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上市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多元化经营现象开始受到理论界的注意。严格来说，对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问题的规范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但部分由于可获取数据的限制，截至目前，采用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章屈指可数，并且这些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早期国外企业多元化研究范式，侧重于对“多元化和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3.2.1 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
多元化研究领域充斥着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远较理论研究为多。为什么多元化的研究侧重于实证检验呢？这里首先涉及经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问题、什么学科，研究的过程基本都是先提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证明。对于非自然科学而言，实验证明自然很难完全在实验室里进行。因而它可以是案例分析（如同本书所做的那样），但更好的方法是通过大量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故而一般是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因为案例分析很可能只具有个别意义而不具有普适性。所谓计量检验，其实是根据统计学原理，对两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拟合，从而发现或证实两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计量经济学并不是单纯的数学。一般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管理问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着手，比如建立理论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求数值解等。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数学决非一码事；它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计量经济学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经验表明，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计量经济学和实证研究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各自并非是充分条件。计量经济学实质是三者的有机结合。
其次，多元化领域之所以以实证研究为主导，是因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众多的理论需要经过事实的检验。到90年代，多元化领域的研究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如果没有足够的实证结果支撑，多元化理论就几乎不知道向何方发展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确实很难说粤商们的多元化选择是因为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知识欠缺的缘故，因为学界当时也实在搞不清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检验多元化与企业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如果多元化能够带来企业绩效的上升，企业多元化的动机就容易找到了。这方面的研究为数众多，可详见穆勒（1987）的综述。但是，研究结果出乎当时大部分人的预料，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多元化导致企业绩效降低并非粤商和中国企业家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共同的现象。
中国学者很快也注意到多元化理论的欠缺十分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选择，并逐渐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扩大样本的数量以保证研究的效力，这些实证研究一般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而很难以地区性的公司（比如粤商企业）为样本。因为样本不足会使得实证研究的准确性大幅下降。但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规律的研究结论同样适合粤商企业。
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刘力（1997）在国内比较早地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他采用了21家纺织行业企业与29家电器行业企业1994年和1995年的截面数据作为样本，以其他业务利润和主营业务利润的比值作为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度量指标，以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度量指标。研究认为在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和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以及资产负债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另外，他还简略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因。他把中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特有动因归为四类：第一，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职工具有比较强烈的追求国有企业生存的稳定性动机；第二，探索新的经营方向；第三，安置职工家属及富余职工；第四，服从上级安排，接收困难企业。刘力（1997）对中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因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定特点。但是他对多元化动因的研究中，忽略了我国国有企业特有的激励机制对经理人进行多元化战略的激励作用。
与刘力（1997）的研究类似，李玲、赵瑜纲（1998）采用中国所有上市公司1993~1997年的截面数据作为样本，以主营业务利润和利润总额的比值作为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度量指标，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TobinsQ）值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度量指标，比较详尽的考察了中国土市公司多元化的总体状况，对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动机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检验了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1994年、1995年和1997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即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多元化程度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低。而1997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多元化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企业能够通过多元化经营获得银行资金的支持，并且1997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与企业托宾Q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另外，他们通过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比较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强弱是影响公司进行多元化经营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3.2.2 TobinsQ值的运用与研究的进展
李玲和赵瑜纲（1998）是国内最早使用TobinsQ指标研究多元化问题的学者。TobinsQ值是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于1969年提出的。TobinsQ值是公司市场价值对其资产重置成本的比率，反映的是一个企业两种不同价值估计的比值。分子上的价值是金融市场上所说的公司值多少钱，也就是所谓的市场价值。分母中的价值是企业的“基本价值”——重置成本。公司的金融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股票的市值和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重置成本是指今天要用多少钱才能买下所有上市公司的资产，也就是指如果我们不得不从零开始再来一遍，创建该公司需要花费多少钱。
用数学表达的TobinsQ计算公式为：
Q比率=公司的市场价值/资产重置成本
托宾当年创建这一指标，其本意是想发现货币政策与投资支出的联系。货币政策如何与投资支出联系起来呢？首先，假设市场上货币供给很多，势必会增加股票资产的需求。其次，只要股票资产与投资支出间的联系能够建立起来，货币政策与投资支出也就联系起来了。托宾的Q理论提供了一种有关股票价格和投资支出相互关联的理论。如果Q值高，那么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资本的重置成本，购买新厂房设备的资本要低于企业的市场价值。这种情况下，公司可发行较少的股票而买到较多的投资品，投资支出便会增加。如果Q低，即公司市场价值低于资本的重置成本，厂商将不会购买新的投资品。如果公司想获得资本，它将购买其他较便宜的企业而获得旧的资本品，这样投资支出将会降低。当Q>；1时，购买新生产的资本产品更有利，这会增加投资的需求；当Q<；1时，购买现成的资本产品比新生成的资本产品更便宜，这样就会减少资本需求。因而，如果希望货币政策发挥作用，Q值必须大于1.
很快金融经济学家们发现可以用TobinsQ值更好地度量企业的价值。在它出现之前，人们通常用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比率指标来度量企业相对价值的高低。这些指标最大的弊端在于：它们度量出来的企业价值往往是企业当年或者几年的盈利能力，但企业盈利水平是不稳定的，因而这类方法就欠准确性，同时也无法度量市场上人们对企业的认可程度，因为企业价值是需要市场认可的，如果市场不认可企业也就失去了价值。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市场对某个企业的认可度也是相对稳定的。
TobinsQ值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如果将公司价值表示为权益价值与负债价值之和，就可以用这一数值除以资产重置成本计算Q值。在实践中，由于流动负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有限，通常用一个替代的方法计算Q值：即用股东权益市值与长期负债市值之和除以资产重置成本，其中长期负债市值是公司债券的市场价值，资产重置成本应为资产在全新情况下的市场价值减去已使用年限的累计折旧。鉴于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小、品种少且流动性差，债务的市场价值难以确定，而且公司财务报表没有提供资产重置成本的数据，所以一般我国学者在实证计算TobinsQ值时，经常的做法是运用钟和普鲁伊特（Chung和Pruitt，1994）的变通方法。
其中，MV=流通股市值 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 负债账面值；BV=资产账面值；BD是公司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账面值；CL是流动负债账面值。1994年，郎咸平和斯图尔兹率先使用TobinsQ值度量公司价值，进而研究其与多元化战略间的关系。他们深刻地批评了使用会计方法度量业绩时出现的问题，指出除了结果不稳定之外，这一方法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简单地用多元化公司与非多元化公司进行比较，这一业绩比较基准存在问题；比如，多元化公司一般都是大公司，由于存在规模效应，其会计收益会低于小规模的非多元化公司。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元化公司的价值下降，因为低收益的大规模公司可能经营更加稳健。也就是说，多元化公司与非多元化公司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非多元化公司收益高可能是市场对这类公司的风险补偿。第二是会计业绩为时期指标，而多元化是时点决策。即使多元化能够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但可能由于多元化后企业碰上技术、组织效率、市场等方面的不利变化，使得多元化后企业的业绩可能出现下降，于是计量检验就会出现多元化与企业业绩呈负相关关系的结果。郎咸平和斯图尔兹指出，用TobinsQ值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避免上述两方面问题。因为，TobinsQ值本身就已反映市场考虑了风险后对公司价值的评价，而且这一评价和多元化选择本身是时点对应的（即市场对公司多元化后其价值的即时评价），故不会因时期和时点不对应产生错误的结论。
尽管刘力（1997）和李玲、赵瑜纲（1998）比较早的对中国企业的多元化问题进行了非常宝贵的探索，但是由于可获取数据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指标选取质量，他们对中国企业多元化动机以及多元化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探索是非常粗略的。比如，他们的研究都以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企业多元化的度量基础。无论是刘力（1997）所采用的以其他业务利润和主营业务利润的比值指标，还是李玲、赵瑜纲（1998）所采用的主营业务利润和利润总额的比值指标，它们都只是体现了企业多元化经营实际状况的极小一部分。正如李玲、赵瑜纲（1998）所指出的，以主营业务利润为基础的企业多元化指标存在以下三个主要的弊端。首先，它的暗含假定是在企业的非主营业务中（非主营业务收入既包括其他业务利润，也包括诸如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等其他项），除其他业务收入外的其他项都可以忽略不计。对上市公司来说，这个假定过于严格。事实上，我们知道，对于为数不少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收益及补贴收入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其次，以主营业务利润为基础的企业多元化指标忽略了企业主营业务本身的多元化问题，而从本质意义上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本身的多元化才是真正的、根本的多元化经营。最后，与收入指标不同，作为利润指标，这种多元化度量指标只能用来反映企业多元化经营状况，而无法真正度量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
另外，运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数值计算TobinsQ值也存在着问题。因为TobinsQ值要求市场能够准确了解公司信息，即市场是有效的，所有信息都能准确反映到公司股票价格中。但是，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一个由无效市场发展到有效市场的过程。早期证券市场处于无效状态，而后有效性逐步提升。因而，在早期的中国证券市场上运用TobinsQ值是存在问题的。
朱江（1999）和苏冬蔚（2004）采用了更稳健的方法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朱江（1999）以1997年分行业公布了主营业务收入有效信息的14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他采用收入的赫芬达尔（Herfindahl）指数作为企业多元化的度量指标，这比起之前的研究在多元化指标的计量上更为精确。同时，为保证业绩指标的稳健性，他采用了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毛利率以及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度量指标。朱江（1999）的研究表明，整体上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和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他还进一步研究了多元化与企业负债规模的关系，指出多元化对企业的负债水平没有明显影响。此外，与单一企业相比，多元化企业盈利指标比较集中，说明多元化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减少企业利润水平的波动。
当多元化不能为企业带来业绩的好处时，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方面就是多元化是否能为企业带来融资的便利，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多元化获得更多的资金。但朱江仅是证明了上市企业并不能通过多元化获得更多的负债，这或许是因为上市企业更偏好股权融资而不是负债融资。
苏冬蔚（2005）采用了三个指标来度量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包括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以及经营行业数。他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标准，然后根据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所披露的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整理得到的企业主营业务所涉及的行业数、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以及熵指数，同时采用三种指标计算公司价值：企业市值与账面值之比、托宾Q值以及超额价值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元化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2000年、2001年和2002年间截面数据的分析，他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显著的多元化溢价。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同时具有较高的多元化水平，并且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因此，苏冬蔚（2005）在结论中指出，上市公司产生多元化溢价的原因是经营绩效好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与其他研究相比，苏冬蔚（2005）的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更全面、更具有代表性，并且所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也更为科学和严密，因此其研究结论也更具有可信性。但是，苏冬蔚（2005）的研究也存在着样本期间偏短的样本问题，且没有考虑多元化与企业成长性间的关系。因为，多元化的企业往往是成长性更强的企业。如果不把这种成长性从研究中区分出来，我们就很难说明究竟是成长性带来了多元化的战略选择，还是企业优良业绩导致了多元化战略选择。
由于学者们在研究时选择的样本不同，计量研究结果也常常会出现一些差异。姚俊、吕源和蓝海林（2004）以我国59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来分析公司多元化程度、股权结构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通过多元回归计量模型等方法，发现公司多元化程度虽然与公司的股权收益（ROE）没有显著关系，但与资产回报（ROA）指标呈显著负相关，同时也发现国有股份比例对多元化公司的业绩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而公司的负债规模与ROA指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此外，金晓斌等（2002）、傅继波和杨朝军（2005）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金晓斌等（2002）的研究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因素，诸如公司特质与其经营领域的匹配程度、竞争状况等，可能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结果，而多元化本身作为经营策略则是中性的。他们对1998~2000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多元化程度降低，企业经营绩效的平均增长为正。但是，不相关多元化与相关多元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随着不相关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会出现下降；而随着相关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却表现为正的增长。并且，他们的研究还发现，非流通股尤其是国有股的存在能够限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而导致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激励主要来自业绩增长的压力以及对高投资回报的追求。傅继波、杨朝军（2005）则以中国证券市场上实施多元化经营的综合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