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我是Peter.Wilson，英国大使馆政务参赞。
龙安志：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我想，其实你是出生在香港，在香港长大……
魏磊：1977年我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到香港。1981年，我13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到了大陆。
龙安志：你对1981年发生的事还有什么印象吗？
魏磊：那时我还很小，所以几乎所有事对我来说都是大事。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国家和我最熟悉的国家——英国相比，非常非常地不同。几乎所有事都不一样，汽车变成了自行车，统一取代了多样，复杂也变成了简单。但整体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同时也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好奇的地方。特别是坐在我父母自行车后面的几个小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龙安志：你第二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魏磊：是1999年3月。那时候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看到的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此外还有一点，这也许是我自己发生变化而已，我觉得中国人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再只是绕有兴致地看着我们，而是更愿意与我们交谈。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和很多中国人有过交流。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但是我们和许多已经开始学英文的人交谈。他们有很强烈的愿望想要了解这个世界。
龙安志：1981年，那时候邓小平同志已经复出三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魏磊：事实是，中国是世界上飞速发展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比诸如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还要快，但是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的感觉。1981年的时候，我们到中国来看望我父母的朋友，我们要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去，车子也要停得很远。在1989年的时候，到了1989年3月，就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自由进出，和任何人交谈，一切都变得容易了。…….90年代的时候，我在英国大使馆贸易部门工作，我所看到的是很多相互矛盾的事情竟然在同一时间发生。我看到中国政府和一些公司在很努力地尝试引进外商资本和投资，也在保护这些外资，但是，坦白说，在贸易方面仍然有很多困难。你应该很了解，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做生意很困难。在那个时候想要整合不同的认知观念是很棘手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有很多规定在约束你什么能做而什么不能做。对于勇敢的人来说还是有机会的，不过还是有很多局限性。有的公司在赚钱，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公司在赔钱。所以说那是个困难的时期，但是对于做生意来说，那也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
龙安志：上世纪90年代，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你看到了什么变化？你如何看待对外开放？
魏磊：我所看到的，就是政府决定迈出新的一步。到了1998年，我将要离开中国的时候，那些关于入世的协商已经开始进入尤为重要的阶段。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我离开这里，离开外交部之后，我开始为1999年担任委员会首席谈判代表的Lyon.Britain工作，就在他任期将要结束的时候，1999年，我和他一起回到中国，为谈判的最后一步进行努力。毫无疑问，那时中国有一些思想超前的官员和政治家，他们相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对于中国来说也大有益处。所以中国入世，是中国和世界的双赢。
龙安志：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发展，提出市场经济理念。他的南巡是重要转折点。2002年你回来的时候，中国入世，好像是把这一过程从国家的手中分离出来然后交到全球市场的手中，就好像没有任何过程一样。
魏磊：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我认为这个过程早已经开始发生了。实际上，在90年代中期，我的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学生们已经开始面对那样的选择。那时候已经有人认为，来自私有经济的活力已经能够媲美于公有经济了。
龙安志：在中国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你如何看待市场的作用，以及私有经济的作用？
魏磊：我一直很欣赏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和务实的态度。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在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实验，以鼓励创新。我认为，当英国公司想要在新兴领域与中国公司合作时，尤其是创新和研发这些政府鼓励的领域里，英国公司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担心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公司会更愿意来到中国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在四年间，英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联合发表了12000份研究报告。然而，更多有趣的创新是来自私有企业的。这些已经开始发生了，而且我相信，如果总体的法律框架正确的话，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龙安志：关于中英关系，80年代早期撒切尔夫人时期，两国关系很紧张。到了1997年，布莱尔上任，从而掀开两国关系新的一章。你是如何看待1997年，以及英国的转变的？还有你如何看待这30年间中英两国关系的？
魏磊：一件值得我们铭记的重要史实，就是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与邓小平会谈，是她开启了中国与英国方面协商的道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984年签订的关于香港未来的联合声明是两国政府间的一份特别协议，帮助香港在50年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前，继续稳定繁荣地发展。我认为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信任程度增强了很多。1997年之后的香港的历史确实证明了那份协议的持久力量，也确实证明了那些帮助香港成为现在这个充满活力、充满创新精神的地方的香港人民的力量。他们会从香港回归中受益，同时，香港也从向美国制造出口转变为服务导向型经济，这一经济主要服务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飞速发展，所以，香港人民也会受益于这种巨大的转变。
龙安志：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您认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改变或者改变的尖端的时刻或事件是什么？
魏磊：如果谈到过去，我认为我在1981年来到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虽然我祖父母1978年就来过中国，这当然也是件大事，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事。可我确实是在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能够来到中国的众多人中的一个。直到2007年我再次回来，我觉得让我很激动的一件事就是能够与中国谈论这个世界。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变化。与90年代我们的对话相比，今天，我们和中国的对话是关于全球各种问题的国际对话。我们与中国谈论非洲。我们与中国在伊朗问题上通过3+3的方式进行合作。我们谈论缅甸，谈论全球经济危机。15号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华盛顿峰会，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他的讲话意义更加深远。温家宝总理决定出席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与Gordon.Brown（戈登·布朗）共同讨论千禧年发展目标，以及关于中国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取得的重大发展。世界都希望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中国在整个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点是最让我激动的。
龙安志：展望未来，面临史上最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须要与欧洲国家，包括您的祖国，进行合作，一起度过金融危机。您觉得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您期待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