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数千年积累而形成的许多鲜明特征和优良美德，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操守，有情感，了解天下，关心百姓，高瞻远瞩，忧国忧民，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感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虽既无权无势、家境清贫，遭世俗鄙视；又文弱无力、手无寸铁，为豪强轻蔑，但就是敢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爱憎分明，铮铮傲骨，凛然正气，不怕权贵，视死如归，抨击一切假恶丑，人间正道是沧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斩钉截铁、可歌可泣的话句，在泱泱中华大地上已响彻云霄数千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读书人的楷模和典范、真正的“国家脊梁”（鲁迅语）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自强不息，去“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指士大夫阶层，这个群体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也就是崛起，正是在大汉王朝，尤其是东汉的中后期。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于古代印度的刹底帝利，某一方面又类似于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在中国，其历史悠久，商周时期是低级贵族阶层，一般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春秋时多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充当低级军官，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的参加农业生产；春秋战国之际极为活跃，一般都凭借其六艺知识，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聚徒讲学，此后逐渐发展为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荀子·强国》：“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晋书·夏侯传·抵疑》：“仆也承门户之业，受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汉武帝）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为“读书人”，当然读的还是儒书，五经之类。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如太学生）。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为增加政府的新血统，仿效战国时代“招贤”的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公元一世纪（汉光武帝），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的人数更形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一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者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声誉，那便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便使一二世纪即东汉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其归纳为五类：长时期为父母服丧；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尚侠尚义；廉洁；对恩主绝对效忠。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大家都竞争着或真或假地去做，还往往做得有声有色。后来又逐渐出现了门第、血统、家族观念，如杨震家四代出了3个宰相，袁绍家四代出了5个宰相；这种做法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于不坠，直到20世纪初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普遍影响。
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东汉中后期，汉廷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接班人，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50年代（质帝到桓帝）时，太学生已多达3万人。这些准士大夫——未来的官员们，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地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了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他们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他们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鄙夷，再加上后二者也确实做出了太多的罪恶，专横擅权，大肆搜刮，相互倾轧，搞得朝廷黑暗混乱，乌烟瘴气，行将腐朽，政权危机，民不聊生，士大夫遂注定要跟他们发生冲突了。这就是“党锢之祸”产生的根源和背景。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退归野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许多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与世无争，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当京城委人来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权阉为伍，不但不应征，并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与避居乡野或深山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的年轻气盛的青年学生。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成了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前沿。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开始对刘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局。这就引发了官僚、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顺帝之前，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尚未形成一股势力。早在和帝初年，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废嫡立庶，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勾结，虚耗国库，竭民资财；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抗议外戚宦官浊乱朝政，结果杨被罢官，愤而自杀。阳嘉二年（公元133）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禁绝宦官子弟“为吏察孝廉”。汉安元年（公元142），东汉政府派杜乔等8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专权纳贿，结党营私。他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京师。
桓、灵以后，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政治更加败坏，人民的苦难也越发深重。此外，外戚宦官专权也堵塞了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们的政治出路。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谚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有更多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派，投入反对外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但遭到报复和镇压，造成了东汉历史上两次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出现在桓帝时期。东汉自和帝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且这种斗争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公元144年顺帝死后，围绕立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首领李固、杜乔，拥立桓帝。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李固、杜乔等人的斗争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同情，一时李杜声名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被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去张让家搜出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出宫。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他们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权阉集团的嫉恨。延熹九年（公元166），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200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
第二次党锢出现在灵帝时期。建宁元年（公元168），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又不可阻遏地爆发了。灵帝刘弘即位后，因年纪尚小，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其父窦武为闻喜侯，拜大将军辅政；兄弟窦机为渭阳侯，拜侍中；窦绍为鄠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漏，此年九月初七，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胁迫太后，夺取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自杀，陈蕃等遇害。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宦官集团取得胜利。此后，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奸阉势力垄断之中。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人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熹平元年（公元172）窦太后母亲病故，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在南宫云台去世。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再次四处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次党锢持续续了十几年，被残酷镇压的人不计其数。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自己的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它既透露出东汉的宦官专权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反映了士人学生虽前途受到宦官威胁，但不畏强暴，捍卫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党锢后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一旦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平元年（公元184）下诏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党锢一案方得告结。
(第六节）“满城尽戴黄巾”
一般而言，中国的历史发展，有这么一个共同规律：每个朝代到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政权更替。东汉也不例外。到了汉灵帝刘宏时，由于皇帝昏庸无道，听信宦官，又有外戚专横、豪强聚敛，骄奢淫逸，国库钱财日益减少。为解决财政危机，以皇帝为首的腐朽政府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居然置社稷于不顾，在西园设立一个铺子，公开卖官鬻爵，只要你有钱，都可以到这里买官，还明码标价，免得混乱；如郡太守定价2000万，县令定价400万，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拆东墙补西墙，满足了一时之需，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反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向这个已然没落的王朝袭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用钱买官的人，开始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社会上流民遍地，被迫纷纷起来反抗，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起义暴动事件接连发生。
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暴乱中，黄巾大起义规模最大，对朝廷打击最重，影响最为深远。当时，没有被边境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黄河两岸，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沉重徭役和官员贪暴、地主剥削、土地兼并等重重压迫之下，引起大规模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旱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形成一系列连锁的恶性循环。而政府中宦官正跟士大夫斗争得如火如荼，哪会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为了生存，千百万农民们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军最早的领导人是巨鹿（今河北平乡）张氏三兄弟，老大叫张角（？—公元184），老二是张宝，老三为张梁。张角精通医术，平时和百姓接触较多，尤其是对穷人从不收出诊费，所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他认真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知道农民深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剥削，渴望过上一个太平的日子，便在这种形势下创立“太平道教”并自称“大贤良师”（但同时他又称弥勒佛转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宣传他的想法，还招收了一些弟子，并让他们到各地宣传，利用符水治病传教，联合更多农民，培养更多教徒，不断扩充自己势力。大约花了10年时间，张角将遍布青、徐、幽、冀、燕、荆、扬、兖、豫等全国8大州的数十万信教群众秘密组织起来，分成36方，小方六七千人，大方约一万人，每方都有自己的首领（称为“渠师”）。“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约定在甲子年（公元184）三月初五，全国各地同时起义，并打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苍天”指的是当时腐朽的东汉王朝，“黄天”当然是指太平道。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到处出现“甲子”的字样，人心振奋，公元184年成了天下穷苦百姓的殷切盼望。
