效力者，准予减刑等。这是开捐纳，借民人和官员的力量兴造水利，但朱轼说是为收“谙练之员效力营田”，“集众力厚民生”，不是国家舍不得出工本。雍正批准了朱轼的建议，在五年（1727年）就大力开展起来。营田工程有两项内容，一是修治河道，疏浚建闸，二是造田，主要是水田。据担任营田观察使的陈仪讲，工程中注意“留湖心毋垦”，即建设水库，宣泄洪水。当时要增加垦田，留湖心就与它矛盾，从长远利益看还以留湖心为宜，所以陈仪说这是措施中的妙着，“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北方农民不懂得种水田，雍正命招募江南、浙江的老农来进行教耕，所需水田农具和水利工具，延请江浙一工匠制造，并命直隶工匠跟从学习，以便把技术传接下来。营田很快收到一，些效果，雍正五年（1727年），官私垦田八千多顷，每亩可收稻谷五至七石。北方人不习惯吃稻米，雍正命发官帑平价收购，不使谷贱伤农。有的地方官强迫农民出卖，雍正对这种劣员非常痛恨，说他们“较之切贪劣之员，尤为可恶”，命直隶总督严参治罪。雍正对与事官员严格实行奖惩制度，以期务实事。知县李汇茂在洪水爆发时，奋力防护堤工，擢为知府。
知县吴梁实心办事，亦升为知府。知县魏德茂专务虚名，防守工程废弛，革职。徐谷瑞见堤工危险，推倭规避，交吏部议处。雍正坚持直隶营田，直至末年。乾隆对此不热心，认为营田是地力上的事，决定撤销水利局，将它的业务交所在州县官管理，事实上取消了营田。促成乾隆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可能是捐赎事例。清制，捐纳监生，需要用银三百两、而直隶营田捐赎例规定，营田—亩，相当于交银一两，开渠建闸用银一两作营田一亩计，只需用一百两银子建设背田、就可成为监生，比定例交银，减少了二分之：的费用；其他营田捐纳职员，州同的费用，也比单纯交银子的少：雍正原意是以此招徕人民，加速垦辟，但实行一长，就同捐纳成例产生较大矛盾，因有“名器监觞”之讥。当然，营田要能坚持下去，必须根治直隶河道，这是雍正、乾隆父子做不到的，所以只能行于一时，而不能持久。盲隶水利田问题，一直为一些帝王和地方官留意，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唐朝瀛州刺史卢晖、宋代制置河北屯田使何承矩、明代忏应蚊都搞过引水灌溉，元代郭守敬、明朝徐贞明之论畿输水利更为着名，但以帝王而顷注巨大心血的，要数雍正了。仅此事，不能不说他关心农业生产。
一：是雍正还组织了宁夏垦荒。雍正二年，雍正制，陕总督年羹尧到宁夏察看河渠，三年，改宁夏左、右卫为宁夏府，下辖四县，五年，增置新渠县，雍正七年，又设宝丰县。设府添县，反映宁夏地区的发展。雍正听说该地若得水利，可垦地二万余顷，若每户授田百亩，可安置二万户。因此特派大臣单畴书到宁夏插汉拖灰，与陕西总督、甘肃巡抚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垦种，官给牛具籽种银两，所辟土地，永为世业，还号召宁夏籍的文武官员在原籍尽力开垦。雍正七年，单畴书死在宁夏工程上，就派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宁夏原有大清、汉、唐三条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浅，雍正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开？惠农、昌润二渠，工程取得一些进展。雍正十年固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较多，顾不上宁夏河工，撤回通智、史在甲，将其事交宁夏水利同知专管，即按常规进行—乾隆三年撤销新渠、宝丰两个县的建制，说明宁夏水利工程未达预期效果。
在垦田方面，雍正还注意到四川的开发。当时四川仍处地广人稀的状态，农民生产技术落后，雍正命地方官劝谕开垦，招聘湖广、江西在四川的老农教授土着居民垦荒的方法、给予老农衣粮，等到开垦有成效了，给以老农顶戴。雍正六年，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民人数十万进入四川，雍正命根据各地区流来人口的多寡，分给三四十亩，五六十亩不等的荒地，并给牛种口粮，以事安置。
雍正还修筑了浙江、江南海塘。雍正元年，他指出，康熙年间建筑浙江海塘时，官员没有实心办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二年就派业部尚书朱轼往江浙会同巡抚何天培、法海商议修治办法，朱轼提出动用帑银十五万两筑浙江海塘，十九万两筑松江海塘，雍正予以批准。松江海塘开始修筑的是土塘，雍正说不牢固，东南是财赋重地，应保证安全，改筑石塘。后来在石塘之外，增修贴石土塘—道在施工中，浙江总督表示将不可缓待的工程，先行抢修，随后奏闻，雍正同意照办。浙江、江南修了诲塘，而江北盐场出了大事。一次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十九个盐场被淹，溺死灶丁男妇四万九千余人。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办事不免主观而不尊重实际，疏忽了事情的缓慢轻重。也说明他救荒心切，不管办法可行与否，总想‘试。但他能注意到使老百姓休养生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问题。我们在回头看待这个历史人物时要从历史积极的一面给予肯定，他在重视农业造福百姓这个根本问题上是值得我们予以肯定和继承的。
智经83躬身务农，昭示百姓
“尔可着实用心办理，得闲亲身督催，落实农事。”
——雍正
领导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最能带动群众，影响部下的，他胜过世界—任何最动听员美丽的说教，雍正就是深谙个中的高手，早在他统治的雍正王朝时就亲自扶犁耕地，亲自割禾播种——这就是雍正推行的耕？礼。
“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
礼备明神格，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亲耕？田有感而作。他自二年：月首行亲耕？礼，以后经常举行。康熙于十一年（1672年）行耕？礼，到雍正再举行，是实现“五十昔余年之旷典”。行耕？礼，始于周天子，是以农为邦本的观念和政策的表现形式，如权文帝所说：“农，天下之本，其开？田，联躬耕以给宗庙粢盛”。雍正在春耕伊始，亲自开犁，和先代帝王‘样，也正如他诗中所述，表现他对农本的重视。耕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于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备置藉田，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敬天勤民”，学习注重农功的精神，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的命令立刻得到实现，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
礼：州县的？田只有四亩九分，但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民生产情绪，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好的地方，促进了农业生产。河南松江府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这是推行耕？
礼和老农顶戴政策，起了提高农民生产热情的作用。
贵为——国之君都亲自下田耕地了，你说以农为本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不加倍苦干，以百姓为衣食父母的官员又怎能不身先上卒呢’从现代管理角度看，一个领导者的智谋，就在于他如何以身作则，进而调动起人家的积极性，而雍正恰恰是深谙此种领导智谋的帝王，皇上既然带了个好头，各级地方官吏当然也必须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此后，雍正下令，命令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也就是开出一块耕地，准备一切耕田器具，必须在每年仲春亥日举行耕？礼。他这样做，不但是为了让地方官吏通过劳动了解种田人的辛苦，以培养他们敬天勤民的精神，同时也为了使他们了解农事，少犯些盲目指挥的错误。
雍正的命令虽是金口玉言，但天高远，地方上还是有些封建官僚表面上虽响应他的号召，背地里却对此大不以为然。针对这一状况，雍正保持和发扬了他在康熙时期即有的“较真”劲儿，铁腕政治，力挫愚顽。
雍正五年九月，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某县知县杨询朋将？田荒芜，致使颗粒无收。雍正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革除杨询朋的职务，并罚他在该县耕田十年。这一做法堪称高绝：你不是摆臭老爷架子不肯耕种？田嘛，你不是好逸恶劳总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嘛，那好，就罚你老老实实做十年农夫，看你还舍不舍得把你的官老爷架子放下来。
雍正六年六月，又有浙江总督李卫参奏永康知县陈桂搞的“田典礼”草率而不合规定。为此，雍正也将其人革职查办。这就是说，就算你耕种？田了，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也不行，也同样要受到处罚。
表面上看，雍正对这些官员的处罚有些过火了，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却有其高明之处，俗话说，一层不治，何以治天下？一个地方官吏，连儿亩？田都整治不好，又怎么能治理好一方百姓呢？既然如此，干脆就罢了你的官儿，免得因你一人无能，而带累—方百姓跟你受苦。
雍正的这一心智，使地方上出现了许多懂得如何指导农业生产，以田为本，下力气抓农业生产的勤政官吏。在这些官员的劳动下，地方各层次的人都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当时的农业发展出现丁良好的势头。国力日渐昌隆，步入了一个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
智经84以农为本，发展工商
“民是朕民，商亦是朕民，民商一体也。”
——雍正
雍正在实施以农为主的基本决策的同时，对工商业采取的是扶持抑制结合的政策，明智的雍正很清楚地认识到：工商业的适当发展，在发展国力上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在批阅大臣奏折时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