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通政司左通政梁文科以卓见的目光上奏雍正，以政府开矿为业让剩余劳动力就业，不仅解了老百姓燃眉之急，更增加了政府税金收入，国库充盈，加强了官民一条心的政治道路，使雍正帝业更稳固发展。
智经4聘农为官，敢开先河
“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
——雍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雍正在身拥大清帝国的同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想把如此一个泱泱大国治理好，首要一条是昔天之下的数量最多的农民是支撑这大清帝国的基础，只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才能保证举国上下人民丰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饱受着上层社会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睿智过人的雍正一执政就语出惊人：“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从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作用和地位。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别人的问题已属光明之人，雍正虽居深宫，却能体察民间疾苦，贤明待人，并勇开先河让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也当当官，破除古代官农不平等的等级区别，真可谓吏治开明之君。
读书可以考官，庄稼种好了为什么不能当官，其实种好庄稼也是一门学问。
让有经验的老农当官，这是雍正发展农业又一独特见解。雍正曾经指出；“农人辛苦劳作以供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在这句话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靠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租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连那些不肖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的这一看法虽然有失偏激，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能注意到农民的不易已是难能可贵了。同时，他重视农业的做法也颇值得后人引以为鉴。
在封建帝王统治的时代，雍正有超前意识的认识，这种对农民封官，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朝野上下又一民权争取的象征，他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无过失的老农，授予他们八品顶戴，以示奖励。雍正这样做；是要在农民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提高农民垦田的积极性，农宫有义务用他们先进经验指导农业生产，让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
雍正认为，只有农民竭力耕耘，大幅度增产，才能解决食粮问题，国力才会强盛，同时特别强调要开发地利，扩大生产。他说：“朕闻江南、江西、湖广、粤东数省有一岁再熟之稻，宜大力推广，天下之所以食粮不足是因为土地之力有余，而播植之功不足。”他予老农顶戴就是希望在农民当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努力耕耘。同时，赋予老农督促农民生产的责任，起到农官的作用。但在实施中，州县官选择农官，听凭绅衿保荐，有的豪民就向绅衿馈送财物，邀得中选，使那些勤劳朴实的农民很难入选。一些无赖豪横之辈倒混个顶戴荣身，借以大耍威风，作恶乡里。有的老农击鼓升堂，他们传见农民时，俨然以父母官自居；有的自称“某县左堂”，建旗帜，设军牢捕役，以八品官自命。
发现这个问题后，雍正立即命令把那些冒称的农官革退，另选合适人选替补，并允许那些不法的农官及其举荐官员自首，对拒不自首的则严惩不贷。在他的命令下，那些劣绅无赖只好乖乖就范。
这件事，让入看出雍正的又一心智，既能大力推行改革，又能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弊端。这不但需要改革者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而且还要有大胆改正错误的豪气。
智经5人人自危，彼此牵制
“风起于青苹之末，大厦忽倾于俄顷，唯有密奏制，才能洞悉之。”
——雍正
若想国运昌隆，江山永固，必须选择得力的大臣做帮手。雍正深谙其中真谛，自有一套识别臣下之忠奸，使用臣下之短长，管理臣下之疏密的独特方略。
在他统治期间，给大臣制定了一‘套行为规范，他认为，大臣之所以“大”，就在于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离开了无私奉公的精神，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大臣，为大臣者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对待不掷职的官吏，采取的是“密折”制进谏文书，这在当时使一些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社会风气逐步好转。
经过几次政党之争和宫廷政变，在政权上雍正基本上巩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皇位。在此期间，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和独揽政权以及使群臣更信服自己，雍正大胆地开创并使用“密折”制。
雍正的政绩最辉煌耀目的便是他建立了“密折”制所谓“密折”，其实就是“密奏”，在给皇帝的奏折内附奏机密要事，主要是揭发一些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以及民情动向等等，这些密事只有皇帝一人知道，从而使官员们处于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的境况，人人自危，严防了官欲的恶性膨胀和腐败行为，同时也使政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
事实证明这种密折制是行之有效的，雍正将其推广要求各级官员严格执行“密”折制，鼓励他们每天上一道密折，要事无巨细，详略得当，雍正看完后要在上面批阅，对所呈密折他一分为二看待，有因有果地解决。
各大臣之间上奏密折必是在保密的前提条件下执行。
中国封建乏朝白占以来，臣之报告名称繁多，其中以奏折为正式公文的名称，是起用于清代的顺治年间。在康熙手里，密折作为一种实际的政治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不过，密折有了—套完整的制度运作，还得从雍正王朝开始算起。
清代君臣之间的“言路系统”大致是这样的：臣子们上的主要是“题本”和“奏本”。后来才添上了“密折”。
“题本”是弹劫、钱粮、兵马等文件，由省司加盖公章，方为有效，而“奏本”则是到任升转等不需加盖公章的有效奏折。
题本有两个阻碍君臣沟通的缺点：
一、手续很繁琐。它规定用宋体字来工工整整地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附本，必须由内阁先审核：送皇帝看过后，又要用满汉两种文字来誊写清楚。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很容易误事。
二、题本要由通政司来转送内阁，最后才上呈天子，过目的人多，也容易泄密。明代的权相严嵩，让他的继子能先于皇上知道任何人所说的任何言词，只要是不在自己一派的言词或对已不满的，就从中扣押，然后寻机打击对方，手段非常狠毒。题本的保密性差，并有可能使权臣垄断朝政‘奏本比题本手续简单，不过，它也得通过政司浏览后方用，所以两者的保密性都不强，而密折结构灵活，可自由书写，达到快捷速递，还可以“上达天听”，而由皇帝亲自拆阅，保密度极高，这一条君臣互动快递方式，对中国封建社会改革旧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密折制还造就了雍正这位文采著称的一代帝王。雍正帝在位期司，写下了千万余字的奏折批文，全部堪称世界奇文，况且数量之多是当今一些职业作家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另一个方面密折制将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做领导必须要有文化，胸中有墨水，否则你连批文都写不好，怎么去发号施令？这是从政规则，学而优则仕。雍正帝从密折制中锻炼出来的才知和思想影响了历史，使这种帝王文化精神一路沿承下来。
雍正皇帝的功高盖世之处就在于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种互相监督牵制的工作作风也代代相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几百年前他遗留下来的此举，放到现在仍行之有效，可见，雍正也确实是一位有博大心智的皇帝。
智经6仁者治国，所向披靡
“解放贱民，恢复自由，廓清天下，修明政治。
好大喜功，不可取之。”
——雍正
武以定国，文以安邦，欲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太平，需凭智略，雍正通晓事理，精于韬略，他深深地懂得泊天下要以仁者治国，才能万民拥戴。
雍正在处理违法乱纪事件时所用的是慎重民命，主张宽严恰当，严宽结合，以宽为宗旨，以严为手段的方法。使当时一些想以国法谋私利舞敝的官吏也不敢轻易行动，每到关系平民百姓的大案要案，他也是亲临其朝，亲阅其奏事，严防越级草菅人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与这一历史趋势相一致，于是雍正实行了“解放贱民，恢复自由”这一开明之举。
中国古代号称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但社会上的四民之外，另有贱民，即地位特别低微的生活群落。
他们或因民族异同，或受政治迫害，或因社会上莫名其妙的积习，被列入贱籍，终生不许脱离，也不容许和正常人通婚，不容许参加科举，只能从事一般人不愿从事的行当，还不能自由改变身份。
解放当时的贱民虽是仁政，但实施起来却很难，因为贱民只是一个少数、弱势的边缘群体，他们流于“沉默”，他们的苦难爱憎没有多少人理会，这就是他们生活很少见诸史籍的原因。
在当时社会里，一旦被封上“贱民”二字，就意谓着是被人侮辱和轻蔑的一群人。
雍正皇帝的仁义治国之道在当时很得人心，对于与人道原则相违的贱民，雍正下决心要革除旧习给他们以做普通人的自由。
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刚即位的皇上，请求除去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皇帝夺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皇帝夺位后，除了加害这些政敌本人，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由此称为乐户。这些乐户们早想脱离卑贱处境，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
年熙在奏疏中说这些乐户们是忠义之上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解除他们的贱籍，准许他们改业从良。
雍正见到年熙的奏章，很是赞同，但对于他们去掉“贱民”称呼后的自食其力的办法还尚待考虑，为此，雍正几次派大臣去当地实地考察，看原委情形是否如此，具体操作和解放贱民的方案又该如何具体实施。后来，大臣们分几批先后把调查奏章呈送雍正，这—次，他做到心中有底，可以按章办事了。
雍正皇帝礼部议行。王公大臣们秉从旨意，纷纷指责前朝，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就此批准山陕乐户改业从良，同时令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诗》曰：“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是说施恩惠于四方，使百姓的忧戚消除。
雍正解放贱民改业从良，实乃当时标榜千秋的大举措。
雍正元年七月，两江巡盐御史噶尔泰又上奏折，请求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革除，并解释说；“所谓惰民者相传为宋朝罪俘之遣，其内外率习污贱无赖，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所常用彼也不得服，特别以辱之者也。男子只许捕蛙、卖饧、逐鬼为业，妇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意思说，这种被称为惰民的人在农工商兵四民中没有益，据说是宋朝时有罪的俘虏，从内到外地被贬低得什么也不是，连常人的衣物也不准穿，只准其以捕蛙、卖饧、驱鬼、说媒、理发这些当时被人认为下贱的职业为业，是真正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使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雍正读此奏章，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除籍也是好事，是恢复贱人们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尽管当时确有达官贵人及诸多大臣的反对，但从大局出发，雍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给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特别是把地位互换再考虑一下而言，这些王公大臣们闻言也不敢再大加反对了。雍正于是令惰民削籍为自由平民，这一着实在大快人心。
雍正的除籍令下了以后，少数贱民改业从良，但大多数还未摆脱屈辱，原因是地方官有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固有封建意识特别浓厚的地方官绅，冒砍头之罪拒不执行。当时，苏州的丐户与宁波府的贱民没有得到削籍的很多，光绪三十年发生了第二次利害事件。
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绅衿顽固地制驭世仆，不容改业，如析门县的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按雍正例开豁为良，但李姓不依，照旧要周姓服役。道光元年，有个叫李庆芳的，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以致闹出人命来。
清政府对从良的贱民苛刻至极，多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令大多贱民从事实上还没有摆脱真正的奴役地位，雍正的一纸命令和解放民奴的努力，正因在下面基层实施困难，所以，还没有真正起到拯救全部贱民的美好心愿。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社会现实所决定，它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意识形态，再者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在当时也只能是这个条件。
具体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取消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法律依据。贱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照正常社会成员的方式进行生活，—定时期还可以应试出仕。
尽管社会已经给贱民从良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僧多粥少也没有办法，一些已被削籍的贱民仍从事着低下的社会劳动。
贱民的除籍，使他们几百年的积郁有所伸舒，生恬信心有所增强，奴性有所消减，从而使他们受到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这也是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生产力的某种解放。
再者，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与这一历史趋势相…致，雍正朝这一自上而下的“阶级解放”政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开明之举。
雍正在短短的几年里，削除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乐户贱民名籍，解决了数百年他们存在的压迫与凌辱，让他们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不仅给雍正的政治砝码加了重重的——笔，更主要的是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君土，他能做到此已是不易。
智经7清廉政治，惟以察吏
“彼时居官，大法小康，殆成风络。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惩治贪污，实为千我一时。”
——雍正
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成为封建时代官场的痼疾，从一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里，可以领略当时贪污之风之盛。清代康熙后期，由于康熙推行仁政对官吏包容，官吏更是肆无忌惮，欲为圣乾除弊政，雍正皇帝洞察政弊，运用手中的权力整顿吏治，强拳打击那些贪污受贿、祸国殃民的官场败类。
清廉为官，是雍正考查官吏的—种最基本的方法，他倡导“安民必先正己”。对那些弄虚作假的贪官污吏他有一整套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时时感觉头上有—明镜在照着自己，对其德行修整确是益处多多。
雍正的直接受命于最高决策者的特派员制度实施时，让这些心腹大臣带着自己的旨意，不时暗访民间，查处贪官污吏，其整治手段之严厉使当时的贪官污吏淡虎色变。
然而，亡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由于贪官污史对清查活动多方抵制，致使雍正不时遇到新的问题。为此雍正在清查亏空过程中，不时派遣特派员来解决一些难题。
雍正四年，大规模清查江西省的钱粮亏空。当时的巡抚裴率度明明知道各府州县仓谷亏空很多，但却隐瞒不报，对下面贪污官员也是极力包庇。长此以往，亏空局面难以改变。雍正当时大为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