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清醒认识自我，能站在现实角度考虑问题，是成文事者一根本，雍正所言，“在傲与不傲之间，可以获得成功人生的密码。”
想使天下安宁，不得不拿出一些具体办法去处理民族间的关系。
反清复明思想，自满人人关后，就在一部分汉人中流行着，故而朱三太子事件不断出现。
崇祯有七个儿子，第二、五、六、，七四子都殇逝，长子朱慈烛立为皇太子，三于朱慈炯为周皇后所生，封为定王，四子慈？生母为田贵妃，受封永王。李自成进北京，获朱兹？，封之为宋王，得朱兹炯，封为宅安公，朱慈？下落不明。李自成退出北京，朱慈煌和朱慈炯兄弟也不知存亡去向，可是不久有人自称是故太子朱慧娘投奔南京福王政权，因真伪英辨，被朱由崧囚禁。据《明史）记载，该人为明驸马都尉王船之孙王之明，后清军至南京，乃投降清朝。至此，祟桢的长子已不为人所注意，他的遗胤最尊贵的就是第三子朱慈炯了。因为此人不知所终，汉人正好利用他的名号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京城有人称朱三太子，记载说叫杨起隆，他草创政权，建年号广德，封了大学土、军师、总督、提督、齐肩王、扩驾指挥、黄门官等官，联系郑成功部下降清将领，准备在首都起兵，被人告发，“朱三太子”逃亡，其妻马氏及齐肩等被捕。此后，有人诈称杨起隆，也即诈称朱三太子，在陕西造反，被抚远大将军图海拿获，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解至北京遇害。与杨起隆活动的同时，察寅在福建称“朱三太子”，组织敷万人，与在台湾的郑经联合，攻打清朝的漳州，被清朝梅澄公黄芳世打败。有个明朝后裔叫朱兹焕，赘于浙江余姚县胡家，生有六子，本人流浪四方，教书为生，化名何诚、王土元。其时，在宁波、绍兴等府，有张念—‘（张廿一、张君玉）、张念二（张廿二、张君锡）、施尔远等人从事反清活动，尊奉朱兹焕为朱三太于。康熙四十六年门707年）十一月，清军对他们围剿，他们打败官军，进入四明山中的大岚山坚守，次年初失败。在苏州，有一念和尚，也声称尊奉朱三太子（慈焕），秘密组织群众，当清军围攻张念一时，他们竖起大明旗号、头裹红布，抢劫太仓州典铺，声言攻打州仓库，当即被州官镇压。江南、浙江两案发生后，康熙遣侍郎穆丹到杭州审查，张念一、张念二、朱慈焕、一念和尚先后在苏州、山东、吴江等地被逮捕。康熙以来三父子为首恶，将他们杀害。又据吴振？记载，江南有金和尚，诈称祟桢第四子永王朱慈？是朱三太子，聚众于太湖，准备在康熙南巡时起事，活捉康熙，届时发炮不响，遂为清军破获。康熙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四十六年春天，吴振？所记，与一念和尚的活动在同时同地，但情节又有所不同，因此尚难于断定为一件事。如果金和尚就是一念和尚，则他的活动计划是较庞大的。
康熙对出现的反清复明行动严厉镇压，也做出对前朝并无恶感的姿态，他南巡到江宁，亲至朱元璋明孝陵祭奠，或派官员往祀，表示对朱元璋的敬意。他保护明十三腔，派皇子巡查、扫祭，以此笼络汉人，希望消弭反清思明悄绪；雍正深知关于“朱三太子”的活动及其能量，特别是大岚山及一念和尚的案子，他应当是很清楚的。他也参加了查看明十三眩的活动。也就是说对反清复明他不仅知道，而要采取对策。
在继位之初，雍正皇帝就立明太祖的后裔为一等侯，准其世袭，承担明朝诸陵的祭祀，这自然是笼络汉人，驾驭汉人的一个手段。雍正皇帝的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亡有很多先例，如周武王灭商，就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旧都，通过他安抚殷人。三国时魏灭蜀，封后主为安乐公。先例太多，中外古今都有，不多叙说。但无沦如何，这不矢为一种治国安内的智谋。不患步人后尘，就怕想不到，而且想到了又做不到。雍正想到且能做到，此即明智之君。
雍正元年九月，雍正说他发现了康熙未发的谕旨：称赞朱元璋统一华夏，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因此，雍正遂命人访求明太祖后裔，以便奉明朝梗祀。
次年，找出了正白旗籍的朱元璋后裔正定知府朱之琏，封为一等侯，准其后人世袭，承担明朝诸陵的祭祀。确切地说，朱之琏的先入朱文元，是明宗室代简王后人，在松上战役中被俘，人了八旗，是早已满化了的汉人。诚然雍正这样目的在于利用这类的旗人来障人耳目，笼络人心，迷惑汉人，即以朱之琏为招牌，宣传不仇视明朝，不歧视汉人之意。
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为让民族精神的宝刀永不生锈，康熙皇帝组织演武、秋季会操、围猎；正是由于这一点，雍正也辗转反侧，睡不好觉。寻找济世之方，以防满人被汉族文化中的强大的惰性所吞食。因为满族人精神中锐利的锋刃，—旦失去光泽，就会动摇统治的基础和动力。
雍正在对外，也就是对满洲之外的事务的处理亡，总是显得智谋广大，但对满洲之内的事务上，往往也没有更好的新鲜的方法去治理。恰恰相反，满洲的文化中既有远远落后的一面，又有纯真简朴的一面；而在另一方面，汉族文化既有优秀的因素，又有着强大的顽固的甚至是可怕的消弥人斗志的惰性，尤其是其中的享乐和腐化是令满族统治者望而生畏的，它尽可以使靠枪矛夺取政权的满人缴械，起到战场不能起到的作用。因此，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遇到这种情形是很无知的。而雍正的思想又很顽固，总想着把满族一些传统保留下来，用心计巩固满洲的地位，就做了一些发自情感但像元朝皇帝那样于世无补的事来。雍正即位不久，召见八旗大臣，宣称：“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既然是根本，那就一定要牢固，为此雍正根据满洲现存的一些问题，逐一解决，限诸臣于三年内“将一切废驰陋习悉行整饬，其各实心任事，训练骑射，整齐器械，教以生理，有顽劣者，即惩之以法”。也就是说，雍正皇帝想把满人人关逐渐退化皮驰的民族尚武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所谓的“骑射”并不是根本，是本已过时的东西，康熙年间在征噶匀丹时就已使用了发射子弹的火枪，这一点雍正皇帝自然是知道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是生存的支点，这才是量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器械和武功方面，而在于吃苦耐劳、有高度的组织和纪律，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不事豪奢、崇尚简朴，这样——些满族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然而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满洲旗人不仅军事训练在较长和平时期之后逐渐废驰，而且旗人沾染了追求享乐。游手好闲的浮靡之气，这是最糟糕的。雍正在没当皇帝时就知道，八旗训练不过是虚应故事，每至校射期，管旗大臣不过是到校场饮茶，闲谈一阵子就散伙了。有人担任领侍卫内大臣三年，竟没有看过一次侍卫练骑射。军械损坏，官员也不修理，却把修理费、添置费挪做私用。政府虽有定期检验制度，但到时侯各旗互相挪用器械，以应付检验，欺骗过关。
这整个儿是一派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景啊！雍正皇帝为此生气是很自然的。
面对这种情况，他的心中掠过一种隐隐的焦虑。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说先帝没有怪罪，他本人“则不能宽恕”，一定要进行整顿。他立限一年，要将器械修整完备，届时逐旗检验，每检验一旗，即行封存，防止掷移租借它旗器械的积弊。
在军事上，雍正确立检查制度和军训及阅岳制度，并增设许多将军，都统等。
雍正进行这样的整军，加强训练，扩大防区，虽然多是表面文章，对于巩固国家的统治，以及以后对外用兵却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雍正说：“省省绋有驻防满兵，方为全美。”他的这个全美，就是对内可以镇压反清恶势力，对外又可以耀武扬威，镇慑外夷，虽然对巩固满洲根本无大用，却也对维护整个中国的统—效应非浅。充分显示雍正的善于应变，灵活多谋。
真正巩固满洲根本的事，是雍正致力于防止满人的汉化，这可能说是最能体现他的基本思想的较为明确的亮点。
汉人、汉文、汉语是世界上最具同化力的三大同化剂。从大量旗人酗酒、斗鸡、玩蟋蟀、玩鹌鹑的种种陋习来看，雍正要防止满人汉化，其实并非是杞人忧天。语言是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因素。不要小看民族语言的作用，乃至是方言，都体现着个人和群体的精神特征。方言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认同感的最有力的依据，民族语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满族和汉族的相貌征特并不明显，语言的统一意味着民族的基本同化，所以雍正皇帝才特别地强调本民族语言的保留和使用。
为了防止满人汉化，雍正还对满汉通婚采取了禁止的政策。自满人人关以来，满人散居全国各地，尽管驻防的旗人有固定的居住地区（即所谓满城），但旗人总是和汉人杂处，往来增多，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满汉通婚的事。为此，雍正曾对将赴福州的将军蔡良说：“驻防兵丁均系旗人，竟有与汉人联姻者。”要蔡良到任后严行禁绝。蔡良到福州后，查明旗人娶汉人为妻的二百一十四人，嫁给汉人的二人。对这一数字雍正表示不信，说不会就这些人，不过木已成舟，只好对此既往不咎，“将来者当加严禁”。
从雍正叫八旗人学满文、说清话、禁止满汉通婚的这些事来说，反映出他的思想顽固的一面。清朝统治中国，其国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汉民，作为一个皇帝，本来就已经汉化，而且汉化是必然趋向，不然怎么统治这个国家呢？雍正要旗人倒退回去学习满文、满语，不能算是聪明的做法。
汉族虽然在当时是受满族的统治，但汉族的文明却不受统治，任何一个统治者统治汉族，只能是形式上的，其真正统治汉族的是汉文、汉语及汉族的道德观念。雍正皇帝是很了解这些的。但之所以他极力保持满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禁止满汉通婚，防止满入的汉化目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害怕失去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智谋体现了一个人的基本修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能识大局的心理是雍正以力取胜，以智取胜之根本，他靠智谋扫荡险恶，靠智谋赢得天下，所以智慧是人生之宝：能识大局明事理的人更是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