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地位和责任并没有由于对德战争的结束和大选而有所变化。他曾协助金斯利·伍德爵士和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rderson）两任财政大臣。多尔顿博士（Dr Dalton）任财政大臣后仍请凯恩斯继续担任财政顾问。1945年8月对日战争骤然结束，凯恩斯又须担任使节，应付当前的紧急任务。对日战争迅速结束，原非始料所及，美国经济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历程还没有超出1944年9月代表团所估计的阶段，租借法案立即失效，这也许是完全合法和十分必要的，但使英国顿时陷入了严重困境。凯恩斯受命与他的老友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和布兰德先生（R．H．Brand）共同组成代表团，谋求贷款，以应付当前的急需。
凯恩斯从谈判伊始就深信，从道义的角度看，毫无疑问，美国应该给予英国极其慷慨的援助，不妨采用直接馈赠的方式。他从不讳言他的这种看法，事实上，从美国归来后，他自己就在上院公开谈论过。他和公众都相信，以平均负担牺牲的角度而论，英国所遭受的损失已超过应承担的份额。英国参战较早并持续始终，以船只、财产的损失而论，尤其是以债权国沦为债务国的巨大变化而论，英国所受的损失并不比其他盟国小，甚或更为惨重。凯恩斯最初十分乐观地设想，他能说服美国政府，使他们相信，提供直接馈赠不仅是慷慨行为，而且也是恢复世界贸易和繁荣的明智的实际行动。他全面地说明了这些道理，美国当局耐心而同情地听取了这些道理。情况不久就明朗化了，不妨引用凯恩斯自己在上院的发言：“单纯强调过去的贡献和牺牲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盟国包括英国自己在内，从来也没有承认平均负担牺牲的原则，因为牺牲是多方面的，如果进行比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招致不快。美国更感兴趣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因之，凯恩斯一行在美国的谈判结果，在性质上，和最初的预计便大相迳庭了。他们只获得了一笔11亿美元的贷款，年息2厘，其中约有1/7是用来抵偿积欠的租借法案款项；在利息问题上作了特殊安排，英国可以从1951年开始付息，万一那一年度英国的财政情况不佳，还允许延期一年付息。此外，大部分租借法案欠款项都一笔勾销了。从解决战债问题的长远观点来看，这也是此次谈判中几乎同样重要的收获。
凯恩斯从美国归来，深切地感到美国关于勾销租借法案积欠款的手法确是很漂亮，但英国却不太能够欣赏，因此他不得不恺切陈词，说明虽然代表团没有获得一笔预期的馈赠，因而有所失望，可是美国这一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慷慨行为”，谈判的最初估计和最后的结果相差太大，使得谈判过程十分曲折。当凯恩斯一行迅速了解到他们的最初估计不切实际，而英国官方和非官方的看法并没有随之改变以后，便再度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而说服英国反而不是轻易办得到的。批评者的意见大部分集中在贷款的附带条件上，而不是在利息和分期偿还的条件上。如果利息和偿还条件得不到优待，英国今后的困难确是值得忧虑的。最主要的附带条件是，根据布雷敦森林协定，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以后，须尽速使各国的英镑存款自由兑换。批评者认为（也许是一种误解吧），这样英国便会逐步对国际自由贸易承担义务，而这种国际自由贸易在美国关税壁垒高筑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同时，英国会被迫在别的问题上分散火力，而不能集中力量去攻下美国霍利·斯穆特（Hawley Smoot）法案的关税堡垒。
这些意见分歧，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使得凯恩斯受两面夹击。华盛顿心目中的伦敦，似乎是无视美国的现实。凯恩斯本人长期在美国孤军奋斗，也可能对英国舆论的反对倾向不那么敏感。长期的拉锯斗争在凯恩斯的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使他受尽折磨，疲惫不堪，终于几乎不起。在战争年代里，他只身周旋于他所热爱的两个国家之间，对双方进行解释，从而使英国只付出力所能及的代价而获得所急需的喘息机会，这的确是一场折磨人的疲劳斗争。正是战争年代的疲劳斗争，加速了他的逝世。
就是在归国的航行中，凯恩斯也顾不上休息。和他同行的人员于极度疲劳之后，不分昼夜，大部分时间都蒙头大睡，而对凯恩斯说，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一直在考虑下船以后等待着他的那场政治斗争，考虑在上院的辩论。他希望能充分地应付这场辩论。他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每隔几小时便悄悄地去广播室收听在英国报纸上和议会里出现的对他谈判结果的种种误解反应；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大客厅，带着更为轻蔑的神色对发言稿反复琢磨，使之犀利无比，一举揭穿攻击者的谎言。船抵南安普敦时，发言稿已经改写过多次了。他认为他的“宝剑”已经炼成，锋芒所指将使批评者张口结舌，面面相觑，从而取得一生中最大的辩论胜利。
1945年12月凯恩斯精疲力竭地回到伦敦。他发现周围的气氛是软弱无力的，但对代表团在华盛顿草拟的协议却普遍地表示反感。的确，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取得更好的成果；的确，人们已经厌战，同时也拿不准：抵制协定可能引起的可怕的经济进一步紧缩，是否在物质上是可以忍受的，或在政治上是受到欢迎的；然而，人们却莫名奇妙地认为我们在策略上失算了，对于障碍重重的未来世界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要使议会通过布雷敦森林计划和美国贷款，就决不是什么例行公事的问题。不过在下院，虽然许多后座工党议员啧有烦言，但财政大臣提出美国贷款和布雷敦森林协议法案，作为政府的政策，获得通过是不成问题的。在上院问题却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凯恩斯从“伊丽莎白皇后号”下船的那天，正值上议院开始辩论，他及时赶到贵族院，听到佩斯威克劳伦斯勋爵（Pethwick Lawrence）正为政府辩护，而西蒙勋爵（Simon）和伍尔顿勋爵（Woolton）以及另外一些人，不管反对或不反对这个法案，一律猛加抨击。凯恩斯自己不时地拦住话头，肯定财政大臣在下院的发言，并且说明美国国务院对英国的看法，并无误解。英国的立场是，帝国优惠制的削弱或取消必须结合其他国家的相应措施加以考虑，或给予补偿，而绝不会作出单方面的让步。
第二天在上院继续辩论，凯恩斯主持会议。他那精心准备的发言稿，赢得了最理想的成功，无疑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辩论胜利。凯恩斯得以全面地介绍了谈判时美国的背景，从而清楚地表明，先前的发言者所希望得到的更多成果是不可能的。他还充分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此也感到的失望。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阐明，想象中的其他谈判局面不过是海市蜃楼。这确是精彩的杰作，而且是人所公认的。除了有些人弃权外，法案以九十票对八票通过。凯恩斯不仅善于说服上院，而且也说服了全国：在目前局面下，英国不可能从谈判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虽然如此，惶恐不安的情绪仍很强烈，人们在疑虑：如果国外不肯降低关税，所有这些计划便会落空。
目前还不能对凯恩斯在美国贷款协定谈判中的功绩，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或说明其在未来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功绩远远超出当前有关问题的范围，同时任务的艰巨性也远远超过他参加过的一切谈判。将来的论者，超然于实际政治之外，当非常容易断言，是否还有其他更为可取的未曾尝试过或不曾明确的途径可循。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凯恩斯毕竟为英国赢得了经济恢复的机会。除此以外，其他细节就都无宏旨了。无疑，这就是凯恩斯最大的成就，凯恩斯本人也是作如是观的。
布雷敦森林法案通过以后，凯恩斯的兴趣才转向其他方面。人们在战前认为他会长期卧病以终，可是3年来他担负了几乎负担不了的任务。每次旅行，莉迪娅都侍在侧，他们夫妇很珍视海军部的一封道歉函件，信里说，对战时不得不请凯恩斯夫人乘坐运输舰旅行，深感不安，敬祈海涵。她服侍他并尽可能地关照他的健康，分享他的快乐，分担他的烦恼。但是她无从防止他在各次出使中无可避免的劳顿，或制止他任性地工作过度。在她面前，凯恩斯会听从医嘱，例如，上楼时每登一级便休息片刻。不在莉迪娅面前时，他便忘记了医嘱，结果付出了代价。
布雷敦森林计划还有待于最后一步的完成，不过这一步，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开幕仪式，在凯恩斯和大多数人看来，不过是例行仪式而已。凯恩斯受命代表英国担任这两个机构的总裁。他曾一度认为不必亲自参加典礼，以后经过犹豫、考虑，又决定启程前往。凯恩斯本以为这可以使他逃避几周繁忙的生活，在冬季比英国暖和的地方作短期的休假，另外还可以借机看望布雷敦森林的老友，重新欢聚一番。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萨凡纳会议在最后时刻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分歧，同时美国贷款在美国国会迟迟未能通过也使英国的处境更加困难。美国贷款在国会通过，是在凯恩斯逝世以后。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面上的分歧，似乎是在所在地问题上；实际的症结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应该是政治性的组织还是金融组织的抉择。英国代表提议纽约作为货币基金组织的所在地，但最后仍确定以政治中心华盛顿作为所在地。在这两个机构的专职董事会和代表大国的执行董事会如何划分权限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最后的决定又是强调政治权力而忽视金融权力。凯恩斯只是去参与盛会，没有料到会出现意见分歧，因而感到这次会议是他参加过的会议中最令人心力交瘁的一次。
凯恩斯自萨凡纳归来，疲惫不堪，遂迳去梯尔顿休养。1946年4月21日，星期天，正当复活节那天，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来势甚猛，几小时后他便与世长辞。
前几年，凯恩斯本人和朋友们都已料到，如果凯恩斯继续像这样操劳下去，会有这么一天，甚至很可能有这么一天，像4月21日那样，一病不起。然而他公而忘私，这就是他对战争的贡献，对祖国未来的贡献。
凯恩斯的逝世，普遍认为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他在财政部虽然没有固定的职守，但却负担着全国财政金融安危的重任。在经济学的学术领域里，他起着一呼百应的作用，多年来西方经济学者一直是跟着他的曲子跳舞的。在皇家学院和剑桥大学，他去世带来的损失也是无法补偿的。在芭蕾舞和艺术的领域里，有些奄奄一息的项目得到他不懈的支持才欣欣向荣，至于家庭的损失就更没法提了。也许有朝一日，人们会领悟到，他正如其他天之骄子一样是应该早丧的。62岁的凯恩斯，正处在才华登峰造极的时刻。他的非凡智慧仍处于最佳状态，其敏锐深入、左右逢源的处世能力，远非众人所能及。在人们的记忆中将永远留存着他那尽善尽美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