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平时就密切注意各大臣的表现，发现杰出人才就大力扶植，用一颗诚挚的心去感动对方，使对方感激涕零，拚死忠诚，效命与己，鄂尔泰就是最杰出的一个，以致雍正在立储问题上能应付自如，别出心裁，做出让世人叹服不已的风光体面之事让大清基业稳如盘石。
秘密立储制度，是雍正有鉴于康熙晚年，因立储不当而导致内宫动荡，而苦心思忖出的一个创举。
雍正即位不到一年，创秘密立储，把继嗣写出，藏于匣内，密不示人。
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立储的原因和办法。
雍正说，圣祖仓猝立储，而能够得到成功，是因为他“神圣睿哲，自能主持”，今天，我为宗社的长泊久安，要及早为计，不过考虑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开建立，于是想出秘密建储的方法。他说：
“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这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晓，只有皇上一人预定。而正大光明之匾，更是谁都不能碰得。雍正宣布之后，问储臣有何意见。
隆科多忙奏称：“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拟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
诸王臣九卿等也皆免冠叩首，表示同意。
雍正于是令众臣退出，然而留下总理事务工大臣，将密封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始出。
这样就确立了秘密建储的制度。
雍正密建太子，颇有先见之明，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由“明立东宫”
导致的诸皇子勾心斗角争储位、储君与争权、储君骄纵等弊病。
这个制度，可以挑选适合的皇子为储君，不限定长子继位，有“传子传贤”的意思，比传统的嫡长制要好得多。
乾隆继位后，认为这个办法好，遵奉实行，于元年（公元1736年）七月，也就是即位不到一年时，就预书皇二子之名，藏于“正大光明”匾后。
不过，后来皇二子早死，乾隆又密立皇十五子，是为仁宗。
后来嘉庆、道光也都相继用这个方法立嗣，咸丰只有同泊一子，故无须用秘密立储法，同治、光绪都没有儿子，无从采用这个办法了。
从乾、嘉、道、咸诸君的嗣承来看，秘密立储法是成功的，自雍正以后，历史上不只一次出现的争夺储位的斗争就基本绝迹了。这不得不使人再次回忆并赞美雍正的用心周详了！
这个方法不是雍正的最初发明。
早在唐朝时期，波斯人就在实行了。
据《旧唐书？波斯传》记载：其乏韧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于共发封而视之，本所书名者为主焉。”
就是说，国王一即位，就把接班人定下来，但是不公开宣布，连接班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名单封藏在一个盒于里，谁也不能打开，要等到国王去世，才由众王子们和大臣一起打开来看，按上面所写的，来拥戴新国王。
这个方法和雍正的一模一样。
雍正建储不知是学习古波斯人，还是他的创造。
总而言之，雍正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的立伟方法。
雍正于乾清官密诏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放在圆明园内。
保留两封诏书分头放置，则雍正对立储的高度谨慎于此可见。
八年九月，雍正生了一场重病，自觉寿命不长，于是将圆明园诏书之事，秘密告诉张廷玉、鄂尔泰两人。雍正叉于十年正月向？尔泰、张廷玉作了说明，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及至雍正死在圆明园，弘历以尽孝子之分，惟事哀号张廷玉、鄂尔泰这时向允椽、允礼等人说：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应急请出；诸人同意，但总管太监说不知圆明园有此密旨，所以不知藏于何处。
张廷玉说：“大行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
于是据之取出，这便是传位于弘历密旨，由张廷玉就灯下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随即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
以上见诸张廷玉的记戴，情节应当没有失真的地方。
《清高宗实录》则说，雍正子时死，弘历于寅刻到了大内（即今故宫），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在元年时所封的诏书，等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五等人到齐以后，才正式启封，宣布嗣君的名字。
《清高宗实录》不讲圆明园诏书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在皇宫里宣读遗诏更郑重、更合法，因而才这样来记载二十四日，弘历说，他在雍正八年六月亲奉乃父谕旨，谓“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学土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谕，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命将此意书入遗诏之内。
同时写在雍正遗诏里的还有雍正对允禄、允礼的评价：
“庄亲王心地纯良，和平谨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不至于错误。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具优，实国家有用之才。”
这样，以两位皇权和满汉大臣代表的鄂、张四人组成的总理事务王大臣辅佐弘历，保证雍正继嗣统治的稳定。
整个接班过程风平浪静，毫无差迟。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十分成功！这一制度的创立，避免了雍正以前清朝历史不只一次出现的争夺储位的斗争，减少了政治混乱，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是雍正睿智的创举。
权力是带磁性的，它可以吸引许多目光和欲望。有些人只要一拿到权力，便喜滋滋地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而第二天以另外一种面孔出现。雍正虽不是玉皇，但他手中有和玉皇一样的权力，他的掌权秘笈始终在他的密码箱中，这需要那些勇于进取的开拓者，才能掌握打开他的密码箱的钥匙：
智经68勤学多问，日增日进
“以学养生，勤学多问，万不可自恃，不读书不知错也。”
——雍正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尽人皆知的格言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哲理，一个人要想有所学问只有勤奋学习，雍正一生朝乾夕惕，励精图治，把—个雍正王朝治理得井井有头，其中所包含的学问来自于雍正，从小良好的教育，和自己勤奋的学问！所以雍正一上台就大力提倡孔子的儒家思想“学而知之”、“学而优则仕”，使人们养成一股勒学儒家文化的良好风气。
《庄子·天地》篇中有则记述：尧帝治理天下，就把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把帝位传给了舜，舜又传给了禹，那个伯成子高辞去丁储侯的地位去当农民，垦荒种田。禹帝去找伯成子高，见他在田野里耕做，禹帝就在下风站着问他：“昔尧治大下，你却当诸侯，尧授于舜，舜又授于我，而你却辞去了诸侯之位来这里耕田种地，这是为什么呢？”伯成子高说：“过去尧泊天下，不赏赐而亿民归顺，不罚处而人民都畏惧。今你实行赏罚而人民并不仁义，道德从此衰落了，刑罚自此建立了，后世之乱也将从此开始产生，请你赶快回去吧，不要耽误我的事。”伯成子高就去耕做，不管禹了。
雍正十分崇尚尧舜之世，将之作为自己的理想之国，然而尧舜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雍正始终处在繁复无止的社会矛盾中，杀罚并用，怎么会做得到呢？雍正尊崇孔子，及至不惜帝王身份去跪拜从未做过的孔子，但他却会巧言令色、足恭，孔子一定会认为他是可耻的吧？雍正对隆科多、年羹尧等人就是前恭而后踞，先是将怨恨藏在心里，外表却很友好，后来又赐死的赐死，囚禁的囚禁，这也与圣贤差之千里。如此，他却始终宣传孔子的仁德，用孔子的思想去教人律己。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复礼无望，但他有一个传世的法宝，在变中前行，在变中生存，在变中治国，这就是将普遍的真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一切为了实用，不纯粹的教条。
雍正十年，雍正敕谕负责科举事务的礼部官员说：“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盛也。”意思是说，科举要以“四书”作为试题采取士，这就是要观察士于的实学，要士子们以“四拓”上礼来称颂国家的繁荣昌盛。
雍正似乎总是要臣于们维护国家，称颂，却忽略了“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民众的。《论语》有“子贡问政”篇，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篇记录用现代话来说是：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说：“粮食充足，军备亢足，老百姓对国家就会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其中的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再去掉一项，那么在其余的两项中先去掉哪—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要死，但如果国家失信于老百姓，国家还能成其为目寡吗？（在这样的国家里，老百姓还活着干什么呢）？”
孔子以民为国家的根本。
《孟子？粱惠王上》中也有类似的记述：齐宣王问曰：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上以，则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用白语文来复述，即：齐宣王问孟子：“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称霸于渚侯的事，可以给我谈谈吗？”孟子答道：
孔子的学生，没有说齐桓、晋文这两个人称霸的事的，所以，后世也没有传下来，臣也没有听说过。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谈谈治天下之道吧？”齐宜王问：“具备什么样的道德，才可以为天下之王呢？”孟子回答说：为保养人民而为王。这样的王是任谁也不能够抵抗的。”
在这里，孟子电是以民为根本的。此外，孟子还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以民为本的名言。
宋代大儒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考生们做题，是—朱熹的注释为标准的。雍正重“四书”文，要求土子按照朱注观点发表议论，表明了他的标准之高。雍正朝中期，沈近思上疏说：“近来土子惟知习学时文（即四书），以为梯荣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沈近思说人们把四书当作做官的工具，并不关心国计民生。
其实，他哪里知道雍正的心思呀！
他之所以要提倡“四书”文，实际上是要圩，养忠实于自己的朝臣，以彻底改变朝臣中允？党的比率，将他们换掉，从而站出齐刷刷地一片自己的官员队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