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凯恩斯在1925年便逝世，深知他的才华的人们就很难使不了解他的人相信他的博大精深。20年代剑桥大学的年轻一代他的学生都认为（甚至连他本人也可能这样认为）他主要是善于匠心独运，把从马歇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全部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当前的经济问题。1922年他为剑桥经济小丛书所写的序言不能看作只是追溯既往。他说：
“在亚当·斯密以前这一思想体系几乎是不存在的。从亚当·斯密到现在这个思想体系已经发扬光大了……虽然还没有臻于完善，但在精义方面已经扶微发隐，经纬俱备。现在，职业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广泛收集有关的具体资料并巧于应用经济原理进行分析；或者精辟、准确和有启发性地阐述这种方法的精义，从而使受到教导的人们中间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数有所增加。”
尤其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凡是思维上明确的东西就可以阐述清楚，凯恩斯在这方面堪称是个典范。虽然，他在20年代对目前已经过时的卡斯尔关于汇兑的购买力平价学说作了些修订，但他对决定货币价值因素的说明却显然是受益于马歇尔和费希尔。
凯恩斯由于对经济思想作出最卓越的贡献，从而享有盛誉，终于进入这方面的伟人行列；这一发展过程的具体的起点是很难确定的。如果把1925年算作起点，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却最为适宜，因为这时实际的需要和凯恩斯的注意力都开始从财政金融复兴问题转向考虑失业问题。
从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思想发展的角度看，罗伯逊于1925年所著、1926年初出版的《银行政策和物价水平》是更为重要的。这是剑桥大学为人们彻底阐明两项基本内容的第一本书，它为以后有关货币和就业理论的所有研究奠定了基础。两项基本内容是：第一，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根本区别；第二，人们以往所认为的货币现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或持有货币的欲望的变化，或现行收入的实际价值所发生的波动同储蓄过程之间的重要相互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罗伯逊写作的过程中，不仅他本人，而且凯恩斯都被迫重新考虑货币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在序言中，罗伯逊强调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合作的范围。
“我和凯恩斯先生曾多次讨论了第五第六章的内容，并且听从他的建议重写了这两章，改动之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想我们俩人都不能辨认，哪些内容是属于他的，哪些内容是属于我的。”
除了罗伯逊先生以外，在凯恩斯思想的初期发展阶段，或许要数魏克塞尔（Wicksell）的影响最大。魏克塞尔的《货币与物价》之所以能译成英文并由皇家经济学会出版，主要是凯恩斯促成的。他在《货币论》里采纳了相当多的魏克塞尔思想。以后他又抛弃了这些看法，那是因为他自觉地借助这些思想更向前发展了。除了魏克塞尔，他得力于非英语作者的地方是很少的。虽然他能阅读德文，但不熟练；有一次他说过，他从来没有以德文为工具看懂过一种新的看法。
毫无疑问，1925年已经可以看到凯恩斯某些新思想的初期萌牙，然而开花结果还需相当时日。回顾一下1926年—1928年，衡之以凯恩斯本人的标准，虽然学术活动和思想活动并不算少，学术产品是比较枯竭的。他关心恢复金本位的许多后果，例如，资本外流的禁令，全国大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解决条件谈判的失败，已经公布的通货紧缩和降低工资政策的实施等。他还注意处理垄断资本的比较一般性的问题和国家发展计划。他是自由党工业调查委员会的积极成员。1928年发表的自由党工业调查报告《英国工业的前途》，其中有几章主要由凯恩斯执笔。这个时期的一些其他著作，表明他试图使自由党从传统的自由倾向转向居于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条件的个人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
从1927年起凯恩斯已从事《货币论》的写作，至1930年出版，这里面的思想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自1926年始，每年秋季的那个学期，凯恩斯总是开“货币理论”课，分八次讲授，年复一年，这门课的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地发展。一直到1927-1928年，他的理论结构主要还是货币流通速度型的，不过加进了一些他个人的重要改进设计。《货币论》的最后定稿同较早的原稿相比，也没有多大改动；第五卷讨论货币的流通速度时，对储蓄存款和库存现金曾加以区别，对个人收入的存款和工商业的存款也加以区分，所有这些大体上都和1927-1929年课堂所讲授的相似。《货币论》的基本方程，首次是在1928-1929年课堂讲授时出现的。这些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和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接触最多的剑桥大学师生，对于这些也还是似懂非懂。
1927-1930年间，凯恩斯的思想在外界和学术界的影响下，继续向前发展。他在自由党所办的暑期学校里非常活跃，他和其他一些人企图利用这个场所灌输新的思想。1928年他在《标准晚报》发表了增加就业和促进繁荣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1929年大选期间，也就是现在公认的战后最繁荣的那一年，凯恩斯为自由党起草消灭失业的计划，并且和休伯特·亨德森合写了一本小册子《劳埃德·乔治能胜任么？》。这并非仅仅是应时之作，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第一次分析了社会对安置就业所付出的代价，他在这里所用的分析方法后来又得到了发展和改进。当时的保守党政府发表了一项白皮书，诋毁自由党的计划，这就使得凯恩斯立即参与论战，强烈抗议。他认为这是政府在政治上滥用职权，并对财政部备忘录的论点，逐一驳斥。
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初的头几个星期，有两项任务落在凯恩斯的身上，对他以后的思想都有重大影响。1929年11月他被委任为麦克米伦财政和工业委员会的委员，1930年1月又被任命为新设置的经济顾问会议的委员。有一段时期，凯恩斯为麦克米伦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付出了很大精力。他正在发展中的理论思想影响了这个委员会，同时也受到委员会工作的反影响。尤其是，正是在这个委员会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货币工资应该降低多少才能刺激就业，迫使他首先注意到其中的现实意义。在麦克米伦委员会报告的证词里凯恩斯的意见，特别是当庇古教授与罗伯逊出席作证时他和他们所交换的意见，几乎是这个时期凯恩斯思想日趋完善的公开记录。在委员会未发表的文件里，据信有凯恩斯向同仁阐明自己看法的会议记录，虽然里面的主要论点都在以后出版的《货币论》中公开发表了，然而由于变相问题，他在若干问题上解释得更为详尽。这对于经济思想发展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经济顾问委员会也为凯恩斯不断发展中的思想提供了阐述和实际应用的讲坛。1930年下半年经济顾问委员会敦请他以该会委员身份，对当前英国和世界绝大部分所感受的严重经济萧条，发表参考意见。虽然他提出过报告书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其中的主要内容在当时也流传甚广，但始终没有公开发表过。
《货币论》序言的日期是1930年9月14日，因此不容易把凯恩斯1929年政论文章和这本著作联系起来。《货币论》大部分是于大选前完成的，以后的改动并不算多。尽管序言日期较晚，实际上《货币论》是他早期迅速发展的思想的代表作。
《货币论》比凯恩斯的任何早期著作，确实更难以估价。其中有许多具有永久性价值的内容，尤其是第二卷关于物价指数的精辟论述，它重新订正了1909年最初的著述。关于货币政策应用的大部分论点，也并没有由于以后分析思想细节的改变而有所更动。但是，《货币论》的基本方程属于凯恩斯思想的形成阶段。这本书应永远为人们所注意，因为从凯恩斯公开发表的著作看，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但凯恩斯正如其他流通速率理论的创造者一样，主要考虑到的仍是使物价升降的因素。《货币论》的基本方程是属于货币理论的，后来凯恩斯才把经济思想史上长期流行的就业理论和货币理论的界线打破。当然也应承认，《货币论》问世前，已经有人，特别是在接触到经济危机时，感到这种两分法的局限性。罗伯逊在早期的著作中，以及魏克塞尔，都曾强调过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的存在，当时的凯恩斯把投资和物价的关系问题看得过于直截了当，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他认为投资的变化可直接反映到物价上面；如果严格地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察，必须假定生产量是固定的而不是变化的，才能符合他的某些结论。
《货币论》问世之时，恰好就是剑桥大学杰出的年轻一代出现之日，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卡恩（R．F．Kahn）刚刚是皇家学院的研究员，米德还没有回牛津大学，正在特灵尼蒂学院作为期一年的进修研究，他们和斯拉法（P．Sraffa）、吉福德（C．H．P．Gifford）、普伦普特里（A．F．W．Plumptre）塔希斯（L．Tarshis）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还有其他一些人，共同组成一个团体，每周讨论一次《货币论》，然后由卡恩向凯恩斯详细汇报讨论结果。这个团体很快就掌握了若干有关就业，生产水平含蓄的假设形式的重要性，数星期后，凯恩斯不仅看到了他们和剑桥大学校内外一些人所提出的批评的力量，并且还赶在其前面调整了他对就业变动幅度的看法。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庇古教授在《民族周报》发表的书评里已经暗示过），即：倘若储蓄超过投资，平衡业已重新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的出路何在？这只有在储蓄和投资被认为是处于强制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这个时期是凯恩斯一生中伟大性格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时期。他刚刚完成了可以说当之无愧的一部杰作。若是别的作者，除非压力过大，无法抵挡，总想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地位，并利用自己的权威和声望，坚持到底。但凯恩斯却毫不犹豫，他以最大的热情和其他的人一道，共同追求真理，对待自己的巨著，像是对待死敌的著作一样毫不留情。
《货币论》出版后的几年当中，凯恩斯仍然照常每年讲几次课，一般是在5月以后。他的看法每年都有所改进，他的课规定是为本科3年级开设的，然而听课的人却包括了全部研究生和至少全体教师的一半，另外还有从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来的一两位访问教授。偶尔还有从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或其他地方来的一些探子（或许用现代的术语，可称之为“第五纵队队员”？）也来听课。年复一年，《通论》的主要论点便逐渐形成了。因此，对1936年《通论》的出版，至少是剑桥大学的人们并不感到意外。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使得剑桥大学以外的世界，都大为震惊，而凯恩斯的初衷正是希望如此。巧于立论的普通著作并不能满足他的目标，因为人们会只接受合乎自己的口味的论点，而把其他论点加以抛弃。正如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所说的，他坚信“如果正统经济学谬误的话，其错处绝不是存在于上层结构，因为正统经济学的上层结构立论严谨，逻辑性很强，而是由于前提含混并且不具有普遍性”。凯恩斯认为，他必须迫使经济学界的同行们对于正统经济学作出抉择：或是全部接受，或是全盘否定。如果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正统经济学所作的经济制度自动调节的基本假设便是谬误的。凯恩斯故意夸大差异，强调分歧，其目的就是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正视这些问题。
这意味着要在言论上触犯一些他曾经景仰过的人，其中也包括马歇尔。同时也意味着此后的讨论颇具有宗教上的信仰复兴运动气氛，会晤时要问一声：“同道！你得救了么？”凯恩斯认为，扬弃经济体系最终会自动调节这种陈旧的自由主义信仰，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意识斗争。那些首先皈依凯恩斯的人们，似乎不只是心地纯洁，同时更要头脑简单。至于未曾得救的人们，除了某些蒙昧者外，还有一些是忠于自己的知识，不肯于未经透彻考究以前，接受与自己往昔所学完全背道而驰的结论；此外，还有一些则认为《通论》华而不实，甚而颠倒黑白，《通论》可能要推翻在他们本人以及别人先前的看法上仍然认为正确和重要的东西。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剑桥大学或英国甚至全世的经济学家都在调整他们的思想，以适应凯恩斯提出来的新论点，这一心理上的转变和递嬗的过程是非常显著的。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凯恩斯，有些人甚至走在他的前面，还有些人却半信半疑，只接受一部分。
尽管来剑桥大学进修的外地研究生彼此转辗相告，都知道凯恩斯并不以《货币论》为满足，还要继续向前发展，然而在剑桥大学以外的人们看来，由凯恩斯倡导并以凯恩斯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货币、就业理论一定是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产物。剑桥大学的人们都知道，整个过程是颇具连续性的，《货币论》和《通论》倒像是拍摄运动员连续动作的记录影片，而不是表现各个分解动作的、仔细摆好姿势的单独照片。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凯恩斯已经又向前迈进了，正如他为欧文·费希尔纪念文集所写的《货币经验的教训》一文所表示的，他准备接受英、美或其他各地作者的新创见或对他理论作出的修正。战争的爆发和以后凯恩斯的逝世，似乎使得他的理论竟然成为第一部永恒的经典，不能批评、改变或发展；倘使那样，实在是很不幸的，和凯恩斯自己探求学术真理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用凯恩斯本人深恶痛绝的做法来为他的学说树碑立传，这并非一种明智之举。
凯恩斯伟大的地方和其他大多数伟大的经济学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以及马歇尔以后，这一代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学术思想方面积累了一套宏伟的技术性资料；虽然还不够完整全面，但主要的他们是方法的创造者，每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和人们日常应用的某些分析方法有联系。只是在狭义上，凯恩斯才象马歇尔那样是分析方法的创造者。实际上，在《货币论》出版以前，凯恩斯还不是分析方法的创造者，他在分析方法上的主要贡献，是在《通论》出版以后。其中“储蓄与投资”的全部关系可以视作分析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思考就业不足问题时就是应用这个分析方法。许多并不完全同意凯恩斯观点的人例如，关于利率决定问题即便在细节的具体发挥上并不完全同意《通论》里凯恩斯的说法，也还是同意“储蓄与投资”总的分析方法。就是以这个分析方法而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也是很不容易确定的。凯恩斯本人承认有许多先驱者，他在谈到自己的思想发展情况时，特别提出罗伯逊教授早年对他的重要影响，同时还谈到了瑞典经济学家给予他的启发。凯恩斯的大力鼓吹，大大地加速了人们把他的理论当作正统经济学的日程。
如果人们翻阅《通论》中凯恩斯比较真正富有创见和完全属于自己劳动成果的那些部分，例如，储蓄与投资之间更确切的相互关系、利率理论等，便会感到疑问重重。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意见还远远地不能一致。关于储蓄与投资问题，今天大多数经济学者无疑会持有如下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缩减投资会使经济活动和收入逐步下降到当前投资和储蓄愿望所决定的某种水平。尽管有些人相信，这个过程必须结合人们对现金的积蓄和反积蓄概念才能解释得通，也许这些人是正确的，然而，毫无疑问，应该承认凯恩斯是看到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总结构的第一个人。
围绕凯恩斯的利息理论所引起的争论是最为激烈的。有人以为当前存在的分歧并不是实质性的，而是具体提法上的轩轾。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人们，凯恩斯基本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认为利率的决定主要是个货币现象，对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和充分就业时的投资，并不起自动联系的作用。倘若今后的经济分析可以证明二者之间还是有些长期联系，那么看起来最革命的凯恩斯思想的许多论点，可能会引起全面的争论。即使如此，现在还不能肯定：凯恩斯根据现代实际经验，不相信就短期以及就现行货币制度而论，利率可以自动调节到所需要的水平他的这种怀疑论点将被证明是不正确和不重要的。在凯恩斯的口头禅中，最为人传诵的就是“长期、长期，长到人人都死去”一语。凯恩斯自然无法耐心等着亲眼看到，在人类思维的推动下，那长期的经济学的慢慢起作用的因素，能否变得既有效而又不棘手。
人们不应该完全或主要根据凯恩斯是分析方法的创造者，而加以评价。他的伟大之处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考察。首先，凯恩斯重新把学术上的经济分析研究和行政上的具体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而当时，至少在英国，这二者是背道而驰的。40年代，由于战时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人们不觉得这二者的联系还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在30年代，问题却不是这样简单。早年的凯恩斯基本上像亚当·斯密似的是个应用经济学家，他发挥和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起码在剑桥大学他是如此教导其弟子的。
其次，凯恩斯把经济学上的分析法和统计法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在这个方面，他比英国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为突出。虽然凯恩斯并未参与计量经济学组板末节的订正，但他非常重视统计学家的成果，而且其天性总是爱从对现象计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他一直参与皇家统计学会的事务，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发起创办伦敦、剑桥经济服务社。凯恩斯的独创见解，与其说从别人的作品得到启示，还不如说是从别人的数字得到启示。他对数字有一种很奇怪的直觉，往往本能地拒绝其认为不正确的数字。他的预感和对数序的体会，有时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凯恩斯对于一切不能计量的看法，都持怀疑态度，因之，他对统计学家建筑在脆弱逻辑基础上的相关系数的大胆假设也采取保留态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凯恩斯要求自己，也要求他的学生，找出他们每个论点所依据的条件，在20年代初期的一次经济学会上，凯恩斯说过，研究古典经济学家最有兴趣的部分就是去发明他们得出结论以前含蓄的先决条件。他在以后的著作中也表明，人们在很多的场合，含蓄的先决条件比结论要多，而这种情况经常是，甚至几乎必然是不正确的。凯恩斯坚决主张，人们应该有一种“通”论，不仅在充分（或近似充分）就业情况下有效，同时也在失业情况下有效。他还认为人们必须充分了解，经济学里有些命题并不是永远起作用的，有些命题只有在以一种经济活动代替另一种经济活动的条件下才发挥作用，这是经济学研究中向前迈进的极其重要的一大步。在剑桥大学思潮当中，这一步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这正是机会成本测定法的核心部分。过去人们天真地相信，本来可以进行生产的资源闲置不用，对社会可能是最有利的。这种似是而非的怪论，实际上是错误的。
1920年以后人们常常抨击说凯恩斯前后矛盾。只要深入钻研有关凯恩斯生活背景的文献和剪报，就会发现过去25年间所谓的凯恩斯计划，以及他提出的各式各样针对不同问题的建议，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然而仔细推敲一下，就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最终目的却是共同的，其战略总目标的一致性的确是很鲜明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凯恩斯的目标有下列几项：充分就业；通过采用充分就业并行不悖的方法，达到各国国际收支平衡；为此目的，各国的汇率既要在短期内保持稳定并可以被人们所预测，又要具有长期灵活性的优点；降低利率以便实现充分就业。他在《和约的经济后果》和《货币改革论》以及后来的著述中，对上述基本目标都有详细的阐述。所谓在30年代，他才开始焦虑就业问题，是不符合事实的。凯恩斯大声疾呼要克服失业，是在1929年，而在当时人们还不像事后那样晓得那年恰是繁荣的顶峰，人们所意识到的只是大量的残余失业人口。但他在很多年以前就已在认真考虑就业问题了，只是不像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那样必须马上作出决定而已。
通过对凯恩斯的研究会表明，其在战略目标上是异乎寻常地一致，但为了达到目的在战术建议上却是十分丰富多彩。他像一个足智多谋的韬略家。善于试探敌人并发现敌人的弱点。倘若遇到反击，马上就要掩蔽起来，重新集结，在另外一点进行攻击，最后取得全面胜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以充分就业作为全国目标，其他目标岂不黯然失色么？然而现在有节制的灵活汇率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同制度，低利率政策，而且利率低得使以前的鼓吹者都有些顾虑了。
在另一种意义上，凯恩斯也是前后一致的，只是过于一致了些。他是作为自由党人进入社会的。无论从家庭出身、教养和天赋来看，他所属的阶级要求他以作为社会支柱为己任。凯恩斯不是停滞不前的自由党人，他力图阻止自由主义向后看，阻止它无条件地崇拜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不应该把狭义的市场作为最后而具有决定性的规范。凯恩斯在1932年《政治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通过经济上稳健的办法达到最终而遥远的经济上不稳健的目标。他服从理智，对各种主义、标语、情感冲动的意见，从内心里有一种厌恶的情绪。他绝不是反社会主义者，但却是反教条主义者。那些相信看一看身份证就能评价人的时髦历史学派，绝不会轻而易举地了解凯恩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里，凯恩斯确是发财致富了；然而他对于社会主义并无恐惧，他愿意在社会主义的世界或其他的社会里作个完全忠实、愉快、经济上无须操心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基金的总裁或其他职务。社会主义的目标包含着他的目标。晚年在政治上他对于自由主义仍是坚定的。没有人会晓得凯恩斯对目前国有化行动的最终意见是什么。猜想起来，他既不会完全赞同，也不会完全反对。然而在考虑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格局时，凯恩斯会很自然地按照市场、物价、贴现率、利率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条件来进行思考。每逢人们把《通论》解释为主张封闭式的民族经济体系时，或他的学生对于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利率能不能作为储蓄量和投资之间十全十美的有效环节表示怀疑时，凯恩斯对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信念同他的热情的经济主张便发生了矛盾。他从未圆满地解决这个矛盾，他把这个矛盾留给了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